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养生] 佛家文字与书法有何关系？

　　先谈书写佛教经典的书法作品。从佛经的书写者来说，经生写经是最主要的力量。所谓经生，是指古代那些从事抄写佛经的人，这些人可以是佛门中人，也可以是一般文人。写经的出现，从客观需要来讲，我国古代至隋唐时期才有雕版印刷，北宋中期才出现活字印刷，在此之前，要想获得佛经，主要办法只有靠传抄。我们现在看见的经生写经大都是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原因即在于此。从写经人的主观动机来看，写经对于他们来说，有的是职责所在，有的是奉佛之举，有的是谋生之道。另外，在唐以前和唐以后，都有许多人把写经和拜佛、布施一样，看成是一种敬佛的行动，这种行动当然是一种信仰佛教的表现，但它又与一般的信仰佛教不同，往往是为了某种特殊而具体的目的的一时之举，尤其是在为亲人祝福、为自己祈祷时如此。经可以由本人亲抄，也可以请旁人代抄。比如苏轼曾经手写过《心经》，又曾有意要抄写卷帙浩繁的《华严经》。武则天在咸亨元年（670）也为父母造《法华经》三千部。该经每部七卷，三千部计二万一千卷，当然不会是武则天亲抄，只能由经生代劳。今日尚得见跋尾半段，上书“奉为二亲，敬造《妙法莲华经》三千部。……伏愿先慈传辉慧炬，托荫禅云，百福庄严，万灵扶护。”点明了为先父母荐冥福的目的。

　　经生写经的风格，时代不同，写者不同，风格也自然有不同。但水平容有参差，字体容有工拙，由于佛法庄严，写者恭敬，整体风格基本都是分行布局整饬、续密，结字恭正、严谨的。这从有名的晋人写《放光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等八种佛经残卷、隋人写《大般涅槃经》残卷以及众多的唐人写经中都可看出。

　　经生写字的书法水平怎样？由于经生大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无名之辈，有些甚至文化素养也较低，后世不少书家因而不重写经，称之为经生俗书。这实在是一种世俗的偏见。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以一代书画鉴赏大家，高度评价经生写经：“吾观唐世经生楷书手之字迹，笔墨流动，结构谨严，常出碑上名家法度之外。”我们知道，凡习书者无不推重颜真卿，凡临颜字者又多从其名碑《多宝塔》人手，然而据前贤时修考证，《多宝塔碑》字体平易，无剑拔弩张之态，与颜字基本风格很不相同，正为当时的佐吏经生所代笔。由此亦可证启功先生所言之不谬。

　　除了经生写经而外，名书家写经亦很普遍，名书家写经的名碑帖也不罕见。般若部的著名佛经《金刚经》，王知敬、徐浩、柳公权、苏轼、赵孟頫等大书家都曾书写，今均尚存。泰山花岗岩溪床上还有大摩崖《金刚经》石刻，字大逾尺，雄伟壮丽，有人认为是北齐书家唐邕所书。草圣张旭和欧阳询都曾写过《心经》。赵孟頫还书写过《四十二章经》和《法华经》，前者为他生平第一得意之作，后者是他为中峰和尚所书，就今日所存部分来看，字字精谨，无一懈笔，洵为杰作。

　　再谈谈塔铭院记、僧人碑传等其它关涉佛家文字的书法作品。

　　有关塔铭院记和僧人碑传的书法作品特别多，而且有许多是著名书家所为。这很好解释。因为自从佛教在汉末传入中国后，不仅很快站稳了脚跟，而且发展壮大，超过了本土的道教。历代文人信奉佛教者既不在少数，喜与僧友接交者更是普遍，作为书法家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喜好交接僧友，与之过从，谈禅论道，或借以消除现实中的苦闷，或借以显示自己的脱俗，因而他们也同样乐意或应邀或主动地为僧友写些塔铭、寺记、院碑之类的东西。他们与僧友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这些人圆寂之后，他们往往会为其书写墓碑，甚至还亲自撰文，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悼念。从僧人方面说，他们虽然身在空门，但并非全绝尘事，再说文以字传，他们也希望这些书法名家为他们书字写经，以扩大佛教的影响，这也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途径。

　　属于塔铭院记一类的佛家文字，因对象或用途不同，有不同的名称。有的是寺碑：《等慈寺碑》，唐代大学者颜师古撰并书。《法华寺碑》，盛唐书法家李邕撰并书。《兴国寺碑》，元代大书家赵孟頫书。有的是塔铭：《弘教寺塔铭》，唐代大书家欧阳询书。《无忧王寺塔铭》，唐书家杨播书。有的是塔碑：《多宝塔碑》，唐代大书家颜真卿书。《玄秘塔碑》，唐代大书家柳公权书。《泗州普照寺灵瑞塔碑》，赵孟頫撰并书。此外还有戒坛铭（如《少林寺戒坛铭》）、寺记（如《妙严寺记》）、题名（如《般若台题名》）、浮图铭（如《云居寺石浮图铭》）等等。

　　除上述这些而外，还有一类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数量浩大，风格鲜明，艺术价值极高，在书法史上具有标志时代的重大意义，那就是以正宗魏碑体著称的北魏龙门造像。龙门在河南洛阳南四十里，有洞窟一千多个，造像十多万尊，许多佛像都有题记和碑碣，其中最有名的是北魏造像中的二十种，通称《龙门二十品》。《龙门二十品》刀凿而成，棱角分明，刚毅峻洁，极具特色。以之为代表的北魏造像题记字体后来即被称为魏碑体。魏碑体在后世的学者甚众，许多大家的成名都是得法于它。清代的包世臣、阮元、康有为都大力崇扬过它。它与后来的欧体、颜体、柳体、苏体、米体等同享盛誉，共同成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瑰丽珍宝。

　　从魏碑体的出现，最可看出佛教与书法两个不同领域的互相促进。题记是为造像而设的，造像的目的是在倡导佛教，然而它实际上却促成了魏碑书法的产生。魏碑是绝佳的书法艺术，人们在临摹或观赏它们的时候，又自然会对佛教、佛教史和佛教艺术有更多的了解。

　　出家僧众，有成就者，圆寂之后，大多要立碑，造塔，以为纪念。因此他们不但有碑文，还有塔铭。如著名的玄奘三藏法师便有《玄奘法师塔铭》，为唐释建初书，现存长安县兴教寺，字迹清疏流动。墓碑亦很多，且不乏名家手笔，如《道因法师碑》，初唐欧阳通书，欧阳通为欧体之祖欧阳询之子，其书法深得父风，此碑亦为今日书家所爱临习。另外象《孟法师碑》，初唐名家薛稷书。《大照禅师碑》，盛唐名家李邕书。《大证禅师碑》、《不空和尚碑》，盛唐名家徐浩书。《大鉴禅师碑》，柳体创始人、中唐名家柳公权书。《乘光禅师碑》，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书。刘禹锡亦为书法大家，只是其书名为诗名所掩，一般人不知晓而已。

　　可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书法充当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文以载道，在印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以写经为主要方式的书法艺术对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传入，为中国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广阔的题材与实践的天地，同时，由于佛典渊深的义理和高僧们道德文章的感染，吸引了文士与书家倾心佛教，这样，在书写经典的当下，他们就自然地怀着庄重、恭敬的心态，从而在艺术上容易得到提炼，这一点，从现存的碑文与写经的神韵中不难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