[艺术动态] 奥斯卡“应试学”：是什么让奥斯卡变得工整而乏味？

奥斯卡“应试学”：是什么让奥斯卡变得工整而乏味？

 

刚刚，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落下了帷幕。《绿皮书》获最佳影片；阿方索·卡隆凭借《罗马》夺得最佳导演，《罗马》同时也是本届最佳外语片；拉米·马雷克凭借《波西米亚狂想曲》摘得最佳男主角桂冠；奥利维娅·科尔曼凭借《宠儿》夺得最佳女主角。

《绿皮书》获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

这几项大奖，几乎与多数影迷的预测一致，可以说，这是一届相当“工整”的奥斯卡。“工整”的同时，作为世界范围内最受关注的电影类奖项，91岁的奥斯卡近些年也陷入了不断被诟病的套路化。而今年，又被不少影迷认为是奥斯卡的一个绝对的“小年”。为什么这么说？奥斯卡的“套路化”的确存在吗？又是如何存在的？

在这篇奥斯卡观察中，作者拆解了奥斯卡的“应试学”：候选的电影人如同参加一场应试大考一般，等候着奥斯卡的打分，而正因为愈来越像一场应试的颁奖，奥斯卡也难免滑向工整但乏味的窠臼。

2019年的奥斯卡，被称为小年：它没有两三部斗得难分难解、但本身却让人心悦诚服的强强对话，也没有横空出世、俾睨群雄的划时代旗舰型作品，更没有剑走偏锋、点子奇绝的诡异佳构。也难怪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吃相颇为难看地选出了四个技术类奖项时段改以播放广告，以此压缩晚会时长，挽救本年度提名诸强们的乏善可陈和颁奖礼岌岌可危的收视率。

工整，这或许是本届奥斯卡学员班的统一特点。它们像是被一套应试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合格生：各有各的强项科目，在弱项上又不至于丢分太多；它们目标明确，有些就是奔着演员奖项去的，有些则将摄影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有些不惮以姿态强过内容的议题取胜，有些则像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却说不出啥特点的三好学生。纵观提名作品，大家可谓各擅胜场，但既没有力压群雄的必胜之选，也无伯仲之间的棋逢对手——以历史视之，如果说94、95年那几届为影迷所津津乐道的奥斯卡是“天才总是成批地来”的龙虎榜的话，那么今年的奥斯卡宛若李林甫“野无遗贤”之后、楞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硬凑出来的一套评比阵容。

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

作为奥斯卡的座上宾，提名电影们或是有极强的观赏性（剧情好看），或是不乏艺术性的追求（尤其是那些镌刻着导演风格的作者电影），或是触及了国民痛点和焦虑的社会议题。学院一直试图在大众观赏性和艺术性上寻找一个平衡点，前者可以吸引公众的目光，换来高额的赞助收入，维持学院的运转；后者则旨在树立行业标杆、完成对学院本身“艺术殿堂式”权威的自我指认、努力且积极地成为电影史（电影事件史、电影封圣史）的一部分。

考虑到学院是一个由6000余会员组成的硕大组织，其审美口味在人口统计的意义上较易预判（很多人言，学院代表了类似于WASP这样的白种老男人的品位）。但如果再在其上嵌套一个公式化的评判标准的话，那么怎样的电影能够进入提名候选名单，简直就像高台跳水、艺术体操、花样滑冰一样，不仅标准明晰，而且易揣摩、易复制、更容易投其所好——这简直就是奥斯卡的一套应试考题。

但成也应试，败也应试。奥斯卡不得已而为之的应试套路，确保了颁奖礼的低风险，但也造就了今年这帮应试竞赛生。

答卷：技术分与艺术分

与兼具观赏性和竞技性的体育运动类似，拿到奥斯卡提名的首要条件就是——技术分。只有技术过硬、完成得质量过关，才有可能走进杜比剧院的颁奖现场。所以无论是群雄争霸、百舸争流，还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拿到奥斯卡提名的电影都基本能确保高于平均水准的完成度。这种完成度除了摄影、剪辑、表演这种专项上的合格，也包括在剧情上大体通俗，普通观众可以有能力基本理解故事。比如今年的《绿皮书》（Green Book）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它剧情简单、叙事流畅，是一部完成度很高、极具观赏性的公路小品，普罗大众欣赏此类作品毫无窒碍。

《绿皮书》剧照。

有了基本的技术完成度，还要确保艺术性及思想性——艺术（思想）分代表了奥斯卡在电影艺术领域的追求：这绝非一个“只要你出席，就肯定有奖”的野鸡典礼，也不是“内定”了奖项分配的花式走过场，学院长久以来标榜的是其在电影艺术方面的权威地位和专业电影艺术家们济济一堂的“艺术殿堂感”。拿到一座小金人，是无数影人毕生的梦想，哪怕历史地位悍如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大众认知度高如小李子（Leonardo DiCaprio），也都渴求着一座对其艺术地位表示认可的小金人傍身——杜比剧院仿佛就如罗马万神殿、巴黎先贤祠一般，艺术Pantheon的光晕让大部分影人都无法抵抗。而如果想要让“艺术”不至于沦为空洞的审美品，在“艺术”中掺杂一些批判性、思想性的内容，就成为“让艺术成为艺术”的必要。而今年诸“强”中，《罗马》（Roma）无疑是最具“艺术/思想”气质的“作者”电影了，精心设计的构图、从容不迫的运镜、现代感极强的黑白影像，以及对阶级分层的讨论——卡隆在艺术/思想上的野心昭然若揭。当然，这倒并非是针对奥斯卡的选择，而是在项目酝酿之处就准备在国际电影节上有所斩获的准备，在这点上，奥斯卡只是沾了欧洲三大节的光罢了；否则，学院今年都很难拿得出手一部80分水准的美国艺术片。

《罗马》剧照。

技术分、艺术/思想分两项上皆能出类拔萃，自然最好，比如《教父》（The Godfather）、《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都是两者兼备的佳作。但大部分提名者，能在一项上达到优秀就已然不易了，比如《阿甘正传》（Forrest Gump）在观赏性、技术分上完成度极高，但却没什么特别的艺术价值。反例相对难找，因为奥斯卡毕竟不是纯粹艺术电影竞技场，非要举例的话，那么如《鸟人》（Birdman）、《爵士春秋》（All That Jazz）、《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在技法上勇于尝试，但在剧情本身却未见得有很强的普世观赏性（所以后两部也并未获奖）。

选做附加题：议题分

形势比人强。好莱坞永远不乏可以热炒的政治议题。相比于在技术、艺术上精心打磨，在电影中大打政治议题牌同样是获取提名的终南捷径。具体而言，种族牌、女性牌、LGBT牌、阶级牌、左翼政治批判（多在纪录片中出现）无一不是拿到提名、乃至获奖的制胜利器。有时甚至还有复合牌型：比如《绿皮书》、《罗马》是种族与阶级议题交织；纪录片《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BG）、《华盛顿邮报》（The Post）则是女性和政治批判合二为一。

《绿皮书》剧照。

不过，也并不是狠打这些牌就有收获：2016年的黑人版《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就因为质量问题和导演品行，最终连提名都没能捞到；2015年反映女性的LGBT影片《卡罗尔》（Carol）被影评人和文艺青年们吹上了天，但也在奥斯卡上6提0中，甚至未能入选最佳影片的角逐。可以想见，今年反映美国白宫史上最具权势的《副总统》（VICE），也会和2008年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拍来泄愤的《小布什传》（W.）一样，在奥斯卡上不会有太多收获。但是，借助议题营销成为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比比皆是：2017年有《逃出绝命镇》（Get Out），2016年有《隐藏人物》（Hidden Figures），2015年则是《大空头》（The Big Short）。而诸如《为奴十二载》（12 Years A Slave）、《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更是成功地通过在种族、性别议题上大做文章，最终收获了大奖——凯瑟琳·毕奇洛（Kathryn Ann Bigelow）

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的女性，无疑实至名归；但《为奴十二载》则毋庸置疑是彻彻底底的平庸之作。

《为奴十二年》剧照。

善于议题营销并非电影的原罪。巧妙地利用社会议题、号准潮流脉搏、精确把握时代精神（zeitgeist），无疑都是“拍在当下”的电影艺术的题中之义。能够深刻、技巧地反映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女性在社会中或隐或显的受歧视处境、声张LGBT人群的权利诉求、批判阶级差异所造成的结构性贫困......所有这些立意高远的企划，不仅与披金挂银的世俗奖项提名无关，反而是为弱者发言的时代先声。但，越来越多的奥斯卡入围电影，工整、功利、公式化地摆弄着政治议题的处方，对症下药般地瞄准了奖项提名，应试般地揣摩着每个人物、每一场戏、每句台词的“议题”效应——起承转合犹如八股，嬉笑怒骂全是套路。观众看到的是心机重重的野心满满，而非质朴真诚的抗议呼号，是熟极而流的杂烩套餐，而非发自肺腑的愤怒呐喊。极具讨论价值的社会议题被过度地消耗、消费，成就了一座座成色有亏的小金人，却鲜有一针见血的批判意义。最终学院的评委们完成了道德上的自我满足，野心家们获得了沉甸甸的奖项。

皆大欢喜，也了然无趣。

印象分：艺德

如果说技术分、艺术分和议题分，都是围绕着电影本身的话，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分数，则属于“功夫在诗外”。

敬老——无疑是奥斯卡的传统项目。“德艺双馨”不止是中国传统，美国同样酷爱表达“敬老”。如果没有凸出亮眼的一枝独秀，那么资历、年龄、人缘、口碑、业内印象就成为了评判的重要标准，出演过《十二怒汉》（12 Angry Men）、《西部往事》（C'era una volta il West）的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一直未染指小金人，学院1981年甚至为了表彰其贡献，授予他无冕之王的“终身成就奖”；然后1982年，他最终凭借《金色池塘》（On Golden Pond）拿到了小金人，也成为了学院历史上最高龄的最佳男演员。艾尔·帕西诺（Al Pacino）早年的《教父II》（The Godfather II）、《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疤面煞星》（Scarface）都技惊四座，但最终却只凭借《闻香识女人》（Scent of a Woman）获得奥斯卡，多少有点熬到资历才能获奖的意味。

艾尔·帕西诺（Al Pacino）在《闻香识女人》中。

而配角奖更是敬老重灾区。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在好莱坞的资历无人可及，但却只提名过区区5次演员奖项，最终获得最佳男配靠的还是2004年《百万美元宝贝》（Million Dollar Baby）——与其说这是对弗里曼在电影中表现的肯定，不如说是对这位功勋元老的表彰。斯科西斯对奥斯卡最佳影片和导演的渴求人所共知。以实际贡献而言，他完全不需要这样的奖项；但荣誉终归是荣誉——于是2007年，奥斯卡万众一心力捧斯科西斯封神，加之《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质量过硬，学院在不知道颁奖结果的情况下，祭出了新好莱坞四杰中的其他三位：斯皮尔伯格（Steve Spielberg）、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和卢卡斯（George Lucas）为最佳导演颁奖，赌的就是全学院的会员会把票投给伟大的老马丁。反过来说，如果无法做到德艺双馨，也将注定无缘奥斯卡。比如2017-18年#Me Too运动风起云涌，因饰演《灾难艺术家》（The Disaster Artist）而有望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的詹姆斯·弗兰科（James Franco）传出举止不当，之前在金球奖等奖项争夺中连战连捷的他，连候选人提名都没进。而今年的奥斯卡更是灾难，原定的主持人凯文·哈特（Kevin Hart）因为“恐同”的言论，主动宣布辞去本届颁奖礼的主持一职——而这一职位就此虚悬，最终沦为明星串场秀，整台晚会犹如灾难。不过，好人缘只有在比较极端时才管用：首先你得挤得进提名名单，要活得足够老、资历足够深、人缘足够好，你的对手不是“已经拿过奥斯卡、可以不用再拿奖了”的前影帝影后，就是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的新人，同时大家在表演上又难有高低之分......当然，在高度应试化的奥斯卡提名、颁奖中，还很少出现把宝押在这种低概率事件上的套路。

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华盛顿邮报》中。

不过例外也存在，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过去的近20年间，几乎无论演什么都能确保锁定一个女演员提名。当然，这其中实至名归的提名和获奖确实数不胜数，但是像《跑调天后》（Florence Foster Jenkins）、《魔法黑森林》（Into the Woods）和《朱莉与朱莉娅》（Julie & Julia）也能斩获女演员提名，着实让人不知所云——只要梅姨露脸，就好似保送一般地确保了奥斯卡提名，连应试的虚文也省了。难怪她凭借《铁娘子》（The Iron Lady）拿下84届奥斯卡最佳女主时都自嘲：“我仿佛听到了全美国的人都在问：为啥是她？为啥又是她？”可喜的是，今年没有敬老奖。

奥斯卡的自我殿堂化与平衡术

诚然，很多电影在拍摄伊始并未把奥斯卡当成终极目标，票房才是它们的核心追求；哪怕提名奥斯卡也能带来数百万到数千万不等的票房回报。但必须承认，二十年前，绝大部分影片的初衷和宗旨都并非“申奥”。但不知何时，奥斯卡提名越来越像是一场充斥着客观题的考试，只要选对ABCD，即可入选；只有在最终决选上，还勉强能保持主观题的一丝审美追求。一言以蔽之，奥斯卡学员们越来越懂“投其所好”这一套，奥斯卡考官们也越来越深谙借坡下驴：大家都是三好生，就看谁看着更顺眼一点了。

然而正是这种“投其所好”，让本来收视率就岌岌可危的奥斯卡，变得愈来愈无聊。各种公式化的作品，在技术上勉强合格，在艺术上鲜有作为，倒是把一身本领全部下在了曲意逢迎上。而学院一边在“才艺展示用力过猛”但却数量珍稀的艺术类考生中选无可选，一边在“长得全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技术类考生中大海捞针，最终眼看着3/4的提名候选电影美国的普罗电影大众都没听说过，只能祭出《黑豹》（Black Panther）这种Franchise工业流水线上的及格产品以希提振收视率。如果《黑豹》也能入选最佳影片，照此逻辑，学院应该将杜比剧院主厅冠名为“迈克尔·贝大厅”，应该直接补给《蝙蝠侠：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5个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应该按照《守望者》（Watchmen）导演扎克·施奈德（Zack Snyder）的外观体形来制作下一届的奥斯卡小金人......

在奥斯卡漫长的91年历史中，它从1929年时长15分钟、只设有12类奖项的不知名的行业评奖，逐渐发展到了评委6000余人、观众2500-4000万、每届时长达3个半小时、24个奖项的年度电影盛事。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近30年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宣扬男女平等、种族和谐、强调艺术、尊重各种幕后工作者的殿堂，这种“自我殿堂化”使得它不得不要迎合潮流和时代对其风向标式的道德期许，同时又要塑造艺术万神殿的超拔幻象，但同时它又不得不向收视率、关注度、赞助商低下高贵的头颅。

为了收视率，学院补入话题电影，压缩颁奖礼时长，以便让典礼变得更紧凑，为此还疯狂压缩获奖者的致辞时间，原先是用音乐打断，上届甚至给最短发言者赠送一辆jet-ski，而今年更是宣布要在4项技术类奖项颁奖时直播广告。虽然最终学院在影人们的声讨声中认怂，不得不恢复这四项奖项的直播。但就像本届“主持人”说的那样，奥斯卡颁奖礼的生意经，其实就是在广告中插播颁奖仪式。

《波西米亚狂想曲》剧照。

奥斯卡从未告别过争议，也从未摆脱过丑闻，但哪怕在那些相对平淡的年份，也仍然有元气淋漓的新鲜血液，有事后被证明是“看走了眼”的影海遗珠，有两三部态度真诚、姿态可爱的年度之选。完成应试需求不是电影人的原罪，像《聚焦》（Spotlight）这样的佳作符合奥斯卡应试的所有标准，但它仍然有其自身鲜活的生命力和批判力——就算是应试的八股文，也一样有人能在考试的框架中写出杰作，戴着镣铐并非不能跳舞，甚至仍旧可以跳得出神入化，但围绕着镣铐设计舞姿则无疑是本届电影人最大的懒惰。平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平庸。

奥斯卡的困境就在于，一面要扮演神圣不可侵犯的缪斯女神，一面要立美国主流（自由派）民意的道德flag，一面还要向金主们投怀送抱、暗通款曲。在一个团结的美国，这一切或许都不是问题；而在当下如此分裂的美国，学院被逼成为一名平衡木高手，但饶是长袖善舞如学院，也难以取悦所有人。也正是因此，学院的评奖变得越来越像一场应试氛围浓重的考试：技术合格、艺术尚可、议题优先、整体乏味。

《三块广告牌》剧照。

正是这种应试化标准的催生，诞生了一大批从立项开始就瞄准了演员类奖项的“演员中心制”影片（《铁娘子》、《第一夫人》[Jackie]、《万物理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也诞生了无数从剧本写作伊始就瞄准了政治议题的政治电影（《华盛顿邮报》）和文艺小品（《三块广告牌》[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量身定做”已经不仅仅是制片商们在票房压力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在杜比学院中曲意逢迎学院口味、完成政治配额制KPI的主动献身。正是“量身定做”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自我限定、投其所好的放大效应，最终成就了2019年——这个奥斯卡小年。

作者：伯樵

编辑：覃旦思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