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陈映真——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

陈映真，台北 紫藤庐，1985年 | 张照堂摄影

上篇：重新思考一九七、八零年代的陈映真一

《陈映真全集》的编辑工作已经完成，全部二十三卷将在2017年年底出齐。我把二十三卷的排印稿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因此，可以初步谈一下出版《陈映真全集》的意义。

在编辑之前，我和编辑团队就编辑原则相互沟通。大家都同意，《陈映真全集》应打破文类界限，完全採取编年形式，把所有的作品、文章、访谈等按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加以排列，如此才能看出陈映真的整个创作与思考活动是多么与时代密切相关。反过来说，陈映真的每一篇作品或文章，也只有摆在时代背景及陈映真自己的写作脉酪中才能比较精确的掌握其意义。任何有意扭曲陈映真的写作意图的人，也将在这一编年体全集中显示出其不妥之处。我初步了解了陈映真全部作品的写作篇目及某些著名小说、文章的写时间及彼此的先后顺序之后，更加确信，我们採取的编辑体例是完全正确的。

1988年人间出版社的《陈映真作品集》

其次，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陈映真著作数量之大也超出我们的意料。一九八八年四、五月间，人间出版社分两批出版十五卷《陈映真作品集》，其中收入陈映真的小说、文章、访谈等共一七九篇。同一时段（一九五九年五月至一九八八年五月）全集共搜集到三百零四篇，比《作品集》多出一二五篇。从一九八八年五月作品集出版，到二零零六年九月陈映真中风不再执笔，中间共十七年多，陈映真又写了五一六篇，其数量远远超过一九八八年五月之前。这五一六篇，除了三篇小说及少数几篇散文外，都没有编成集子出版。这个时期的陈映真，在台湾发表文章愈来愈困难，文章散见于台湾、大陆、香港各处，有些很不容易见到。可以说，只有在《全集》出版后，我们才能看到后期陈映真完整的面目。无视于《全集》的存在，研究陈映真无异是闭车造车。

全集总共收了八百二十篇，而其中小说只有三十六篇，可以比较严格的归类在“文学批评”项内的文章，按我估计，也不过七、八十篇，两者相加，最多也不过一百多篇。陈映真当然是杰出的小说家，他的文学评论也有极其独到的见解，他作为台湾近六十年来最重要作家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在这之外，他还写了七百篇左右的文章（包括演讲和访谈）。按现在一般的说法，这些文章有报导、影评、画评、摄影评论、文化评论、社会评论，还有许多干脆就是政论。那么，我们到底要把陈映真归为什么“家”呢？显然，“小说家”、“作家”这样的名号，都把陈映真这个人限制在现代社会“职业”栏的某一栏内。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贴标签的方式，才能看清陈映真一辈子写作行为的特质，才能认识到陈映真这个“知识分子”对台湾、对全中国、以至于对现今世界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陈映真自从“懂事”（高中即将进入大学阶段）以来，就已确认，他一辈子可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因为他对当时在台湾被追捕、被枪杀的中国共产党地下革命党人充满同情，对革命胜利后刚建立的新中国充满憧景；反过来，他认为美国是个“邪恶帝国”，而那个受“邪恶帝国”保护才得以残存下来的、兼有半封建、半殖民性格的国民党政权，不过是“腐臭的虫豸”。台湾“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闭眼之后所见的极处，无不是腐臭和破败。”（两处引文均见于一九六六年左右所写的小说《某一个日午》，全集卷2，72页。）

青春期的陈映真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既有这样的认定，再加上养父突然去世，家庭顿时陷入贫困，生活异常艰难，他怎么能够不充满悲观、愤激与不平呢？这时候，自小就表现了“说话”天才的他，写小说就成了最重要的救赎之道。对于《笔汇》的主编尉天骢适时的邀稿，陈映真后来在回顾时，曾表达他的感激：

感谢这偶然的机缘，让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虑和孤独。但创作却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洩窗口。（《后街》，卷14，154页）

小说家陈映真就这样诞生了。自以为落入历史的黑暗与虚无中的陈映真，兼怀着愤懑（历史对他太不公平了）与恐惧（怕被国民党发现而被逮捕）的心情，只能借着小说的幻异色彩来抒洩他生错时代、生错地方的忿怒与哀伤。从表面上看，陈映真早期小说和当时台湾最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非常类似，因此一般都把他早期的小说列入台湾最早的现代主义作品中，并提出“陈映真的现代主义时期”这一貌似合理的说法。我以前也是人云亦云的如此论述，我现在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但更重要的，我们要认清，在一九六零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初发轫时期，陈映真根本就是个“怪胎”──一个台湾地下革命党人的“遗腹子”、一个对海峡对面的祖国怀着无穷梦想的青年，怎么会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在六零年代已经既“左”又“统”，这是陈映真生命、艺术、思想、写作的“原点”，陈映真要用一辈子的时间，从这个“原点”出发，去探索“此生此世”如何活着才有意义，如何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陈映真所有思索与写作行为的基础。

1981年夏，前往泰源监狱途中。左施善继、右陈映真（曾淑霞摄）

从一九五九年五月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到一九六八年五月被捕，现在所能找到的陈映真作品共四十二篇（新发现的最重要的两篇是：他和刘大任等友人合编的剧本《杜水龙》，以及他反驳叶珊的《七月志》的未发表的手稿），其中三十二篇为小说，另十篇都是有关文艺、电影、剧场的随笔。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纯粹的艺术家时期的陈映真。但如果陈映真是一个“纯艺术家”，他就不会在六五年十二月和六七年十一月先后发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卷1）和《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卷2）那种批判现代主义的文章。毋宁说，一九六零年代的陈映真，被天罗地网般的“动员戡乱时期叛乱条例”所捆绑，不得不作为一个小说家和艺术评论家而出现在世人面前。真正了解他的姚一苇，就天天为陈映真思想日趋激进而担忧，即使想劝戒也不知如何说出口。

二

一九七五年七月，关押七年之久的陈映真终于因蒋介石去世而得以特赦提前出狱，又可以执笔了。由此开始，到二零零六年九月他因中风而不得中止写作，又经过了三十一年，比他入狱前创作时间（一九五九─一九六八）多出二十多年，但两者在小说的产量上却形成截然的对比：前九年多达三十二篇，而后三十一年却只有十一篇（必须提到，十一篇中有四篇是非常长的，可以算中篇小说了。）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陈映真出狱的一九七零年代中期，台湾社会的动荡局面已为有识者所熟知。一九六零年代末发生于美国的保钓运动影响扩及台湾，台湾知识界开始左倾，而且开始关心大陆的发展，民族主义的情怀逐渐从国民党走向共产党。其次，一九七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取代“中华民国”，取得联合国“中国”席位的代表权，“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再其次，经过二十年的经济成长，台湾省籍的企业家及中产阶级羽翼渐丰，他们不愿意再在政治上附从于国民党，他们暗中支持党外民主运动，企图掌握台湾政治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再也不能以高压的形势钳制言论，民间的发言空间愈来愈大。

陈映真出狱以后，当然了解台湾社会正处于巨变前夕，他不甘于把内心深处向着共产党的既统又左的想法永远埋藏著，他要“发声”，他要“介入”，他不愿意自己“只是”一名小说家。只要有机会，他对于什么问题都愿意发言。而当时的陈映真也的确“望重士林”，是主导七零年代文学主流的乡土文学的领航人，又是坐过牢的最知名的左倾知识分子，各种媒体也都给了他许许多多的机会。于是，他成了文化评论家、社会评论家、政论家……等等，当然，也仍然保留了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这两块旧招牌。虽然是社会形势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但如果不是内心隐藏了一个深层的愿望，他大概也不会想成为什么“家”都是、什么“家”都不是的、那样无以名之的“杂家”。

从陈映真如何诠释“乡土文学”，就可以看出他在出狱之后所有论述的主要意图，他说：

乡土文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了反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支配性的影响；提出了文学的中国归属；提出文学的社会关怀，提出了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促进团结的主张，事证历历，不容湮灭。（《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卷3，245─6页）

陈映真在《美国统治下的台湾》（卷7）中说，战后由美国支配的台湾，事实上已经“殖民地化”，文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文学上以学习西方为尚。所以，乡土文学要“反对西方文化与文学支配性的影响”。但是，在国、共对峙、国民党不得不依附美国以图自存的情况下，这又如何可能呢？至于说“文学的中国归属”、“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促进团结”这样的话，在台湾被从中国大陆硬生生的割裂开来的情况下，不就等于是一些空话吗？然而，就是这些表面上看来难以实现的主张，国民党也不能容忍。因为它戳破了国民党假借“中国”立场以发言的一切谎话，同时暗示了台湾应该重新思考“如何复归中国”的问题。

1980年，保钓运动中的陈映真。

国民党在一九七七、七八年间，发动它所能动员的一切媒体，围剿陈映真领导下具有左翼色彩、具有强烈中国倾向的乡土文学，并企图逮捕陈映真等人。但终究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不敢实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乡土文学论战”也就草草收尾。

国民党的围剿失败了，但陈映真内心的意图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体会。我以自己作例子来说明问题的关键。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丧失中国代表权，消息立即传遍台湾。当晚我作了一个梦，梦见“共匪”登陆台湾，满山遍野都插着红旗。半夜惊醒，心怦怦的跳。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反共”情结，但长期的反共宣传仍然在我内心积存了阴影，对将来共产党如何统治台湾深怀恐惧。这种情况在七零年代末仍然没有改变。因此，陈映真所说的“文学上的中国归属”，这裡的“中国”意谓着什么呢？“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促进团结”，是“两岸团结”，还是台湾内部各族群的团结？所以乡土文学时期的陈映真表面上备受各方推崇，但真正的主张从未触动台湾的人心。

一九七九年的“高雄事件”使岛内的矛盾急剧恶化。国民党借着此一事件，大肆逮捕党外政治运动的领袖，而这些人都是本省人，由此激化了省籍矛盾。本省人长期以来对国民党这一外省政权假着全中国之名漠视本省人的政治权利，一直愤恨不平，“高雄事件”引发的大逮捕，只能解释为国民党又将再一次镇压本省人的反抗（如三十多年前的二二八事件）。这种对国民党极度不满的心理，再进一步发酵，其后公开化的台独主张马上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其原因即在于此。

所以，到了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乡土文学真正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对于正在形成的台独派来说，“乡土”就是台湾，是那个几十年来备受国民党践踏的台湾。你要争辩说，那个“乡土”是指百年来被西方帝国主义侵凌、侮辱的“乡土中国”，你就要被责备为“不爱台湾”的“统派”。至于陈映真所说的文学上的“中国归属”，对反对台独派的人来说，也只能指称“中华民国”或“中国文化”，你不能说，“我指的是现实存在的中国”，那人家一定会进一步逼问你：“你是指中共吗？”，这样，你将可能成为“中华民国”的“叛乱犯”──谁敢再讲下去！

一九八五年，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以报导、摄影的方式关怀台湾社会内部的少数族群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里面当然会有一些专题涉及统、独问题（如挖掘二二八事件或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但一般社会大众主要还是把陈映真看作“充满人道精神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追求国家再统一、民族再团结的“志士”。《人间》杂志时期的陈映真，光环仍在，可惜焦点所照，实在距离他奋斗的目标太远了。

1991年，陈映真出席二二八纪念活动。（刘振祥摄）

三

一九七五年陈映真出狱以后，台湾经济即将进入最繁荣的时期，陈映真供职于美国药商公司，因此有机会接触台湾的跨国企业公司，并观察到这些公司中、高级主管的生活。除了少数一、两位最高阶洋人之外，这些主管都是台湾人。他们的英语非常流畅，办事很有效率，深得洋主管的赏识。他们讲话夹杂著中、英文，互称英文名字，开着高级轿车、出入高级餐厅与大饭店、喝著昂贵的洋酒。总而言之，他们的生活非常洋化，享受着台湾经济在国际贸体系中所能得到的、最丰裕的物质生活，当然，其中最为人“称羡”的是，他们可以轻易的在家庭之外供养着“情妇”。

当然，陈映真不只注意台湾经济中最尖端、最洋化的跨国公司高级主管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对于经济愈来愈繁荣的台湾社会中一般人的消费问题，他也不可能不留心。七零年代初期台湾经济突然兴旺的原因之一是，大量越战的美军到台湾度假、发了财的日本中产者借着观光的名义来台湾“买春”，这种现象黄春明和王祯和的小说早就有所描写。所以，在八二年七月陈映真就已发表了《色情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卷5）这样重要的文章，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色情行业的特殊关系。随着台湾社会消费倾向的日愈明显，陈映真又注意到台湾的青少年“孤独、强烈地自我中心，对人和生活不关心，对人类、国家彻底冷漠，心灵空虚……奔向逸乐化、流行化和官能化的洪流中，浮沉而去，直至没顶。”（《新种族》，卷8，375页）

在辉瑞药厂工作时与同事合照。（裴深言提供）

陈映真一九七零、八零年代所写的八篇小说，除了最早的一篇《贺大哥》具有过渡性质外，其余，不论是《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四篇，还是《白色恐怖》系列的三篇，全都跟资本主义的消费行为有关。我以前不能了解这两个系列的内在联系，不知道陈映真为什么会突然想创作前一系列，然后又莫名其妙的转向后一系列。现在我终于想通了。

前一系列最长的一篇是《万商帝君》。在这篇小说里，作为美国跨国行销公司在台湾的最优秀的执行者，一个是本省籍青年刘福金，充满了省籍情结，具有台独倾向；另一个是外省青年陈家齐，苦干务实，不太理会台湾社会内部的裂痕。然而，他们都同时拜伏于美国式的企业，甘心把美国产品推向全世界，并认为这是人的生存的唯一价值。这篇小说其实暗示了：国民党也罢、倾向台独的党外也罢，都只是泡沫而已，主导台湾社会的真正力量还是美国资本主义。如果不能战胜这独霸一切的、诉诸于人的消费及生理、心理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那么，一切理想都只能流于空想。

《白色恐怖》系列三篇小说初发表时，都分别感动了不少人，《山路》尤其轰动，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竟然得到《中国时报》的小说推荐奖！每一个喜爱这些小说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其中的一些“名句”，我印象最深的是《赵南栋》里的这一句话：“这样朗澈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的、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卷9，311页）但是，我一直想不通，那个一辈子自我牺牲的蔡千惠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因而丧失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尤其难以想像的是，宋大姊在狱中所产下的、给狱中等待死刑判决的女性囚犯带来唯一欢乐的小芭乐（赵南栋）长大以后却完全失去了灵魂，只是被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难道需要这样悲观吗？我还记得蔡千惠在致黄贞柏的遗书中这些痛切自责的忏悔：

如今，您的出狱，惊醒了我，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为您的出狱，而惊恐地回想那艰苦、却充满生命的森林。（卷6，259页）

“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对千惠用了这么重的话，真是不可思议！

我现在觉得，陈映真无非是要让蔡千惠这个人物来表现人性的脆弱。即使是在少女时代对革命充满纯情的蔡千惠、以致于她肯为她所仰慕的革命志士的家庭牺牲一辈子的幸福，但不知不觉中，在台湾日愈繁荣的物质生活中，还是把久远以前的革命热情遗忘了，证据是，她根本不记得被关押在荒陬小岛上已达三十年以上的黄贞柏的存在。“五十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后街》，卷14，159页），在日益资本主义化的台湾，不是被遗记，就是没有人想要再提起。所以，与其说陈映真是在批评蔡千惠，不如说陈映真真正的目的是要痛斥：现在的台湾人不过是被美国驯化的、饲养的类家畜般的存在，是赵南栋之亚流，虽然没有沦为赵南栋的纯生物性，其实距离赵南栋也不会太远了。

《华盛顿大楼》系列和《白色恐怖》系列的故事性质，表面差异极大，但其基本思考逻辑本身是一贯的：四十年来台湾已被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消费方式豢养成了只顾享受的类家畜，已经丧失了民族的尊严，忘记了民族分裂的伤痛，当然更不会考虑到广大第三世界的人民挣扎在内战与饥饿的边缘。而且台湾人为此还得意不已，以为这一切全是自己努力挣来的。

以前我讨论这两系列的小说时，使用卢卡奇的小说批评方法，因此看到的全是其中令人感到不满足之处。半年多前读到赵刚新完成的论文《战斗与导引：《夜行货车》论》，受到很大的启发。我终于理解，不考虑陈映真对一九七、八零年代台湾社会的全部观察和感受，而只讨论他的小说，仍然是一种形式主义──虽然我并未应用西方的形式批评方法，但我援用卢卡奇的方式过于机械化，最后还是掉入某种形式主义。这次在编集《陈映真全集》的过程中，终于发现，不管你想要研究陈映真的哪一个方面，都一定要整体性的了解陈映真，才不会产生以偏概全的弊病。

下篇：陈映真如何面对大陆的改革开放

一、陈映真与保钓左派

最难理解的陈映真是陈映真对大陆改革开放的态度，以及他对中国发展前途的看法。在这方面，人们都有强烈而鲜明的立场，并以自己的立场去诠释或曲解陈映真，以便利用陈映真或谴责陈映真。至今为止，还没有人全面整理陈映真自己在许多文章中所发表的议论，给后期陈映真梳理出一个完整的思想面貎。这一次在翻阅《陈映真全集》的过程中，我特别留意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我先说说我自己初步的看法，这些看法肯定还不成熟，但考虑到可以作为将来继续讨论的出发点，我也就不嫌其浅陋了。为了取信于读者，以下的讨论会大段引述陈映真的原文。这种行文方式比较特殊，希望大家能理解。

前面已说过，早在一九五、六零之交，陈映真已对革命后所建立的新中国充满憧景，而且否定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续存在的合法性。四十年后，在建国五十週年之际，陈映真作了更清楚的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崩溃、军阀割据、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破产的总危机中爆发出来的救亡图强的巨大能量的一个结果。这个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封建主义，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没有打倒这三座大山，今天的中国会怎样，看看印度就明白了……有人批评中共不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是在百年国耻，被帝国主义豆剖瓜分的命运中掘起的中共，从国民党手中接下残破贫困的中国，奔向富强时必然的选择。（重点本文作者所加，《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人民的视野》，卷18，113─4页）

这是陈映真最基本的历史认识，是他一生行为的基础。为此，在一九九零年二月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的时候，他毅然决然的率领中国统一联盟的主要盟员访问北京，和江泽民见面；他参加建国五十年的庆典；在最后无以为生时，他选择定居北京，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这是他一辈子信仰的历史信念，不管你如何批评他，他始终不改其志。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解释陈映真和海外文革左派的差异。海外左派从小接受反共、亲美教育，钓鱼台的主权问题引发了他们内在强烈的民族情怀，把他们的眼光从台湾的中华民国引向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时候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理想主义激起了他们的热情。陈映真这样说他们：

然而，来自白色的港台、在保钓运动前基本上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甚或保持偏见的保钓左派留学生，却在短短几年保钓运动中辛勤而激动地补了大量的课，不少人经历了触及灵魂深处的转变。他们从一个丢失祖国的人变成一个重新认识而且重新寻着了祖国的人。他们更换了全套关于人、关于人生、关于生活和历史的价值和观点。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工作、学位甚至家庭的代价，却至今无悔。祖国的分断使历史脱臼，运动则使历史初初愈合。（《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卷15，395─6页）

虽然如此，海外左派还是缺乏陈映真的历史认识，他们并未从中国现代史中深切了解中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们不知道新中国建国道路之艰难。所以，当他们怀着理想踏上大陆，大陆的“贫困与落后”首先就让他们大失所望，一大批人因此幻灭。等到文革结束，大陆进行改革开放，剩下的人又认为大陆已经“走资”了，从此也就抛开现实的中国，并且对两岸的统一问题毫无兴趣。

陈映真曾经谈到一批海外文革左派回到台湾以后，跟台湾统左派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他说：

在“钓运”左翼中以社会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改变了自己和人生道路的人们，开始深刻地怀疑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原本理所当然地以大陆社会主义统一台湾、变革台湾的思想陷于苦恼。他们开始思考台湾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的另外可能的选择。左翼统一论逐渐变成了左翼的统一踌躇派。

……

而凡此，都促使毛派人士逐渐趋向于某种“一岛社会主义”变革论。九零年代中，这些毛派朋友陆续回台，首先找台湾在地左翼统一派──主要是五零年代肃清中幸活下来的前政治犯和七零年代在地保钓左翼，即《夏潮》杂志周围的年轻世代──寻求同盟。但后者对于民族统一的近于“党性”的坚持，使他们至今无法走到一起……（《没有“幽灵”，只有心中之鬼》，2001，卷19，258─9页）

这些海外毛派（即上文所说的海外保钓左派）从此以后只讲“左”，绝口不提“统”，他们要求台湾统左派“暂时”放弃统一运动，而专注于岛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统左派当然不会同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到二零零零年民进党执政之前），他们在台湾岛内的“左”派光环其实远远超过统左派。我们当然不能把岛内统一运动难以展开的责任归之于这些毛派，但这些毛派对于统左派有时候甚至是从瞧不起上升到藐视的地步的，这一点我个人深有体会。

陈映真与许多海外保钓左派有交情，甚至对他们还有一些同情，但陈映真绝对坚持统一运动刻不容缓，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最长的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后街》（1993）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从政治上论，他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国主义的侵夺，在韩战（争）后是美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台湾的左翼应该以克服帝国主义干预下的民族分断，实现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统一为首要的顾念。对于大陆开放改革后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卷14，168页）

克服帝国主义的干预，实现民族的和平统一是“首要”的，改革开放后大陆内部的问题是民族内部的矛盾，“台湾的左翼”应该加以分辨。这一段话明显是有针对性的，和前一段引文相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

主张先“左”而不“统”的台湾左翼常以陈映真为同道，并引陈映真对大陆改革开放后一些令人不满的现象的批评，以证明陈映真也认为大陆“走资”了，企图混淆视听。相反的，有些人又过度爱护陈映真，以为陈映真某些情绪之言不宜“编入”文集或全集中，就这更增加了人们对陈映真思想坚定性的怀疑。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上面的分析与论辨绝对是必要的。

保钓左派除了受到文革时代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外，还接受了一九六零年代后半期在西方兴起的“新左派”的一些想法。新左派，特别在法国，也受到毛主义的影响。我曾经略微读过一些西方新左派的书，觉得那只能算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左派，事实上后来一些论新左派特质的著作也都这样批评。新左派不久就“过时”了，被更为“激进”的法国“解构派”所取代。法国解构派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福柯，到现在福柯还是非常的红火。他的思想的主旨就是要把一切的“社会建构”解构掉，认为这一切都是后天人为形成的，目的是要压制社会中的“异类”；或者说，是借制造异类、压制异类以形成“社会建构”。福柯的思想最能代表西方“激进”知识分子既不满社会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的困境。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批判”、“解构”，知识分子由此而得到满足。解构派和新左派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把它们的思想逻辑发展到最极端的就是福柯，福柯的声名长期不坠，就可以看出西方激进知识分子精神之所在。

当年我所以很快就放弃新左派和解构派，是因为我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第三世界的存在。没有第三世界视野的人，怎么可能是“左派”呢？陈映真和这些左派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他始终关注第三世界。

早在一九八四年一月，陈映真就发表了《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比较》（卷7），把当时台湾盛行的乡土文学摆在第三世界文学的视野下加以论述。从这样的视角谈论台湾的乡土文学，在当时的台湾，可谓绝无仅有。一九八三年三月，陈映真有关跨国企业的小说集《云》出版后，鱼父写了一篇书评《愤怒的云》，批评陈映真的小说是为“依赖理论”张目。因为鱼父的主要目的是要批判“依赖理论”的错误，而为当时流行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辨护。这就给了陈映真一个机会，让他能够详尽的批判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同时也谈论“依赖理论”的要旨。这篇文章，《“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评鱼父的发展理论》（一九八四，卷7）非常的长，是陈映真一九八O年代有数的理论文章。“依赖理论”在台湾从来没有充分的介绍，理由很简单，台湾学界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天下，任何超出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论述，都很难在台湾立足，所以陈映真这一篇长文在当时很受瞩目。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论，是和他对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认识，他对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这两者紧密相连的。当我们了解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艰难之后，我们才能真切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应负起的责任、所应尽到的历史使命。对这一切，陈映真都有非常清楚的论述，这才是“左”的陈映真的真面貎，很遗憾的是，至今还很少人认识到。

二、陈映真论资本主义

前面已经谈到，一九八零年代陈映真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对于人的心灵的腐蚀作用。现在从理论层面再简单谈论一下。陈映真在中篇小说《万商帝君》（1982）中，藉著刘福金这一人物，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作了清楚的剖析：

把企业的产品迅速、广泛地普及于社会大众，必须通过企业有计画、有组织、有行动地“开发”人对商品的欲望──这就是刘福金花了四十多分钟时间神采飞扬地说明的一个著重点，他的美腔美调的英语，似乎越来越流利起来了。他说：

“这就是所谓『创造欲望』，”刘福金用英语说……

刘福金以一种精巧阴谋的设计者那种快乐的声调说，要使每一个消费者成为今日的国王。要动员一切资讯科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和社会学……藉著现代大众传播的各种技术知识，去开发人的七情六欲。“要解放人们的欲望，通过设计良好的企业行动，去开发人对于商品的无穷嗜欲。”刘福金说，“挑起欲望，驱使他们採取满足欲望的行动──购买我们的产品，而且要在满足了一个欲望的同时，又引起一个新的欲望……”（卷5，341─2页）

生产本来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上的基本需求，但资本主义的逻辑却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可以借着现代大众传播的技术，开发人的欲望，挑起人们的购买欲，创造人们的需要。这实际上是消费的“异化”、消费的“非人性化”，把人降低为“消费的动物”。而这种无限开发型的消费形态，同时又会耗去地球上不知多少资源，直至耗尽而后已，这不是人应该追求的生活。这是陈映真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由。

陈映真坚决反对当今资本主义体系的最重要理由是：资本主义是制造当今世界两极分裂──富裕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广大、贫穷的第三世界──的罪魁祸首。为了让读者对陈映真富有感情的论辩方式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以下将引述陈映真论述亚洲国家的悲惨处境的一个长段：

整个亚洲之中，各民族各国有它们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然而，今日亚洲各族人民所面对的各种严重的问题，却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国独占资本和与之相结合的国内支配阶级的掠夺所产生的贫困和不发展。从十九世纪的旧殖民地时代以降，贫困在古老的亚洲大地上一贯地再生产着。几百年来，贫富差距、穷人的数量，在广阔而古老的亚洲只有愈加恶化的倾向。

二次大战后亚洲前殖民地的“独立”，其中绝大部分并不真实。因为今日的亚洲“国家”，许许多多都是过去西方殖民主义直接的产物。如果亚洲不曾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过，亚洲人所建造的国家，肯定和今天的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亚洲的贫困之再生产，基本上是这历史上新旧殖民主义本身所再生产的。新旧殖民主义，对于亚洲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往往不是加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造，而是依据殖民主义的利益，时而和传统的社会构造体相温存，巧加利用；或时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广泛存在于亚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时代大庄园制度和其他的落后而残酷的生产关系，便是显著的例子。

急于透过资本主义改造而追求发展的亚洲，由于殖民主义掠夺机制残存，不但没有创造出均质的、主动积极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从工人和农民的分离解体中产生更多的贫民。统治者利用亚洲複杂的文化、人种、宗教和语言的矛盾，使这些穷困的人民互相对立，互相敌视。穷人歧视穷人。穷人敌视穷人。亚洲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累积过程所大量产生的贫困，因贫困人民间的矛盾而掩蔽了贫困本身的剧烈痛苦。

许多亚洲自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亚洲贫困的再生产进程，同时也是富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富裕的再生产进程。北方的先进国家固然也有贫富阶级的分化，但透过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从广泛第三世界吸收的财富，使先进国内部的阶级矛盾镇静化和缓和化，是不争的事实。（《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1991，卷12，372─4页）

陈映真的分析是有宏大的历史视野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掠夺，如何从二战前的旧殖民地时代过度到二战后的新殖民时代；殖民地虽然表面独立、但仍然深深依附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获得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真正独立”。在亚洲之外，还有广大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只要粗略读一下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和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就可以看出，陈映真的分析是和他们若合符契的。再说到中东伊斯兰世界。二战之后，美国为了独占中东的石油，蓄意制造了一个“以色列国家”，让中东地区几十年来战祸不断，让美国可以从容自在的“神游”于其间。可以说，二战后的世界，一直是由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所宰制的，只有苏联能够稍加制横。苏联垮台之后，美国几乎为所欲为，然后才在新世纪之初碰到一个可能的对手──正在崛起的中国。

陈映真把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贫穷的第三世界对立起来的世界史架构，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有待我们仔细梳理。不过，可以肯定的说，如果陈映真青年时期没有对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强烈感情，他就不可能有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历史视野。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历，以及毛泽东赋予这一革命经历的理论诠释，肯定是陈映真第三世界论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批判的原始出发点。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才能了解，陈映真对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是否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切关怀。

一九九七年亚洲的金融危机让陈映真进一步认识到当今资本主义体系难以克服的内部危机。二战后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但到了一九七零年代，景气明显衰退，于是出现了一种新形势。陈映真说：

七零年代和八零年代的生产过剩，结束了世界资本主义在战后二十年持续景气而逐步走向衰退。利润率下降，迫使跨国公司增加新科技、新产品的投入，无如广泛的生产者无力消费，世界市场积压过多的产品，导致信用和政府支出的扩大。而为世界大资产阶级高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又带来环境生态的破坏，进一步扩大了危机，又进一步削弱了利润率。于是过剩的资本从实物生产和贸易领域中向世界性金融投机市场流出，投向第三产业和股票、货币、期货等金融商品的买卖，使世界金融经济部门快速膨胀（重点本文作者所加）。依照统计，世界金融工具买卖的总金额与实物生产及实物贸易总额之比，一九八三年是十比一；到一九九五年，上升到六十与一之比，今天，每日在世界金融市场买卖循环的金额，高达一点三万亿美元，是每天实物生产和贸易总额的八十倍！据估计，投入全球金融投机的资本，一九八零年是五万亿美元，一九九六年上升到三十五万亿美元，至二零零零年还会上升到八十三万亿美元。一个全球范围的巨大泡沫经济正在形成。（《帝国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危机》，1999，卷18，10─11页）

然而，亚洲国家却未能及时预见到这些危机，

为了维持和贪求向来的高度成长，这些亚洲国家有的没有分析、没有批判的全盘导入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洞开金融内户；有的不切实际地和美元维持名实不符的固定汇率；有的从国外导入或借取高额、短期、高利息资金，在世界泡沫经济浪潮下投入金融投机部门，终于引来国际金融寡头残酷的金融攻击，几乎使国家金融破产。（同上，11─12页）

如果不是先进资本主义实物生产（制造业）的下降、金融投机的无限膨胀，就不可能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亚洲国家过度迷信高速度成长、过度相信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才让国际金融寡头乘虚而入、席卷而去。其根源是在西方，而不在亚洲，而当时西方的舆论却一再归罪于亚洲国家先天体质的种种不良。很可惜二零零八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至全球金融大海啸时，陈映真已经病倒，不然，他可能不知道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额手称庆”、还是要为金融投机的“愚行”感到悲哀的好？

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挺住了，而且立即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日本刚好相反），从而赢得亚洲国家的尊敬。全球金融大海啸时，中国也挺住了，随后成为世界各国请求协助的“金主”，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已经无需置疑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劳动者的勤劳和中国人处理全球经济的智慧，但如果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出现了大问题，中国经济的上升势头也不致于这么“猛”。这些后见之明，足以证明陈映真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多么准确的看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病根”。

我个人曾经在一九九零年代看到台湾的炒股热，几乎所有的中产阶都在玩股票，人人都说他今天又赚了多少钱，教师甚至在课堂上放置收音机，随时收听消息，一下课就开车冲向股票市场。大家都说，台湾经济形势大好，股票天天涨！我心想，台湾大概快完蛋了，天下哪有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果然，台湾经济从那时起一直往下滑，直到今天尚未看到前景。陈映真这篇文章发表在台湾劳动党的内部刊物，几乎不为人知，我这次在翻阅《陈映真全集》二校稿时才发现，一读之下，真是叹服不已。

综上所述，陈映真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全面性的。他体会到，资本主义为了赚取最大的利润，不断开发人的欲望，终将把人降为“消费的动物”；他批判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让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越来越贫困，让他们难以温饱，毫无尊严；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终将因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从而靠著强大的金融资本在世界各地进行金融投机，从中套取巨额利润。

这样的体制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终将导至全球经济总崩溃，世界各国或者闭关自守，纷纷筑起贸易壁垒；强者也许还会四处刼掠，回到“战国”时代。幸好中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站稳脚步，可以挽救世界经济的危局了。

三、陈映真论改革开放前十年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论、第三世界论、以及资本主义性质论，这三者是相互鈎连，缺一不可的。然而，这样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却在改革开放后普遍被忽视、被淡忘了。更有甚者，当代中国史也被分成两个阶段：

普遍流行的看法，总是把大陆当代史一分为二，即建国到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前看作一个阶段，一九七九年到现在是另一个阶段，而一般地否定或负面评价第一个阶段，肯定或正面评价后一阶段。

这种看法是一般论，有偏见，不见得公平。（《中国知识界失去了人民的视野》，卷18，113页）

陈映真对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基本上是赞同的，他所不满的是，改革开放后大陆知识界的视野变得既狭窄、而又自我中心。他最为不满的是，他们对建国前三十年历史的否定。对此，他一再慨乎言之。就在写作上述文字的那一年（一九九九）元旦，有媒体以《新年三愿》向他邀稿，他在其中说：

因此，新年第二个祝愿，是祈愿大陆在开放和发展时，不妄自菲薄中国革命和建国前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并科学地总结清理其负债和遗产，寻求以人的自由与发展、环境的永续与完整以及中国的主体性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思想与实践。（《新年三愿》，卷17，262页）

否定了前三十年，当然也就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接著就出现“告别革命”论，这完全不足为奇。

认为中国当代史从改革开放才走上正轨，大陆经济发展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改革开放，这种看法可谓极其肤浅。陈映真在《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一九九一）一文里，对大陆在一九七九年之前的经济成就，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最后他说：

这些快速累积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国主义重兵包围与市场隔绝中，在独立自由条件下取得的成长，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对广泛翻身贫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一九七六年以前）的党、魅力领袖、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条件下以“动员性的集体主义”，以赤裸裸的人海劳动所完成，在广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绝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壮、宏伟的评价，是不容抹杀的。（卷12，382页）

如果没有这三十年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进行改革的条件。把历史一切为二，从负面迅速掉转过头，立刻循着正面往前冲刺，在短短几年内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竟然有那么多人会相信这种“奇迹”式的历史发展观，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最近和一位大陆朋友聊天，他说，在前三十年，我们天天被教育说：占世界三分之二的广大第三世界贫穷人民，正等待我们去拯救；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现，真正需要拯救的是我们自己。我的朋友是党员，非常爱国爱党，但竟然连他都这样讲，大大的出乎我的意外。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如果和美国相比，中国当然还非常“贫穷落后”，但如果和亚、非、拉世界比，那就好太多了。像我朋友那么极其简单的、缺乏历史视野的认知方式，其实就是那种“前三十年否定论”的基础。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是陈映真全面检讨改革放的、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经常被两岸的各种“左派”加以引用，借以暗示陈映真其实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因为这篇文章比较长，对涉及的问题都有详尽的讨论，比较容易在阅读中迷失了文章的主脉，因此，作为对照，我想引述另一篇短文《中国知识界失去了人民的视野》（一九九九）来厘清问题──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的缩小版。

这篇文章是为庆贺建国五十周年而写的，在谈及改革开放时，陈映真这样说：

一九七九年以后巨大的发展，十分振奋人心。我个人年复一年看见大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为激动。从发展社会的观点看，中国在七九年后的跃升，看来尚未有理论上的解说。但我深知这么大、人口众多、底子单薄的中国的掘起，是十分不容易的奇迹。中国人民力争复兴、独立和富强的历史悲愿，没有比现在更贴近其实现的目标。（卷18，116─7页）

这哪里是否定改革开放？接着他又说：

当然，这快速、巨大的发展，就像一切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可能内包着复杂的问题。但我只举两个隐忧……（同上，117页）

这两个隐忧，一个是工、农阶级的利益受到忽视，另一个是知识界自我精英意识相对高涨。这两个问题在《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中都有详尽的论述。

在这里，我想先着重地谈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中有这样一个长段：

八零年以后，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智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画”，以高额之汇率差距，西方正以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智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六零年代、七零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智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四千年来的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卷12，375─6页）

即使到了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一九八零年代是大陆知识界的“黄金时代”，至今令人怀念，查建英主编、二零零六年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就是最好的证明。八零年代被视为思想解放的年代，是第二个五四，知识分子终于挣脱了各种教条的束缚，思想空前活跃，人人活在幸福之中。

对我们台湾统左派而言，大陆八零年代知识界所形成的思想氛围，让我们在八、九零年代之交进入大陆时，常常感到极为痛苦。前述引文提到的、把台湾和大陆加以对比的“论述”，我也遇到好多次。大陆知识分子的逻辑很简单：台湾经济比大陆好太多了，可见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行，国民党比共产党好。当你企图说明台湾经济为什么是这样发展、问题在哪里，大陆原本的体质如何，现在已经很不简单，将来……你话还没说完，大陆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失去兴趣，转而谈其他问题去了。

最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陈映真在同一文章中这样说：

在录像影集《河殇》中，甚至嗟怨中国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国没有在郑和的航海事业上发展成从贸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夺南洋民族走向帝国主义！而这样的世界观，竟而曾经一时成为中共官方的世界观，令人震惊。（同上，379─80页）

《河殇》的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比论，不久就为台独派所引用。他们说，台湾一直属于海洋型文明，和“中国”落后的、体质不良的大陆型文明毫无关系。河殇派和台独派就这样遥相呼应，令人为之气结。

构成八零年代大陆知识界主体的主要是，正在（或尚未）脱离困境的文革知青，外加一部分长期受苦的右派，我们虽然对他们非常同情，但对于他们那种完全缺乏历史视野、无比激情然而又十分简单化的黑、白二分法，却只能在内心里叹息。我们在大陆所感受到的孤独感，完全不下于在台湾的时候。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阿城和张贤亮对于陈映真的耻笑──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左派“怪物”，这样的批评我们都曾经遭遇过。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我的朋友赵稀方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陈映真？》论文的主旨是，当年大陆知识界所以不了解陈映真，是因为陈映真生长的台湾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后又沦为类似美国的殖民地，他强烈的反殖民倾向使他的思想特别敏锐，而八零年代的知识界却没有殖民地经验，因此他们一时无法理解陈映真。这一篇文章相当受到瞩目，因此我不得在这里提出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两岸真正的差异并不殖民地经验，而是资本主义经验。我另一位朋友朱双一，在我之前，已经对此提出异议，他说，“当代台湾经历了比较全面、快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大陆，除了局部地区外，资本主义从没有真正、全面地发展过。”这才是关键。（见朱双一今年十一月五日在台北举办的“陈映真思想研讨会”所表的论文《中国问题”中的“台湾问题”之外因和内因──也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陈映真”》。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看到美国的富裕、台湾的繁荣，一时目眩神迷，完全倒向了美国和资本主义，他们在大陆所受到的社会主义教育，一夕之间荡然无存。真正的关键是：他们迅速认同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寻找一个失去视野”！是哪一个视野？陈映真在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中给出了答案：“中国知识界失去了人民的视野”。

赵稀方的论述方式会产生一种误导作用：因为大陆知识界没有殖民经验，所以他们一时不能理解陈映真是情有可原的。实情决非如此。陈映真在《中国知识界失去了人民的视野》中说：

知识界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发生巨大变化。过去“臭老九”论固然不对，今天知识界的自我精英意识看来相对高涨，谈自己的“体系”，谈自己的前途的人多，但把眼光抛向广泛直接生产者的处境与命运者少。如前文所说，中国知识界忽然失去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更遑论社会主义）的视野。（卷18，117页）

这才是真相所在。因为这种世界观还普遍存在于现今的大陆的知识界，所以必须郑重予以指出。

在这种世界观下，改革开放初期工、农阶级的利益受到忽视、第三世界广泛存在的贫穷问题受到漠视，当然就不足为奇了。二战前后全世界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现代世界史的大事，但在大陆知识界的视野中，这一切却仿如不曾存在过。如果说文革是“极左”，那么，八零年代大陆知识界的主流可以说是“极右”，后者是前者的反动，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让台湾统左派稍感“释然”。

最后，还必须提到《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发表的时机。一九八九年之后，全世界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想要困死中国，何新是少数敢为中共讲话的人，台湾统左派都读过他的文章。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以显著而巨大的版面”刊登何新的《世界经济形式与中国经济问题》，当然立刻引起陈映真的注意，不久就写了回应，即《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陈映真在文中说：

总地说来，何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基本上没有超出战后以第三世界为中心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的范围。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西化派、买办化“智囊”统治了十年后的中国，以官方立场和地位出现何新的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

何新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苏东坡”风潮之后，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媒体齐声讴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胜利”的时候，何新的发言是引人兴味的。（卷12，380页）

陈映真显然“嗅出”了何新文章的政治性──在赵ZY体制之后，中共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意转换思路。陈映真在这一时机发表这一篇长文，实际上是借批判过去，以期望于未来。把这篇文章看作是陈映真对改革开放的总批判，只能说是某些“左派”的别有用心之论，何新后来所出的两本书《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一九九一，四川人民）、《为中国声辩》（一九九六，山东友谊）都收入了陈映真的文章，这也证明，这篇文章一点也不犯忌讳。

四、陈映真的最后见解

二零零零年十月，陈映真到北京参加“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研讨会，那时候中国已经通过“世界贸易组识”（WTO）的入会谈判，即将于次年正式入会。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难以挑战世界秩序，中国是否能保持经济与文化的自主性，是当时陈映真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陈映真所提交的论文，《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自主防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忧心。

这篇论文所谈论的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特质，以及改革开放后大陆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和本文前两节所分析的陈映真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陈映真在此文中所特别著重的三个方面，也许正是他为中国忧心之所在。第一，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独占了高新科技，霸强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上的超强地位难以挑战（卷19，126页）。第二，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挟凶猛的资本、技术、商品、广告行销，向全世界犯滥，冲刷各国、各民族百千年累积的传统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同上，127页）。

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二次大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他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中提出一套美国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苏联解体后，美国把这一战略修订加工，拿来对付中国。陈映真从网站上翻译了中央情报局《行事手册》中针对中国的文化战略。这一段文字看了真是让人胆跳心惊，大陆至今还对美国抱有“天真”想法的知识分子应该好好读一下。陈映真因此呼吁，中国应提防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攻击，应该“坚决悍卫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建设起来的积极、进步的东西，宏扬中国文化中比较建康的部分，采取必要的步骤，抵御和防犯敌人恶毒的攻击（同上，132－5页）。”

然而，在二零零零年如此忧心忡忡的陈映真，五年之后却有意想不到的大变化。二零零四年西方著名的新左派刊物《Monthly Review》发表了两位作者合写的一篇长文《中国与社会主义》，台湾左翼的网路刊物《批判与再造》立即翻译连载，并邀请多位学者加以评论，陈映真应邀写了一篇《“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读《中国与社会主义》》，刊载在二零零五年六月《批判与再造》第二十期上。

《中国与社会主义》这一长文，对中国的开放改革持负面评价，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越来越坠向资本主义道路，也日益深受外国的支配”，这种完全负面的评价，反而刺激了陈映真，让他在读完之后，有一些“出乎自意外的感想”（卷22，213页）。所谓“出乎意外”，其实就是和两位作者相反，完全肯定改革开放的价值，五年前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自主防御》一文中所表现的忧心一扫而空。

陈映真一开始就把文章所要讨论的两个重点提了出来：

读了《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方面感到中国关心的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地超越官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扩大世界发展社会学的视野，另一方面也要从中国人民寻求自我解放历史，和当前美日新保守主义极端敌视中国发展，中国和日美军事同盟对峙甚至交战的可能态势，去看待问题。（卷22，215─6页）

文章的前半从“世界发展社会学”的视野，论说近代四波资本主义工业化。第一波英国，第二波美、法、德，第三波俄、日，第四波中国。在前三波的对比下，中国的“大面积、大体积”的“类资本主义”工业化完全没有“以殖民掠夺、不正义贸易秩序进行积累”，而是“清醒而有原则地援引外资”，并“以正常的国际贸易输入石油、矿物、农畜产品，输出轻工业品，甚到在第三世界投资，逐渐成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富有潜力的增长点与火车头。”（同上，219页）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这种快速的“类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有其社会后果：阶级分化；地区经济格差、强力滋生的资产阶级思维、价值和生活方式；蛀蚀官僚体系的贪腐痼疾……如此等等。但陈映真很高兴的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克服这些问题上的种种努力：

拥有九亿农民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复杂、难解、甚至是惨痛的“三农问题”。近年来中国府推行了多项针对“三农问题”的改革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加大国家预算对农业的投入、乡镇机构调整、农民工权益保护等等，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准，如此坚决推动诸多大手笔的改革措施，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中不曾有过的事情，有限度地说明党和国家的干预在解决“类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正义和福利问题上的可能性。（同上，222─3页）

我个人第一知道共产党所推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方法时，真是吃了一惊，没想到力度会那么大。很可惜接着推行大力肃贪、大力提升工、农大众的收入时，陈映真已经病倒，无法得知了。不过，陈映真至少由此了解，他最为担心的改革开放后大陆内部的阶级分化问题，到了适当的时机，共产党显然有解决的决心与魄力。

陈映真文章更重要的论点放在第二个方面，即美、日对日渐强大的中国的极端敌视。这是因为：

中国正清醒明智地利用她猛爆性的产业化经济发展，将不断巨大化的综合国力，翻转成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力量……（同上，223页）

中国逐渐在欧洲、中南美洲──甚至在非洲和东南亚各国结成交易伙伴和战略伙伴关系。其结果就是：中国隐约中推动了一个多样的、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价值的新世界秩序，足以对抗美国单极独霸的政治经济秩序。接着，陈映真就说：

这一切发展与成就离开中国“开放改革”的独立自主的类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所增大的生产力，是难以想像的。（同上，223页）

陈映真终于在当今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发现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价值之所在。

陈映真所以会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和苏联解体前后，独霸世界的美国所进行的一连串侵略战争有关。从科索沃到阿富汗，再到伊拉克，美国无不以无人飞机和最先进的武器，对弱小国家进行残酷的攻击，完全无视于无辜平民的大量伤亡。陈映真还看到美国无处不在的金融投机，让亚洲几十年的发展几乎毁于一旦；然后再假惺惺的透过世界银行的贷款，企图掌控亚洲国家的经济命脉。再没比这更恶劣的、军事侵略与金融掠夺同时并行的单极霸权了。现在他突然发现，日渐强大的中国，竟然可能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合作，建立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价值的新秩序，他怎能不为之欣喜不已呢？对此，陈映真作出了理论性的总结：

如果中国的工业化逐渐显示对世界外交、经济、政治的旧有秩序的挑战，也许提醒人们不能习于来自右派和左派对中国发展的，不免受到意识形态左右的过低评价。对中国发展的批评和低度评价由来已久，但至今十几二十年来这些批判与负面预测，没有一条成真。科学、富有创见的评估和认识中国的工业化之发展社会学的意义，成为急迫的理论课题了。（重点本文作所加，同上，226页）

陈映真更为关切的是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周边的行动：

二十世纪末苏联瓦解后，二零零一年美国和日本的极右保守派执政，美国把原先瞄准苏联的核武器改而瞄准新中国。美国悍然违反三个公报，公然恢复美台高阶军事商谈和讨论关于“防卫”台湾时的军事补给政策。美国在东亚扩充军事人员的配备，重新布置美国在日军事基地，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力推动大胆的日本再武装计画。

二零零一年四月美国间谍飞机悍然在中国领海挑衅，造成中国一架飞机和一位机员的毁殇，双方一时剑拔弩张，至九一一事件后才缓和。（同上，226─7页）

陈映真如果知道美国后来“重返亚洲”的一连串行动，当会更加气愤不已。陈映真读了美国日本研究所主任查默尔·詹森（他一直反对美国的军国主义）的一篇论文，不免忧心忡忡的写下这一段话：

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不想套用“中国的崛起”的说法，在美国极端右翼保守势力当朝下，能否和平地容纳中国的和平、低调的发展，是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不能，像美国这空前巨大、傲慢、贪婪的战争机器，会不会为中国和世界带来战祸，查默尔·詹森教授是悲观的。（同上，228页）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陈映真极为少见的向全中国的左派（包括台湾）作了公开的呼吁：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左派要怎样正确的看待祖国的“类资本主义”及其发展，除了了人云亦云，是不是有可能寻求科学的、独自的理论上的探索？

马克思曾对波兰和爱尔兰的同志们说，共产主义者应该义无反顾地先投身于重建饱受到列强分解侵凌的祖国的强盛统一，则无产阶级才能在一个统一强大的祖国社会中成长为一个强而有力的阶级，为自己的解放斗争。台湾的左派又怎能将强权下民族分裂，追求祖国的强大与统一的问题束诸高阁，视如无睹？……

贝特霍尔德（按，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说，中国当前的道路不免引来恶意和善意的批评，“但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也许有些政策在日后看来是错误的──而有些是正确的，但中国人民却不能因为担心犯错而裹足不前……”

历史正召唤著全中国的左派，从自己自求解放的伟大历史中反思，看清眼下的道路，总结经验，探索一条被压迫民族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同上，228─9页）

以前的陈映真还担心改革开放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他已经不再有所顾虑了，做总比不做好，实际上是他对改革开放越来越有信心了。认为陈映真始终对改革开放存在重大疑虑，时时想要加以“引述”的各种左派，至此可以无言了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全力批判他，这样，你就和他断绝了关系。

陈映真这篇文章很少人知道，我从来没有听人谈论过，人间出版社二零一六年出版贺照田的《当社会主义遭遭危机》时，我认为他所谈的主要是过去的事，现在情势已经大有转变。因为我看到美国重返亚洲以后，美、日急于结成新的军事同盟，我理解他们的焦虑。我又看到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计划的提出，及付之实现，终于领悟到，中国终于可以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蓝图了。于是我写了一篇序言，《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对这篇文章比较满意，朋友中也有多人表示赞许。今年三月我到厦门参加一场陈映真研讨会，在马雪提交的论文中看到她引述陈映真这篇文章。回台北后，我立刻将文章找出来读。可以说，我苦思多年才得到的看法，陈映真早在十一年前就表述得很清楚了。这篇文章发表一年三个月之后，陈映真就病倒了，所以可视为陈映真一生思考中国发展前途及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的最后定论，必须浓墨重彩加以表彰。

从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短短的五年之内，陈映真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从《“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的内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首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功效竟出奇的好。英国《金融时报》评论，中国在二零零一年进入世贸，其影响“不只是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在中国生产、组装的电脑、DVD机、电视机洪水一般流入美国量贩店售出。（卷22，221页），这让许多担心中国将被资本主义吸入，丧失其主体性的人（包括陈映真）大大松了一口气。

其次，新的领导班子接任以后，开始重视社会的不公正现象，特别是“三农”问题，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解决，这在前文已经提到。这对陈映真产生很大的鼓舞作用，证明共产党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而是他们有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步骤，这也让陈映真印象非常深刻。

最后，陈映真也提到，美国意识到中国的强大已经无法忽视之后，开始鼓动日本重新武装，并且进行新的美日军事联盟，对中国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陈映真因此产生紧迫的焦虑感，所以才在文章末尾呼吁中国所有的左派，希望他们“从自己自求解放的伟大历史中反思，看清眼下的道路，总结经验，探索一条被压迫民族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在陈映真卧病的十年期间，以上所提到的三项因素并没有改变，而且发展得更清楚，陈映真的结论仍然是适用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就是陈映真最后的见解。

最后，顺便提一下二零零六年陈映真反驳龙应台的一篇文章。二零零六年开春，一月二十六日，龙应台在台湾、北美、香港、马来西亚四地，同时发表致中共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批评中共中宣部下令将共青团系统的刊物《冰点》查封，认为这是不尊重新闻自由的不文明行为。此外，龙应台还批评大陆的经济发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越来越繁荣，其实造成“贫富不均”、“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在大陆改革开放成果日渐显著，赞美之声越来越多的时候，龙应台的“行动”明显是个“预谋行为”，企图在“自由世界”对中共挑起新一轮的舆论围剿。

二月十九、二十两天，陈映真的回应文章《文明与野蛮的辩证──龙应台女士<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商榷》刊登在联合报副刊上，强力驳斥龙应台。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发现，陈映真在文章中对改革开放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譬如他认为，在国家政策的干涉下，中国完成了没有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的积累，减轻和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残酷和痛苦。又说，“她的经济发展，早已发展成世界和平，多极、平等、互惠发展模式与秩序的推动者，努力团结爱好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小民族与国家，制衡力主自己单极独霸的大国，而卓有成效。”（卷22，345页）这等于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制衡了美国单极独霸的局面，将使世界史的进程往乐观的方向发展。

熟悉陈映真著作的人都知道，陈映真虽然基本上赞同改革开放，但对改革开放后大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有时也不免忧心。他们看到陈映真反驳龙应台的文章之后，不免略有惊讶之感──是不是陈映真为了反驳龙应台，把改革开放的成就说过头了。

不是的，因为陈映真在驳斥龙应台的文章中所说的，早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发表的《“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都论述过了。因为很少人读到这篇文章，所以就对陈映真反驳龙应台文章的写作动机产生误解，因此在这里不能不加以澄清。

五

陈映真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生长在台湾的中国作家。民族离散、分裂带来的耻辱、忿怒与悲哀，直到祖国完全统一之日，将是我生活、思想与创作最强大的鞭策与力量。”（《民族分裂的悲哀》，卷23）又说，“对于一个在一九三七年台湾出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和对于在冷战与内战叠合构造下被分断的祖国的向往，是相互血肉相连地相结合的，也从而使我度过了饱受各种压抑和坎坷的半生。因此我的思想和感情不免随社会主义祖国的道路之起伏而起伏。一九九零年以后，我一次又一次在亲眼目睹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而为之欣庆之馀，心中也不免留下一个急待回答的问题：怎样理解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原则理想的距离。”（《“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卷22，215页）

对陈映真而言，台湾还没有完全复归中国，就是中国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也就意谓着，中国还没有完全战胜近代帝国主义，因为最后的帝国主义美国还在为中国的统一设置各种障碍，而且完全无视中国的抗议与警告。战胜近代以来各种帝国主义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陈映真一生的梦想。

近代以来，当中国备受侵略与欺凌时，受害最大的是全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曾经在外战与内战的磨难中，饱受颠沛流离与飢饿之苦，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但也正是这些广大的中国民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使得中国革命得以成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他们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心甘情愿的牺牲一时的物质享受，全心全力的支持新中国的建设。没有他们的“赤裸裸的人海劳动”，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一般人民能够过上“美好生活”为第一目标。就这点而言，“爱国家”和“爱人民”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就是说，强大的中国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它是以“人”为本的、以“人民”为本的，以“广大的人民”为中心的。绝对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陈映真思想的核心之一。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这还不是陈映真最后的理想。陈映真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强大以后，还必须和广大的落后国家合作，对抗美国的单极霸权，这样才能让全世界落后国家广大的困苦贫穷的人民大众有希望过上好日子。陈映真认为，只有让全世界广大的贫穷国家一起富裕起来，才是真正在世界上实现社会主义。近代资本主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把世界撕裂成富裕和贫穷的两个世界，战胜这种贪婪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让全世界在和平中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陈映真最大的梦想。

在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陈映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看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长，但他也看到大陆知识分子盲目的推崇美国的生活方式，他深怕中国会因此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抛弃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理想。但陈映真和一些认为大陆已经“走资”的所谓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始终关注改革开放的实际发展，经过长期的观察和阅读，他终于在二零零五年左右看到了他的这些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他终于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全部意义。

我最近几年看习近平的讲话，看大陆所提出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构想，我常常想起陈映真，当我最后看到《“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这一篇文章时，我感到一切都清朗了。陈映真的梦想与最后的认识，和共产党二零零零年以后的一切作为，竟如此相似，这真是太奇妙了。

陈映真不只是一个梦想家，他还具有长期追寻探索的那一种极为认真执著的精神。他既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又深深了解到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要始终实事求是的面对现实的困难。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陈映真对新中国从革命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的前十年，始终密切关注，中间曾经犹豫而苦闷，终于能够拨云雾而见天日。这种长期关爱祖国之心，这种长期注意中国现实中的发展，始终不改其志，这种精神，让人由衷起敬佩之心。他一生探索、思考和写作的历程，现在就按著年代顺序，呈现在他的全集中。在翻阅这一套全集时，我突然想起《论语》的一段话：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一生，就其尽心尽力，无愧于人，无愧于己而言，我认为是非常完满的，令人心向往之。

陈映真历经国民党戒严体制下的高压统治，看到台独派的叫嚣吵嚷，不以分裂国家、仇视同胞为耻，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也看到大陆一些知识分子不遗余力的藐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但他终于亲眼目睹祖国的壮大繁荣，理解了中国可以形成一个新秩序，足以平衡恶质的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就此而言，他应该感到欣慰，而我们也应该为他高兴。

近代中国，民族长期蒙受屈辱，人民长期生活在贫困穷饿之中，终于重新站起来，圆了复兴之梦，并为世界和平带来希望，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少见到的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多少仁人志士牺牲了，多少民众无辜受难了，但中国毕竟走过来了。这一段历史如果不被忘记，人们也就会记得，其中有一个生长在台湾、终生未在名分上回归祖国、一辈子系念祖国的作家，叫陈映真。（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亚际书院”，原标题|吕正惠：出版《陈映真全集》的意义，文章内容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