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当代文化艺术时,不少先锋书法家都请我去看他们的书展。但我看到过太多令人失望的书展,出于学术良心我又不得不说出真实的看法,因而常常感到价值观的冲突。当代书法到了一个突破的关口,这个关口不是这个社会和文化的关口,而是每个艺术家个人的创新关口:中国书法究竟应该怎样发展?我曾对一个朋友说,看你的字就知道你根本没有“童子功”。他说我就是没有“童子功”,就是不要这个“童子功”,因为它使得我的创新有了阻碍,像歌德一样戴着镣铐跳舞。我想,一个没有领悟传统之妙,没有心性境界的凭空实验可能有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没有真正前途。那种认为自己没有框框没有镣铐,其实,最大的镣铐就在他的心灵深处。
不应把中国传统和所有的经典都变成外在的东西。在我看来,从中国的先秦时代到王羲之、唐宋元明清以降,每个人都面临自己是否拥有传统当中的精神纽带问题。我们今天不管怎么反传统或者贬抑传统,传统经典还是以它巨大的胃口消化我们的粗糙,只有具有中国特性的、具有境界的、推出“半步”的试验,才有可能成为中国书法的新经典。相反,历史以它巨大遗忘性将那些没有出入传统、吐纳传统,以自己的心性价值重造传统的这些人慢慢地遗忘。我们可以想象晋唐以来有多少书家,但现在被历史记住的又有几个呢?历史就是通过巨大的遗忘来筛选。今天我们的书法阵营据说有十万大军,如果不真正进行转化性创造,当代中国书法史又能记住几个人呢?
我曾经看到有批评一位老书家的文章,说他的书法“千人一面”——写的字永远是一个样子。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些书展才是真正的“千人一面”,进入展厅,如果把所有的名字盖住的话,就好像是一个人写的。我认为这是最可悲的事情。我们在今天张扬个性、张扬边缘特性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出现新的“千人一面”呢?每个书家都应坚守自己的个性——我就是跟他人不一样。这应该是中国书法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即兼收并蓄,多元并存,风格各异,尊重差异。
由此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代书展中的评委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评委的思想?越写越坏的书法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法家。同样,评委的审美趣味很重要,但越评越差甚至以自己固定模式去要求别人的评委也不是好的评委。这是创作与评判双向互动的问题。当代文化艺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期,既要保持自己个性,又跟社会其他艺术门类分不开,跟中国哲学思想、西方思想以及整个社会语境和现代技巧分不开。所以,评委也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渗入到整个评价过程中。当然,这是一个接受美学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评价,每个人都可以不服从别人的评价,没有任何一种评价是绝对的终极的。
在我看来,当代书法创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当代书法要解决“为谁写”的问题。过去有为时代写的书家,也有为自己写的书家。中国书法史是一部官方书法史,包括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以降,书法家几乎都是大官或是属于官方的范围,因而他们的书法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一致,而那种时代精神基本上是体现官方精神的。而民间精神从另一个侧面抵砺时代精神或修正时代精神。官方书法家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书家,也影响了后世的书家。今天,我们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为自己写的人越来越少,于是为评委写、为洋人写、为金钱写、为市场写……。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好的话,那么,过十年我们再问过头来总结当代书法,可能会有很多遗憾的地方。
第二,是“怎样写”。关于怎样写传统书法和现代书法,二者之间不是保守与先锋的问题,而是个体精神深度问题。写现代书法有可能因一味追新而境界粗疏低下,写传统书法也可能精神境界高迈深厚,说到底,艺术的魅力不在于风格的新与旧,而在于内涵价值高于低。如果否弃传统一味凭空创新,就可能象某些当代书家那样,不仅是写现代而且写后现代书法,甚至是将书法行为艺术化、装置艺术化,这些都是“怎样写”的问题没能解决好造成的。为谁写没有解决好,怎样写解决不好,“写”就仅仅剩下一种本能的冲动了,它没有一种清明理性的制约,没有直指心性境界。可以说,“怎样写”不仅是今天参展的二十五位艺术家要探索的事,也是当代十万书法大军书法未来发展必得思考的重要事情。
第三,是“写什么”。究竟是写自己创作的诗词呢?还是写名言警句呢?或者写一些非文字呢?抑或写一些抽象画呢?每个人都在思考。也许,写一些非传统的、非文字的抽象画,不写他人的诗句可能更容易写出标新立异来,但我认为,这中间要注意一个尺度,书法或者任何艺术都有一个尺度:形式的创新、空间的张力、线条的变化、墨色的和谐之外,有一种看不见的规律,那就是个人境界的大小,这是书法作为一次性的徒手线条艺术所特有的。中国书法线条笔墨中究竟要表现什么?正如我曾与季羡林先生在书法对话中所说的,外国看不懂汉字,我们怎样写而又写什么?像韩国日本以及亚太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在慢慢地往汉字书法里塞进一些非汉字的东西,或者在进行一些文本试验,包括一些空间布局的夸张性变化。但是一切与精神无关的所谓实验,当然也与人的存在的本真性表现无关。所以,写什么的问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最后,是书法“赶潮”的问题,我认为书法不能“赶潮”,那会造成一个时代的书法群体在羊肠小道上的拥挤和类型化。我曾经听过台湾一位后现代主义钢琴家的演奏,他是用拳头和手肘弹奏。他在中国大陆的一次音乐会,真是满耳噪音!他确实是在用不和谐音表现他粗暴的个人乖戾之气和他的不屑一顾对传统的蔑视,但同时,传统也在蔑视他!我认为他很本就不是真正的钢琴家。听他的噪音还不如听一曲钢琴小品那样具有一份内在的感动与温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有人格和情感存在。那种为试验而实验的艺术是一种焦虑的、对抗的、狂躁的,显示他当时歇斯底里的内心紧张的东西,而不能显示他本人真实的存在的升华状态。我感到当代书法需要学术精神资源,学术可能会进入到当代书法的思想和神经之中。这样,民间立场与经典力度,个人色彩与精神境界,市场赶潮与价值提升,会形成不同的书法精神文化进路——这是个体自己的选择并对选择负责,在多元时代实属正常。我想说的是,书法在学术价值的充实中,可能会使在提高自身文化品味的同时对其他艺术有新的启迪作用。
应该珍惜书法并不断拓展书法的艺术精神,因为在全球艺术中惟有书法是中国“独一门”的艺术形态,国人有责任把这独一门的艺术做好。我们既不能千人一面,也不能完全标新立异。中国书法之路不会越走越窄,而是多元宽阔的。在变革的时代,我们只能在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整合中,在书法技艺与文化的多元价值整合中,也就是在“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使中国书法走向新的辉煌。
个人简介
王岳川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书法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著作(包括主编)有:《发现东方》,《目击道存》,《中国镜像》,《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中庸讲演录》,《文艺美学讲演录》,《发现东方:中国文化身份研究》,《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季羡林学术精粹》(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六十卷),《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中外名家书法讲演录》,《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6本),《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生班书法精品集》(20本),《《中国思想精神史论》(四卷本:《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哲思精神》、《中国文论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约400余篇。
西方文论和美学研究著作(包括主编)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现象学》,《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九卷本,《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
在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守正创新”;提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方法论,关注中国文化身份研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第一步。长期临习汉晋唐诸帖,尤好二王和颜书,强调汉唐气象。书法广涉诸家,对草书最用力,力求得古人用笔之意并加以当代创新。书法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坚持“走进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书法绘画作品入选多种书法集,并被海外收藏。传略载多种辞书。
资料由北京松云堂画廊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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