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年俗，有相同处，如守岁、吃年夜饭、拜年，也有不同之处。大年初一，你家的年俗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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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到过年，就能听到许多人讲“年味越来越淡了”。到底什么是“年味”？在相关的议论中，它似乎总是与怀旧的情绪缠绕在一起，指向那些被归为“传统”的年俗，诸如祭灶、扫房、穿新衣、放鞭炮、拜财神……当这些仪式不再那么隆重和认真地进行，“年味”就显得淡了。
但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过年的重要性并没有分毫降低。传统的农耕社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了剧变，离乡在外工作和生活的游子以亿计数，发达的商业让置办年货变得简单，但那张回乡的车票又提前整一个月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临近春节，城市的空气里同样充盈着一种兴奋、期待、忙乱、躁动的气息，地铁上到处是提着箱子的年轻人，街边的小店一个个打了烊贴出“春节放假”，这，不也是“年味”吗？
我们不再遵从“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的传统年俗，因为在异乡工作的人们要到除夕才能正式迎来假期。但是，也正因为离乡成为普遍的事实，来自中国的东北、华北、江南、华南、西南、西北的新京报记者们，通过对各自家乡的回忆，拼合起一份大概的年俗图卷。我们寻找年味，不仅向传统中找寻，更要向正在进行的变化中找寻，要给当下新事和真实感受以必要的意义。
河北邯郸的年味：
时间的嬗变和乡土的体认
过年其实是过时间，真如传说中的“年兽”一般，年复年，不弃舍地在人后紧追。稍不留神，被追上，是要吃人的。我们信奉的是“苦中作乐”的哲学，一个人不管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一到了春节，仿佛都可以一笔勾销，强行欢乐祥和。所以，接下来作为一位失败者寻找年味的视角，多有不合时宜，但个中况味，各自体会吧。
自从2016年奶奶去世之后，于我而言，邯郸农村老家的年才彻底变得无味。老人是传统与我们自身最后的维系，老人一去，我竟连回家过年的原动力都消失了。如此义无反顾地急于与传统决裂，恰恰证明了传统在我身上的烙印之深：
奶奶在世时，过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诸多有着世俗性格的神仙上贡。在北房（正房）房檐之下供奉的是“天地爷”，由农村集市“请”来的“天帝尊神”年画张贴在墙上，上写“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择一矮桌作为供桌，左右两边各放一支蜡烛，正中间香炉里插上三炷香。天地爷，顾名思义，来年是否风调雨顺，土地丰厚，粮食丰收与否，全都仰仗这群神仙，所以，腊月二十九那天蒸好的枣花馒头首先要供奉到天地爷的供桌上。
▲年画“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冀南民间俗称“天地爷”，农人供奉以求来年风调雨顺。
如果说农人对天地爷的祈求稍显暧昧，那灶王爷的存在就非常直白了。供奉在厨房的灶王爷，开宗明义地就讲“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这位神仙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监督凡人是否做坏事的，神仙也不见得那么不近人情，高高在上，农村注重的是“人情”，想来神仙也不可避免地入乡随俗，一场赤裸裸的行贿实录于每年的春节在家家户户上演。
除夕守完岁，初一凌晨五六点钟就要起床到长辈家中拜年，届时所有人家大门敞开，晚辈边喊长辈的称谓，边长驱直入厅堂，双膝跪倒在地，只等长辈从卧室迎出来，连连劝起来到卧室拉家常，给未成婚的晚辈发压岁钱。
这是一次“乡土社会”家族成员的再次体认和情感的维系，包括我在内的农民一旦离开乡土，纷纷去城市里讨生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的传统习俗就开始蜕变，显得不合事宜甚至渐成一种包袱，停留在乡土人情思维的长辈觉得这个世界变了，不懂只是询问了几句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在年轻人看来就算是侵犯个人隐私了。
春节期间村落街道搭起的“犁耧耙灯”是这个交错重叠的多重世界更加形象的例子，本是农人耕作时松土的“犁”，播种的“耧”，平地的“耙”，搭建成牌楼一样，挂上花灯，寓意来年五谷丰登，土地早已不再耕种，“犁耧耙”像一个个文物一样被村里人找出来，俨然一场大型农具装置艺术，所有和父母一同出来拜年的孩子总要问一句“犁耧耙”是什么东西？
▲“犁耧耙灯”，用三种耕作农具“犁”“耧”“耙”搭建而成，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图/高贵兵）
过年其实是过时间，时间的嬗变让我们来不及做出反应，我是一个失败者，面对时间的失败者，没有踩对任何一个如今回头看可能命运会发生改变的时间点，年届三十，游离在不肯回去的传统故乡与无力跻身的城市之间。
奶奶去世的时候平时不大敬神的母亲说，这些请来的神，也要烧掉随你奶奶一起走，不然恐怕日后没有人再供奉，会惹得神仙不高兴，“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奶奶那一辈守候着农耕传统的“业”已经带走了，我们的“业”呢，前半生农村的生长经验和后半生城市的生存经验，会造出怎样的“业”？
作者 高贵兵 编辑 李妍 董木子 校对 翟永军
从呼和浩特到北京：
爷爷家和小时候的年味
寻找年味儿这种事，是只对大人才成立的；对孩子来说，过年是在寒假里，而假期总是有滋有味的。有假期而不能快乐地过，大概只是大人的烦恼。
虽然生长在北京，但对于北京的年俗，我却不很能谈论。学者文人回忆旧京的文章我当然读过，“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祭祖日”这类童歌民谣我自也知晓，但儿时去过的小朋友家虽不算少，却从未见到谁家厨房供奉着灶王爷，又或在家中摆神龛、陈列祖宗牌位的。我们不能让时光倒转，所以不如只谈谈我的过年。说起来，直到上大学，我的春节基本都是随父母一起回呼市，在爷爷家过的。
爷爷、姑姑和伯伯家都在呼市，但呼市却不是我的老家。爷爷从湖南出来参加革命，胜利后进京，第一届政协开会时有他；50年代中后期迁去呼市，自此在那里度过一生。但小孩子哪会操心这些呢？
过年的快乐从坐火车就开始了。从北京去呼市要坐一晚卧铺，不仅可以吃方便面，还能在卧铺间上下攀爬。到了爷爷家，有整盒的点心可以随意挑着吃——拜年的客人送的，偶尔也自己买；牛奶也比北京的浓，熬过能结两次奶皮，偶尔街上还有卖羊奶的，比牛奶更有风味。
▲为什么90年代没有以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为主题创作的波普艺术呢？明明是极为流行的本土商品形象嘛
还能喝“香槟”。香槟是呼市特有的气泡饮料，不含酒精，却装在啤酒瓶一般的玻璃瓶里，很好喝。不知自哪一年起，爷爷家就不再备香槟，也许是不再卖了吧。很多年以后，我在苏格兰买到一听叫做IRN-BRU的饮料，一喝，是“香槟”的味道！我问酒馆里一位颇有些年纪的酒客这名字怎么读，他告诉我：伊恩不渝。后来我上网查了，却是读“艾恩不入”。
▲在爱丁堡买到的IRN-BRU让我想起呼市的“香槟”。我在酒馆里请教IRN-BRU怎么读，一个上了年纪的酒客告诉我：伊恩不渝。后来我上网查了，却是读“艾恩不入”，可见在苏格兰学英文不是个好主意。
爷爷家三十晚上的重头戏是蒸盆。现在想来，这应是湖南民间的传统：先将整只鸡和一个肘子煮至七八分熟，然后将鸡、肘子和汤移入一个大盆中——爷爷用刷干净的搪瓷脸盆，再放冬笋、发菜、泡发的香菇、干贝、鱿鱼和调味料，整盆架在一个更大的锅中，加盖来蒸。各种食材的滋味调和在一起，分外好吃。前两年过年在香港，专门去了元朗屏山一个有名的店家吃盆菜，却只是将斩件的鸡、虾贝、肉丸、冬菇、猪皮和白萝卜等食材分别烹煮了，再摆到一个盆内上桌而已，滋味寡淡得很。
大年初一领了压岁钱，和两个哥哥上街去玩儿：打枪，套圈儿，放鞭炮和花炮。二踢脚声响大却少趣味，窜天猴、砸炮儿更好玩儿；呲花儿握在手里点着，呲呲冒火花，十分好看；挂鞭我们不爱放，因为只噼噼啪啪响一通，没什么意思不说，还等于一下子花掉好多钱。如果家里有挂鞭，我们会把它拆成小鞭，一个个放；或者把小鞭从中间掰开，在地上磕出其中的火药，再用香去点，火药呼呼冒火花。
等年纪稍大，更喜欢去游戏厅。平时在北京，父母是不许我去游戏厅的，过年时例外，准我和哥哥一起去玩儿。街霸、三国志、名将，还有一些当年常玩儿却不知道名字的游戏——其实连“名将”这名字也是才从网上查来的，过去大家只叫它“四人格斗”。有一年，火车就要开了，我还没有回家，大人让堂哥带路，一家家游戏厅去找，找到了小跃哥哥和我。大人吓唬我说火车已经开了，回不去北京了，我有点儿担心起来，小跃哥哥却说：没呢吧，来得及。
▲《名将》在呼市被叫作《四人格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四个人物的呼市叫法是：刀手，警察，忍者，奶娃。
不知怎的，我对于在爷爷家过年的记忆，都集中在小时候，吃点心、喝“香槟”、放炮，还有去游戏厅，似乎都是小学时候的事。再有关于过年的记忆，已经是爷爷去世后，在北京过年了。
那时北京城八区都还让放炮。我和女友在美嘉看了贺岁片出来，我买了手持的细长筒花炮，在二楼露台上点燃，朝下面往来的行人身上放。我女朋友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又一次，下了雪，我们去城乡仓储那边卖一张购物卡——因为想不出我们自己有什么东西要买。把卡卖给了收卡的贩子，我说：我们打雪仗吧——前一天刚下过雪，地上的积雪还很厚。她不想打雪仗，但我很想打，于是就打了。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又一年，我查到东岳庙的庙会，年初二和初三这两天有高跷走兽表演，是从河北还是山西来的班子，我们就去了。演员四五人，有扮成小媳妇儿的男人，有青面兽般装束的壮士，他们或骑虎或骑鹿，还有叫不出名字的怪兽——其实是自己踩在高跷上，外面罩着纸糊的兽；随着锣鼓，小娘子以手绢掩面顾盼连连，壮士举大刀左奔右突，煞是好看。我高声叫道：“好~~~！”
▲东岳庙高跷走兽，兽的造型似乎是有渊源的。新京报记者 寇淮禹 摄
我女朋友有个发小儿，是唱京戏的，所以她从小就知道很多梨园行的规矩；她听我叫好，说：“叫好要短促有力，你这么拖长了音，叫的是倒好啊！”可是我不会短促有力，于是只好满腔的兴奋，默默看完了后面的演出。
新京报记者 寇淮禹 编辑 李妍 董木子 校对 翟永军
浙江德清的年味：
做客亲戚间是维系情感的仪式
我的家乡是浙江德清，一个人口50万、面积900多平方公里的小县。讲到年俗，我脑中一片空白。有什么特别的年俗吗？搜资料时，我看到德清西部山区如莫干山那一带，有年猪饭的年俗。此前对此习俗，我也不曾知晓。不知道当地村民是否依然牢固坚守着这样的习俗，又或者是配合旅游业的发展，早已无人问津的习俗变成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谓的“传统的发明”。据说年猪饭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每到临近过年，村民就会牵出养了一年以上的土猪，聘请本地的屠夫进行宰杀，在搭建的土灶头上现场烹饪，从而制作出最纯粹的山里年猪菜肴，而后村里的老老少少围着那一桌桌新鲜烹饪的菜肴，欢声笑语。
尽管地方小，但一个县内部的年俗也不尽然相同。我能想到的是，每到过年待客或去亲戚家做客时，都会喝一碗烘豆茶。顾名思义，烘豆茶的材料主要是烘豆，所谓的烘豆是把刚采摘下来的清豆放到灶头锅上，拌上盐烘干，再放到太阳下晒，彻底去掉里面的水分，就变成了烘豆，咬在嘴里嘎嘣脆。烘豆可以当零食吃，但在我印象中，更主要的用途是过年时待客泡茶，虽然叫烘豆茶，但其实不放茶叶，放的是风干的橘子皮、油菜籽，也有别的地方更讲究，放桂花的。记得小时候，大家喝烘豆茶，主要是想吃烘豆，只能等茶水喝完，再把杯子倒扣，这样沉到杯底的烘豆就都掉落下来了。
关于烘豆茶，等到长大，听说背后有一个传说，与杭嘉湖平原尤其是德清一带的防风氏传说有关。据说，防风氏是一位治水能人，与大禹同时期。防风氏在当地治水时，百姓用橘皮、野芝麻泡茶，为他袪湿驱寒。网上还有一种传说与伍子胥有关，但都不可考。
▲烘豆茶
在写稿时，我一直试图在脑中回溯，除了烘豆茶，我家的年俗是什么？回想起来，真正没有消逝的年俗难道不是做客吗？做客似乎是吴语方言里的说法，在普通话里一般说的是拜年。为什么这是年俗呢？因为我长大后，在和五湖四海的朋友闲聊时，惊讶地发现，似乎我们那儿这样整个过年期间都在“流窜”于不同亲戚家的饭桌上度过的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每到过年期间，父母都要和亲戚们电话联络，初几要到哪的亲戚家做客，又或者初几要请哪家亲戚来家里做客。
在我的记忆里，对一个有一点社恐心理的小朋友来说，去亲戚家做客是年尾年初最烦躁的记忆之一。因为小朋友的学业永远会成为大人讨论比较的对象。但大人真的这么喜欢做客吗？真的不是。别人来家里做客吃中饭晚饭，你要忙活一大早、一个下午。他们其实也苦不堪言。过年并不是放松，倒更增加了工作量。但为什么还是要继续这样的传统？我小时候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这难得的假期出去旅游？今天去你家，明天你来我家，这里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是要到长大了一点，我才有点懂得，做客之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村人的意义。许多人会有一种误解，觉得乡村的亲戚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事实上，许多所谓的亲戚，哪怕是亲兄弟姐妹，一年里见面的机会都屈指可数。我真心觉得，中国乡村的情感联结其实是很微妙也很单薄的。一个女人嫁出去后，她和原生家庭间更多变成了一种责任，而平日兄弟姐妹间的走动，若非逢年过节，就变得没有实质性的必要。如果过年时再不聚一聚，亲戚间只怕是要彻底断了。因此，现在的我，似乎慢慢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明知待客之繁琐，还要继续下去。或许这是他们难得的维系彼此关系的一种仪式。
近两年，我也发现，随着老人陆续离世，过年时一些亲戚间走动的频率也变少了。做客这一年俗是和老人是否在世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一个嫁出去的女儿，过年一定要去娘家，那是因为父母在，而不是因为兄弟姐妹在。父母是一个纽带，把儿女们联系在一起。等到这个纽带不在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只会越来越淡，这或许是我的一个带有个人偏见的观察吧。
作者 沈河西 编辑 徐悦东 校对 吴兴发
渡河跨省来过年 苗寨里的千桌宴
1月26日，湖南花垣县的苗族村寨磨老村庆祝苗族新年，全村人准备了舞龙、打糍粑、长桌宴等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庆祝，与磨老村相隔一条河便是贵州的碗森村，1950年起两个村子联合办了磨老小学，碗森村的孩子们每天坐渡船往返两岸。这次苗年贵州的村民受邀渡河跨省一起来庆祝苗年，还带来了他们村里的舞龙队共同参与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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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里的中国：
回来没吃碗早堂面 荆州人都觉得假期不完整
对于大多数荆州人来说，“过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开启一天生活的第一步。从1981年开始，钱振彪就从事着“早堂面”生意。早堂面最早是为了早起的码头工人设立的，发展到现在成了荆州独特的家乡味道。今年钱振彪的店会一直开到过年，因为许多外地回来的顾客说，想来吃吃家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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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吃不吃饺子？
值班编辑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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