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山西的钱庄、票号，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众所周知，晋商钱庄大多集中在晋南,晋商票号主要集中在晋中,先有钱庄后有票号，而且钱庄比票号的产生要早得多。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载：“今襄汾县汾城镇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44年（1616年）”，是最早经营金融资本的商号，比平遥日升昌票号（ 创建于清朝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要早208年。史载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仅苏州一地就有晋南钱庄81家。钱庄与票号金融功能类同,但是钱庄无论在资金规模之大、总体数量之多,还是运营时间之长,都是票号无法比拟的。有关资料表明，晋商钱庄称雄明清两个朝代及民国时期长达500年之久，尤其从清代到民国初期，晋商钱庄在中国金融业十分活跃。当时，晋商钱庄票号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将事业推进到了俄罗斯、印度、朝鲜和日本等国，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晋商笃守诚信在工商业界声誉极高。近代外交家郭嵩焘评价晋商：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惟心朴而实也”。到20世纪初，钱庄、票号、外资银行一度在上海呈鼎足之势。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曾对晋商的信用给予这样的评价：“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近年来，晋商诚信为商的商道精神正在向全球传播，数百年的商业霸主正在与全球经济对话，就连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和原罪地美国，也刮起了晋商风。有人曾说，山西钱庄票号理念 曾领先华尔街百年。可见，晋商商道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是多么值得关注和探究。
晋商起源于晋南是学界共识，因为，中华民族的先祖虞舜在晋南经过商，春秋巨商猗顿也因盐在晋南致富。明代开中制后，晋商大多都是晋南盐商，平阳的亢氏，蒲州的张允龄、王文显、王海峰、展玉泉积累起大量财富时，晋中的王家、范家、常家、乔家都还没有起步。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往往被论者忽略：晋南还是晋商兴起的精神之源，晋商成功的精神起点。这个精神源泉和起点就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
关公最令世人崇敬的品格是“忠义神勇”、“诚信仁义”、“义薄云天”，在晋商看来，关公就是儒家文化塑造出来的公众形象，是信与义的化身。深受这种文化影响的晋商，把诚信、忠义当做他们最高的人生准则，反过来，忠诚信义又成为他们成功的最大秘诀与法宝。在商业活动中，信义既是他们经商的基本理念，又是他们行为的规范。加上心目中关公的神勇威武，多数晋商都把关公精神自觉地融汇到商业活动中。
在晋商看来，关公还是他们的保护神、乡土神。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低下，处于四民社会的最末一位，与娼优同列。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个熟人社会，客居异地的商人，难免因风俗不同语言不通，受人歧视压榨。关公是晋商的同乡，是他们的骄傲，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可以为他们祛灾禳祸，能让他们获得心灵的庇护，因而他们崇信关公，敬奉关公。关公还是晋商心目中的财神，其地位远超赵公明、范蠡、比干、管仲，在关公的庇护下，可以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关公的忠义，又是凝结异地商人最好的精神纽带，山西商人走秦陇、涉大漠、下吴越，牵车服贾，历经磨难，而能始终抱成一团，协作互助，成为十大商帮之首，除了坚韧不拔的毅力外，靠的也是关公精神中的义字。
因为这些原因，世上崇敬关公者无数，最崇敬关公的莫过于晋商，最信奉关公精神的莫过于晋商，对传播关公文化贡献最大的也莫过于晋商。
至今令人叹为观止的山陕会馆最能说明晋商对传播关公文化的贡献。商人是一种辗转流徙的人群，在外地建造会馆，等于为他们建起一座精神家园。为此他们往往不惜血本，重金投入。而各地会馆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往往是关帝庙，汉口山陕会馆，光一座春秋楼，花费数万两白银。有许多会馆，往往是先庙后馆，或庙馆合一。民间因此把山陕会馆称为关帝庙或三义庙。外地人识别山陕会馆，只需看有没有关帝庙。湖北老河口人说山陕会馆：上会馆赛如金銮殿，下会馆门前铁旗杆。所谓赛如金銮殿，指的就是关帝庙。晋商研究者说晋商会馆遍布全国，等于说在晋商的努力下，关帝庙也修到了全国。有人做过统计，目前全国有迹可查的山陕会馆多达300多处，而且这些庙宇都是当地最华丽雄伟的建筑，有的至今仍是当地人文名胜。如社旗、开封、苏州、汉口的山陕会馆关帝庙，无一不是歇山重檐、雕龙绘凤、殿宇重峻、金碧辉煌。
晋商对关公文化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关公戏的传播上。各地晋商会馆都有戏台，每逢关帝诞辰和喜庆之日都要演戏酬神，所演剧目大多是关公戏。有的商家还出重金邀名伶，自行组建戏班演关公戏。这样，就把关公文化带到经商之地，促进了关公文化的传播。
晋商对关公从崇敬到信奉，等于是用关公的忠义仁勇精神规范自我，从而达到人生最高境界。而建关帝庙，唱关公戏，则不自觉地完成了对关公文化的传播。所以说，晋商是与关公文化联系最紧密的一个群体，研究关公文化，不能不关注晋商文化，研究晋商文化，更不能不重视公关文化，只有研究重视关公文化，才能找到晋商文化的精髓与内核。
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史料的总体分析，暂且可将晋商钱庄的商道总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晋商的经营原则是稳健审慎“留一手”。山西钱庄票号素以稳健审慎著称，他们往往把未来的可能风险有意识地放大，并采取针对措施加以规避。例如山西钱庄票号习惯于“厚成”，即让账面资产价值远远低于实际价值。如此一来，这些“留得一手”的账款、商品或其他财产只能是未来的盈利因素，而绝不会成为亏损因素。
晋商的商业伦理是诚信为先利润为后。山西钱庄票号的经营者尊崇诚信为先，利润为后的商业道德。诚信不仅是商业经营的手段，也是目的。当时的山西钱庄票号并没有政府信用作为依托，也没有完善的法律进行保障。山西钱庄票号的经营者清楚地知道，如果要从事民间投融资和异地存取兑换这样的金融事业，离不开诚信二字。诚信对于钱庄票号至关重要。以诚动人，以信服人，商业行为只有依靠诚信的道德支撑才能持久，才能真正立于常青之地。基于这种理念，在山西钱庄票号的历史上，极少出现欺诈等事件。
晋商的职业操守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山西钱庄票号采取的也是委托代理的经营模式。只不过在山西钱庄票号中，是掌柜们对“东家”负责。重要的是，山西钱庄票号的掌柜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职业人格，对东家的委托认真负责。在钱庄票号经营的五百多年中，无论时局多么艰难，从未出现大掌柜贪污以及刻意侵吞东家利益的事件。
对于晋商所铸就的商业辉煌，我们不仅需要抬头仰视，更需要低头思考。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学而优则贾”。“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这一价值观,是晋商得以发达并绵延百年的决定因素。清朝山西巡抚刘于义给皇上的奏折中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读书应试”。当时谚语“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等在山西广为流传。当全国各地的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做到坦然从商,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这种以商致财、以商为荣、用财立本、以商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和土壤条件。
对于任何金融产品而言，风险控制是重中之重，控制金融风险靠的不是政府的命令，而是信息的透明、准确的定价、借贷双方的自律和法律的惩处。看来，学习借鉴晋商钱庄的商道精髓确属当下民间借贷机构的雪中炭、锦上花！为此，做为民间借贷机构，既要为客户提供平台、撮合交易，又要建立起对借贷双方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要使进入平台者拥有值得信任的信用，才是站稳站赢市场角色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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