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界"去唐楷化"倾向亟须关注!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节选)
常听喜欢书法的朋友说,当下楷书最不吃香,尤其唐楷更是如此,在书法展览中最难获奖。的确,目前的楷书领域,书写者在艺术构思、章法布局,甚至在用纸格式上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期获得最佳艺术效果,但是真正能体现楷书自身风骨的却不多。雄浑圆劲的颜体,刚健精美的柳体,清峻险绝的欧体,秀雅妍美的赵体,在当下并不多见,许多作品往往带有浓重的行书意味,或者笔画粗重如墨猪,无经典楷书潜虚半腹、古雅端庄之妙。笔者认为,当前书法界这种“去唐楷化”的倾向应该引起关注。
欧阳询 《九成宫醴泉铭》(节选)
楷书之滥觞可溯至东汉王次仲,他“始以隶书作楷法”,楷法即正书。但历代对此说评价不一,且至今未见王次仲真迹。有迹可考者为三国时期的钟繇,他在汉末隶书变革的大势下,变藏锋波磔为横捺点画,并参以章草笔法,是楷书的真正开创者。东晋时期,王羲之作《乐毅论》,王献之作《洛神赋》等,楷书得以发展。但二王更钟情于行、草。此时的楷书,虽有江左的自然灵秀,却少豪迈雄强之骨力。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节选)
将楷书推向第一个高潮的是南北朝时期的魏碑,是由隶书到唐楷的过渡书体,亦称魏楷。代表作如龙门造像、云峰刻石、四山摩崖、邙山墓志等,点画峻利,行笔迅疾,转折侧锋取势,结体纵横欹斜,错落自然,可谓风貌独特,格调雄强。但书法家大多为民间人士,不仅字法结体面孔繁多,而且用笔结字尚欠精严。
褚遂良 《孟法师碑》(节选)
楷书的第二发展高潮在唐代,以尚法垂史的唐楷将楷书推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初唐四大家欧、虞、褚、薛,继承王羲之遗风,兼具北朝峻拔拙朴之气,同时又各展所长,为后世留下不朽的楷法。其后的颜真卿、柳公权继起,锐意求变,创立新法,以雄浑劲健的豪迈书风,将楷书推上无以复加的极致。可以说,唐代楷书,在欧、虞、褚、薛、颜、柳六大家的推涌下,浩浩荡荡走过了三百余年的历史。
薛稷 《信行禅师碑》(节选)
由上述可知,在漫漫的楷书史上,唐楷不仅使楷书定型,而且推出的六大家,为后世树起难以逾越的高峰,高峰的极顶则是颜柳。当今书法界的“去唐楷化”,使当代书法失去耸天的主峰,它就只能在层峦的峰腰游弋和徘徊,不仅失去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高度,而且失去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柳公权《玄秘塔碑》(节选)
书法界有一种说法,唐楷尤其是颜柳的楷书,法度过于森严,往往影响向行草的转化。这确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不过是技术的小问题。历史上的楷书大家也都是行草大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十七帖》是草书的经典范本;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号称“天下第二行书”;柳公权的《兰亭诗》也是行草的名篇……正因如此,历代主张学行草必先从学楷书入手。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在苏轼看来,行草由楷书衍生而成,楷书是根和基,不掌握楷书这个根基,怎么能掌握行草这些枝干呢?历史上书家的师承也可看到正楷与行草的转化。颜真卿以草圣张旭为师,曾两次辞官向张旭学习,最终却以登峰造极的楷书名世;颜真卿的得意弟子,竟是另一个草圣怀素。在颜真卿看来,张旭之所以能创作出飞扬奇丽、神奇莫测的狂草,楷书的深厚功底起了重要作用。此说对怀素震动甚大,他秉承张旭之笔法墨髓,师学颜真卿之创新精神,以楷法作草书功底,进一步将草书推拥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
唐楷之所以能成为楷书的顶峰和行草的根基,在于它具有艺术的完美性和法式的规范性。艺术的完美性表现在笔画的详备。篆隶楷的笔画特点是详备,而行草的笔画特点是简约。历来盛传的“永字八法”,是楷书丰富的笔画美的大致概括。其实,楷书远不止这八种形态,而是种类繁多;这八种笔画的每一种,也远不止一种形态,而是千变万化。正是楷书尤其是唐楷笔画的详备性,为行草笔画提供了雄厚的根基。
楷书沉稳扎实,其规范性体现出楷书的楷模性。张怀瓘《书断(上)》云:“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唐代书法之“尚法”,则以楷书为代表。《永字八法》不仅成了学习楷书的经典,甚至成为书法的代名词。从书体史的发展看,书法有一个由篆书(包括甲骨文、大篆、小篆)到隶书再到魏碑,最后到唐楷的演变过程。唐楷作为前三种书体发展的终极形态,其法式和规范自然包括了前三者。行草作为楷书的速写和草写,其法式规范皆与楷书有关。
书法是在实用的基础上产生的艺术,而现当代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书法逐渐退出实用领域。基于人们对传统书法的热爱,社会上出现一次次的书法热,当今人们学书法,已超越实用直奔艺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全面继承中国楷书这笔珍贵遗产,使其在当代发展光大,实在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文/崔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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