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启功先生（左）和他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合影。
一张文凭，对现代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有些人，他们没有任何文凭，却靠着自己的自学，成为一代大师。他是皇族贵胄，却从来不以此自居，靠自己的实力终成一代大师巨匠，他就是启功。
20世纪初，中国有一些外国教会办立的大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辅仁大学就是在北京有影响的一所，新中国成立后被师范大学合并，旧址仍在。
启先生幼年丧父，由爷爷、寡母和未出嫁的姑姑抚养成人。这样的孩子，本来就懂事孝顺，加上“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 （叶恭绰先生评价启先生语），20岁的启先生因为“写作俱佳”（陈垣老校长评价启先生语），经傅增湘先生推荐，来到辅仁教书。
来到辅仁，是启先生涉世之初，也是他生平最传奇的一段。他在这所大学三进两出，最后在这里教书一辈子，也在这里遇到了一生的贵人和小人。所谓小人也只是相对运主，勿解贬义。贵人和小人合作的命运双簧，分别由校长陈垣校长和属下的主管张先生出演。
启功十八岁时于北京汇文中学高中肄业，只能依靠出售自己的画作贴和教馆补家用，收入甚微甚至不够养家，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那时，启功祖父毓隆在四川做学政时的两个学生邵从煾、唐淮源先生知道了他的窘境，便将启功介绍给了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同乡傅增湘。也许是祖上积下的阴德，傅增湘当年参加殿试时，启功的曾祖溥良是阅卷官之一，按那时规矩，傅增湘算是溥良的门生，得知此事后，慷慨应允。
傅增湘为了推荐年轻的启功给辅仁大学的陈垣校长，将启功写好的几篇文章和一幅扇面带去。那时的心情，时隔七十余年启功先生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拜见：“初次见面还未免有些紧张，特别是见到他眉宇间透出的一股肃穆威严之气，甚至有些害怕。但他却十分和蔼地对我说：‘我的叔叔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的翰林，咱们还是世交呢’。”
一进辅仁陈垣看了启功的一些作品后，对启功的艺术和文学功底很深赞赏，并没有在意启功只是中学肄业、没有文凭的现实，不拘一格地安排启功到辅仁附中任教。后来，启功还是因为文凭不够被分管辅仁附中的一位张怀院长（海归博士）辞退，结束了启功一进辅仁的历程。
陈垣得知启功被辞退之后，坚信启功是难得的人才，亦深知文凭重要，实力更重要，或许他在启功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也没有留学经历，每次自报家门时总是称“广东新会廪膳生”。
于是他顶着压力，又把启功请回辅仁。这次对启功的安排，陈垣也费了些心思，安排启功进入美术系任教。再次碰到那位分管的张院长，以同样的理由辞退了他。
后来，陈垣校长有意让启功担任自己的秘书，然而这个职位却阴差阳错地让别人接替了。于是，启功只好离开辅仁，结束了他二进辅仁的经历。
第二次离开辅仁正好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物价飞涨。启功又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因此也就又回到了之前教馆教书、写字卖画的窘境。
一直到第二年夏天，陈垣找到启功，说要请启功回辅仁大学教授大一国文。陈垣带来的这个消息不啻于久旱甘霖。不仅仅是解了启功经济上的燃眉之急，更是自己可以回到喜爱的讲台上和校园中，尤其是体会到了来自于陈垣校长的知遇之恩。
而这种知遇之恩，启功终其一生也没有忘记，后来有人让他进教育部任职，工资比教师高，在与陈垣的交谈中，猛然醒悟，从此站定讲台，这一站就是七十年。他后来为报答老师教育之恩，用出售字画所得200余万元，设立了励耘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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