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公崇拜为何长盛不衰？

关公崇拜，指对被尊称为关公、关老爷、关王、关帝、武圣等的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关羽的崇奉与膜拜。关羽的“义绝”形象是《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刻画的“三绝”之一，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千百年来实现了“由人而神，由神而圣”的演变。关羽作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称。而为了供奉关羽而设的关帝庙也与孔庙一样遍布全国，甚至在数目上远远超过了文圣孔庙。海内外对关公的崇拜可谓长盛不衰。

目前我国台湾拥有大大小小的关公庙宇200余座，分布宝岛各地，每日香火缭绕，前来景仰膜拜者络绎不绝。在台湾各地，新的关庙和关公像仍在继续建造。据粗略统计，全岛的关公信徒有几百万之多，其人员涉及党、政、军、警、商贾和民众等各个层次。自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台湾有不少团体不惜重金，组织了浩浩荡荡的关公朝拜团，纷纷来到山西运城的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圣家庙及湖北当阳的关陵、河南洛阳的关林等处朝圣、寻根问祖。

香港有不少公司、商店和工厂供奉着关羽的塑像或画像，据说有的警察出巡时，也要先拜关公，求其庇佑。

泰国有的法庭在开庭之前，全体法官须向关公宣誓表示忠心后才开始有关程序。而在菲律宾，有一个名为“南松园”的以关帝为盟主的商人组织，该组织在庆祝关帝圣诞暨第廿七届监理事就职典礼的致辞中，就自称是一个结义团体，敬奉关圣夫子为盟主。此外，当地不少的杂货店、旅馆、旅社、脚夫也奉关帝为祖师爷

美国的“龙岗总会”，就是以崇奉关公为主的一个民间组织，其各地的分会达140多个，遍及华人涉足的世界各地。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上，关公像可谓俯拾皆是。更有甚者，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曾专程到过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关庙向关公乞灵，以助其夫君竞选成功，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日本华裔社会的关公文化也颇为兴盛。目前，日本神户、横滨、长崎、函馆等地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关帝庙。在横滨关帝庙，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都要举行庆祝关公诞辰的活动，以舞狮、舞龙等来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热闹非凡。每逢元旦和除夕之夜，这里也整夜开放，以接受广大信众的祭拜。在这里，“关帝庙已成为连接华侨华人和祖先、儒释道众神的场所，成为连接中国传统文化和故乡的场所，成为许多人心心相印的地方。”

我国中东南沿海地区处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前沿，又最易受到海外关公文化的辐射。因此，关公文化首先在这里复兴。在深圳与广州街头的诸多陶瓷商店中，关羽等神灵的大大小小的塑像占据柜台；在珠海的现代居舍的楼堂正中，祖先和财神共享烟火，摆满现代电器的组合柜上，关公和菩萨占据了“首席”之地。另据《钱江晚报》的报道，杭州一些企业的办公室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关公像、观音像及佛像等。一些私营、个体单位也将关公等像摆在显著位置，每日烧香点烛，十分虔诚。

福建东山县的铜陵关帝庙，每天24小时开放，香火十分兴盛。此庙已有600多年历史，被视为关帝庙的祖庙。当地人对关公的信仰十分虔诚，据称有90%的居民都在家中悬挂关公圣像供奉。他们视关公为万能之神，当地的小孩出生后往往拜关公为契父(义父)，祈求平安成长，甚至青年男女决定终生大事时也往往于关公像前算卦，恭请关公神灵定夺。在春节前后，人们聚集庙内连唱大戏，长则几个月不断，每逢关公祭拜日更是人山人海、十分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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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河北、北京等省市，一些有名的关庙竞相对游客开放，并定期举办大型的庙会或其他文化活动。

伴随着关帝庙的复兴，是广大民众对关公的敬奉和崇拜。令人寻味的是，在几乎全民虔诚信奉喇嘛教的西藏拉萨、日喀则、山南、江孜等地，关公亦占有一席之地。大昭寺前左侧的八廓街的商店里都摆放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红脸关公塑像。

随着海内关公热的兴起，艺术家们抓住时代的脉搏，先后拍摄了《关公》、《武圣关羽》、《关公出世》、《三国梦》、《三国演义》等电视专题片和电视连续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使关公“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的英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那么，关公又是怎样从一个以义著称的英雄上升到“神中之神”的呢？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 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关公信仰的产生与存在并不孤立与偶然，而是与全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要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而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也就具有其政治、伦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功能，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和造人神的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为世人所称道的关羽死后成为人神正是顺理成章。而传统的中国文化重实践，强调言传身教，讲究神道设教。关公信仰的发展与兴盛与这一思想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其突出表现就是关羽的忠义与儒家伦理的相得益彰、互为其用的关系。同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心理的服从性、复制性和保守性，导致历代帝王每一次对关羽的加封和褒扬都会在整个社会里产生不言而喻的推动力，促进关公信仰的进一步兴盛和广泛传播。

此外，关公信仰的内涵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关羽之所以被帝王们代代加封，是因为他代表的忠、义精神符合统治的需要。事实上，关羽不过是宣传忠文化的工具罢了。关羽就是忠文化的化身，是启发、诱导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学习的目标、榜样。通过营造关羽崇拜的舆论氛围，在社会上形成人人学忠臣，人人做忠臣的价值导向，抑制社会上“不忠”因素的负面影响，使广大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接受忠文化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显然比空洞说教和硬性灌输要高明得多。

而到了现代，对关公的崇拜是建立在关公被神化的基础上的。人们希望通过供奉关公寻求保佑。据研究，在日本的关公信仰史中，关帝的神性由明治以前的守护神、财神以及“复明”意识的象征演变为明治以后的商业神，甚至被升华为“象征着中华的道义和秩序”的“至高无上的神”，其原因即在于两个时期里旅日华侨的构成及经济、政治地位所发生的变化，是受“现世利益”制约而发生的一种现象。旅日华侨正是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利益需要，创造了关公这尊神明的形象，赋予了关公不同的神性。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信仰中神人关系的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故刘基说，“夫神无依，唯人是依”；祁顺云，“人赖神以安，神依人而立”；刘业勤也说，“夫人受庇于神，而神实依于人”。[1]关羽这一神灵既然要依于人、服务于人，其神职的普泛化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是历史的必然现象。

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关公信仰既是历史现象，又是当今海内外的现实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海外华人与大陆交流的加强，关公信仰在内外的合力下逐渐复兴，成了不少地方引人注目的宗教文化现象。考察关公信仰的民族文化背景，正是为了让我们认清其文化意蕴，了解其来龙去脉，从而正确对待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扬弃，避免不明就里的片面批评或全盘吸收。推而广之，对于我国的其它传统文化现象，也应该持与此类似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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