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公崇拜与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

关公崇拜现象的产生有着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有着深厚而且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有着民族传统文化背景的支撑。因此，极容易引起中华民族在对关公进行崇拜和敬重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理智上的共识，道德意愿上的追求与向往，做人准则和价值观念上的取向。随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的演变和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已凝结形成中华民族本身独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而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包罗万象，其核心主要集中在“忠、义、仁、智、信、礼、勇”等七种民族传统美德或民族精神上。历史上关公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们推崇为民族传统美德或民族精神的“形象代言人”，关公的英雄事迹经中华民族后人不断传诵，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社会各阶层和帮派组织的不断推崇，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化身；也就有机融合和凝结着“忠、义、仁、智、信、礼、勇”的民族精神；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民族英雄形象；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崇尚理想和为人处世的道德形象。因此，关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忠诚、重义、仁爱、崇智、诚信、尚礼和勇武”的人品美德和民族精神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追求和崇尚的民族传统价值观。那么，中华民族在对关公进行崇拜中体现了什么样的民族传统价值观？表现出了什么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在关公崇拜中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忠——忠贞赤诚。忠，即为尽心竭力，忠诚之意。有“忠肝义胆、忠心耿耿、忠贞不渝和忠于职守”的说法。②在中国古代，“忠”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对关公来说，就是尽守自己的职责，对汉末皇帝汉献帝、蜀汉皇帝刘备的绝对服从，对刘汉皇权的忠贞赤诚。忠君，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也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准则。封建社会是封建帝王的“家天下”，皇帝就是国家的代表。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忠君观念，在本质上是把君主作为国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忠君，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已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心中。造反、弑君等任何有损皇权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十恶不赦的罪过。只有绝对效忠皇帝，才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楷模。关公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是关公忠的内容，也是其终生的行动纲领。为实现这一目标，关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随刘备，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动摇过对刘备和汉王朝的忠诚。正是如此，关公便顺应了中华民族心目中所期盼和追求的这样一个忠君的典范。关羽与刘备，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有兄弟与朋友的关系。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关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还有忠友的含义。此议不无道理。但即便如此，忠友对于忠君来说，也只是从属的意义，因忠君是高于一切的，而且这个“兄友”——刘备，本身就是“大汉皇叔”，而非一般的兄弟朋友。所以，忠友的本质还是忠君。而且，忠，一般是就君臣上下等级关系来说的。义，才是处理横向人际关系的范畴，朋友之间的关系一般用义来概括。正因为如此，宣扬忠君思想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束缚人民，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就是要人民群众俯首贴耳地被统治，各级大臣官吏忠心耿耿为皇帝效力，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皇帝的九五至尊。这就是历代帝王屡屡加封，把关公推崇为忠君典范的目的。所以，关公是在统治阶级的统治下塑造出来的“忠诚”形象，他的“忠”是一种愚忠，是一种封建性、落后性、愚昧性甚至残酷性的哥儿们义气的“忠”。不然，他怎么会败走麦城，结束其悲剧性的英雄人生，尽管如此，关公虽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但他忠诚于自己的君主，他忠诚于自己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后人的为人处世准则影响极大，因而受到中华民族和海内外人士全方位的首肯，赞赏和崇拜，这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崇拜他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华民族忠贞赤诚的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正面表现。然而，现实生活中正因为受着关公哥们儿义气的“忠”和关公“愚忠”处世原则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只讲哥们义气的“忠”的黑社会帮派组织和打家劫舍的不法群体，他们崇拜关公的忠君思想，并以“忠、义”为行动的判断标准和原则，拉帮结伙，置国家的法律和个人的道德行为而不顾，干起了违反国家法律和违背道德良知的事，最后不得不落入法网，这样做并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法制与德制国家的建构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正因为关公身上“愚忠”毒瘤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导致了现在国家机关行政部门很大一部分领导只顾着对上级唯命是从、唯命是听、忠心耿耿，最终达到捞取好处和升官发财，大量挥霍国家和人民的钱财，也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实际利益和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致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群起而攻之。那么，当今社会中华民族的忠贞赤诚价值取向是什么呢？那就是要以关公忠于国家的前提出发，忠于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人民，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自己的岗位，热爱自己的职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忠于自己的家庭，让每个家庭成为和谐社会建构的细胞；忠于亲朋和忠于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实际，做到为人处世实事求是；忠于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鞠躬尽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义——正义奉公。关于“义”的起源，孟子认为出自人固有的“有所不为”的“羞恶之心” ③，荀子认为源于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群”与“分”的需要④。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都说明人类社会不能没有“义”，人不能不讲“义”。完全不讲“义”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无法维系的。尽管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义”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义”也有其共性和延续性。中华民族崇拜关公的“义”，有两层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就是崇拜关公的正义、义气、侠义，这种含义比较接近义的本来意义，是义的一般意义。关公与刘备、张飞结盟之纽带就是一个“义”字。义伴随了刘、关、张的一生，以结义始，以义死结。这个“义”就是“同心协力，救国扶危”的誓言所表达的堂堂正义。桃园结义，三人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⑤这就是彪炳千古的兄弟义气。这就是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义气。关公的义气，还在于它不仅对兄弟、对朋友讲义，而且对敌对势力也讲义，正是这种对敌对势力的义，体现出了关公人格中对君主切实做到了“义不负心”的正义思想，在麦城之败后，他最终选择了“舍生取义”的人间正义。当然，关公的这种义气精神虽然值得传颂，但崇拜者崇拜关公的用心却非为正义的精神，而是另有所图。这种精神只是监守关系的工具，目的仍停留在私利的获取，也就是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商人崇拜关公，是利用信义来保佑经商顺利；军人崇拜关公，是为了建功立业；读书人崇拜关公，只为求一官半职；地下组织崇拜关公，只为了使社团成员不背叛社团；君王推崇关公，不断封谥，只为顺应百姓，教化臣民，安抚民心。凡此种种，皆与孟子所说的“义”相距甚远，即使每天挂在嘴边，也不能使生命得到提升。因此，关公的正义、义气、侠义，是中华民族在崇拜关公中“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有其正反两方面的意义，需认真辨别所取。崇拜关公“义”的第二方面内容，即忠义、仁义、信义、礼义等，是引申的义，特殊的义。桃园结义的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就是忠义的内容。这里的义即兄弟之义、朋友之义，是从属于忠君、忠于刘备的，是与忠相统一的，以忠君为前提的。这才是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义。而一般的正义、义气、侠义，如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他们杀贪官豪强和杀富济贫的义，救人民于水火的义，反映了社会下层群众的利益，是人民群众所推崇的义，但这种义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以武犯禁”，只会鼓励民众不安分守己，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是要受到统治阶级的坚决反对的。所以，关公的义，具有两面性，作为一般的义气、正义、侠义，它为社会下层群众所拥护。作为忠义的代表，他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也代表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也就同时说明了关公的义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既有被社会上层拥护的方面，又有代表社会下层群众利益的一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关公的义上求得了共同点，这就是关公之所以世代被官民共崇，形成超阶级的“全民崇拜”的内在根源。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极力推崇关公，封谥不断，虔诚祭拜，归根到底，就是看中了关公的忠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关公塑造为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让人们顶礼膜拜，永远忠于封建王朝。相反，世世代代的社会下层群众虔诚地敬仰关公，是把关公看成行侠仗义、杀富济贫、扶危解困的英雄豪杰。梁山好汉等造反义军、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帮会组织和社会团体，乃至一些黑社会组织，都把关公的义气、侠义作为维系内部关系的精神纽带和支柱，以此来凝聚力量，开展活动。因此，关公的义深得人心，在封建历史基层群众中有着深厚基础，但同时也在现实生活中产生负面的影响。如在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很大一部分商人的家中，商铺中，办公室中虽然供奉着一尊尊金光闪闪，香火绵延不断的关公神像，但是他们缺乏了最起码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他们崇拜关公忠义精神是假，利用关公忠义精神赚黑钱和没良心的钱是真，玩弄着市场经济，昧着良心，不讲信义，大量出售伪劣产品和吭蒙拐骗，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和败坏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原则。另外，正义、义气、侠义、信义、仁义、礼义等等，作为重要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已被广大的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所认可、推崇和继承。关公这种正义奉公，坚守原则的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也是成为了中华民族崇拜他的价值取向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关公形象的历史局限性，看到“义”在现实中的负面作用。辩证地对待关公崇拜，分清精华与糟粕。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果不能理智地分析，仔细权衡，就会导致凭义气用事，而置大局于不顾，造成得小义而失大义的遗憾。此类例证，可谓举不胜举。成于大义，败于小义。数百年前《三国演义》的作者就以清醒的审美意识恰如其分地评判了自古被中华民族所崇奉的传统道德“义”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进步性与局限性。因而在关公崇拜现象持续存在的今天，人们切不可盲目崇拜义字。应弘扬大义，慎待小义。

（三）仁——宽厚仁慈。“仁”的基本含义就是孔子所说的“爱人”⑥，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对于同类生命的基本的同情和关怀。缺少对生命和人性的同情与关怀，就叫做“麻木不仁”。儒家认为“仁”是为人的根本，是人的精神家园。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人之安宅”③。仁，还有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爱心、爱人之心。人们崇拜关公不仅崇拜他勇武绝伦，而且更崇拜他的宽厚仁慈精神。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他的仁爱之心不仅是对君主、对兄、对友的仁，还表现了对敌人曹操的仁，主要表现在“华容道释曹操”一事上。众多崇拜者的说法和做法反映出关公不仅生前是位仁爱之人，而且死后更成为仁爱之神。如关帝爷抗敌护国，救灾保民，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祛病疗疾，辟瘟禳灾，还可以科场促考，保佑人们发财，甚至还有给人“送子”的神通等等，真是一位做尽了善事的菩萨!总之，在人们的眼中，关老爷是什么好事都办的仁义之神。在这样的仁义精神塑造下的神，在社会主义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是不可取的，它具有着封建迷信色彩，会无形中给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带来无形的伤害和负面影响。当然，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盼。“仁”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仁”与“人”、“道”是同一的。由此可见，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历史上的关公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反过来，关公这一仁义典型，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四）智——崇尚智慧。所谓智，即智慧、智谋、智能，引申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计谋。关羽是一员武将，但并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将所没有的长处——文，是一位具有儒雅风范的名将。关公的智和文，表现在其平生的活动与人们对其崇拜行为中。水淹七军等征战事迹就是关公智勇双全形象的写照。但据《三国猛将——关羽》一书中读史札记部分的反映，关公在三国时期确实参加了无数次战役，但真真表现关公既有勇武，又有智慧，又是在他的高明智慧指挥下的战役没有几次，至于说他个人在文化上的修养和作为还有待于考察和探讨。关公一生喜读《春秋》，最为人们所称道，这一点不假，但关公在中国文学上他切实是一个没有什么重要建树作为的人物，至于说关公还有不少著述，哪是后人推崇他的结果。所谓关公的著述书画，有些可能是关羽的，如书信一类，因为毕竟古代主要是以书信为载体进行交流思想和感情的，但至于说书信是否还保存至今，遗留千古也还有待于研究。有些很可能是附会，即后人或好事者附加于关公的。但这确实反映了一种意愿，即希望关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圣贤”人格。特别是关于“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关于“夫子”的称谓，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关公文、智的赞颂和崇敬。“夫子”是旧时对学者的称呼，也是对一般文人的称谓。称关公为“夫子”，既体现了人们对关公文和智的肯定和赞扬，更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的某种期盼，反映了人们力求塑造关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向往。清代文人毛宗岗在讨论《三国演义》时，曾把诸葛亮称为“智绝”。而关公却是一员武将，武勇是其本质的主要方面，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的智。但人们岂能容许自己心目中的神圣有缺陷？于是就有了关公的种种“文”的表现，这样，关公就不仅武勇“绝伦”，而且“智慧”超人。人们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终把关公塑造成为能文能武和理想人格的形象。正因为以上原因，崇尚智慧，追求真理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崇拜他的价值取向。

  （五）信——诚实守信。所谓“信”，即诚信，指守信用，重然诺。儒家把诚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诚之”是“人之道”⑦。这等于是把“诚信”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源头来看待。要取信于人，根本在于“反身而诚”。守信用和重然诺，这是一个人处世的重要品质和原则。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同样超越了敌我。纵观关羽的生平活动，“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信”又是最根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不仅可以熏陶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汉朝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关公人格中闪光的思想，他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他人品中诚实守信的价值取向。

（六）礼——崇尚礼义。礼，“恭敬”和“辞让”之心，让人们有一种适当的形式，互相谦让，互相表达恭敬与尊重。⑧所谓礼，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人伦关系的礼仪、礼节，属于社会文明礼貌、伦理道德范畴。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帮，知礼、好礼，注重礼义，崇尚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道德准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及其人格的标准。“礼”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认为，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中国伦理文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礼仪文化”，礼节、礼让、礼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⑨其二，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礼，即礼制。如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之礼，属于社会政治范畴。这种礼是治国安邦之本。关公之所以受到中华民族的崇拜，还在于他所遵循的礼，首先是忠君之礼，这表现在他对刘皇叔忠贞不渝地拥护。现实生活中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小到一个家庭的人伦关系，都需要在互相尊重和处理好礼仪问题的基础上求得发展与共存和共融。因此，关公的礼就成为人们所共同崇尚的价值取向。其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范畴的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公的尚礼精神，突出地体现了对刘备及其二位皇嫂的尊重上。《三国志》记载关羽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俨然是刘备一个忠实护卫。对甘、糜二夫人毕恭毕敬，礼数十分周到。⑩在这里，关公显然是把嫂嫂当做主人刘备来看待，严格按照“君为臣纲”、“长幼有序”的礼数来办事的。关公是一位遵守封建礼义的典范。关公之礼亦有“彻底”、“一贯”的特点。不仅对主人、兄嫂施之以礼，对敌也以礼相待。当然，关公对刘备及其夫人的礼义，不仅是对兄长、朋友的礼，更是对皇权无上权威的尊重和崇敬，是对君主、主人的礼义。关公作为礼义典范，他正凭着这种尚礼精神的为人处世原则受到了中华民族广泛的推崇。

（七）勇——勇武神威。勇即勇敢、勇武、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是关公精神的显著特点。关公之所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敬仰和传颂，勇武神威是一个基本原因。勇是关公崇拜现象中最表层，也是最明显直观的内容，最容易被中华民族认识和接受。对关公勇武的认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细心的研究。无论是满腹经伦的文人，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看到关公威武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万夫不挡之勇。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极力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这一“天下第一才子书”的精心描绘，关公作为“武圣人”勇冠三军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关公的勇武神威在三国时期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得到了体现。当然，关公的勇也体现出了匹夫之勇。中国传统美德中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把“知、仁、勇”称为三大德，仁是核心，知即知仁，勇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体的德行。孟子把勇分为三种：血气之勇，即凭力气的勇；意气之勇，即凭意志的勇；“大勇”，即恪守道德信念的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勇就是“大勇”。关公之勇就是这种包含坚定道德信念的最高层次的“大勇”。力、勇、智又是古代英雄品格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必备素质。崇尚力、勇、智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崇拜关公的勇武，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在这种崇拜中，充分寄托着正战胜邪、善战胜恶的道德理想。人民渴望关公这样充溢着力、勇、智的英雄，正反映着历史的要求，因为喘息在残酷封建统治下的民众，想起而反抗、斗争，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勇、智。同时，处于人民对立面的封建统治者，也需要武力来维持其对人民群众的统治。这样，民众与统治者，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都对关公的勇武予以崇尚，从而使社会对关公勇武的崇拜长盛不衰，使勇成为关公崇拜中富有魅力的价值观。

感谢您关注关公文化彭允好，微信公众订阅号：yiguangong。微信：ggwhpyh。我们致力于研究关公文化、弘扬关公精神、升华关公形象，以关公文化的忠、孝、仁、义、勇、诚信为楷模，广泛交谊，沟通四海。讲信义、重承诺，崇尚正义，见义勇为，正直为人，立身处事不违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