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释迦牟尼佛传（第二、三章）

                   第二章　佛陀住世时的印度社会

    很多人都以为今日学佛的人，是逃避现实，消极厌世，这实在是误解了学佛的本义。佛陀所以出家修道成佛，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解救自己生死苦恼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是为了救济被压迫的人民。我们如果知道救主释迦牟尼佛住世奋斗的经过，一定就会明白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慈悲的革命者。

　　他革命的对象：一是阶级森严的印度社会，二是没有究竟真理的神权宗教，三是生死循环不已的自私小我。

　　讲到革命问题，世界上伟大的革命者其数虽多，但那些革命与佛陀的革命精神，实有天地的悬殊。

　　一般的革命家，虽然标榜着为民的口号，但人民并不因此而得到幸福，因为他们革命是源于瞋恨敌人，所以用出的革命手段都很残忍。唯有佛陀的革命，完全是由于慈悲心肠的激发，他的革命是用慈悲覆护一切，感化一切，他不用暴力，行的是不流血的革命，这才是真正的革命。

　　一般的革命家，大都是由下而上的。他因为感到自身的不自由，不安乐，而才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所以就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唯有我们的教主佛陀，他的革命是由上而下的，他本是贵为王子之尊，过着优裕的生活，照理他是用不着甚么革命的，但他看到很多遭受压迫的民众，为了公理与正义，他不能不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可怜的人们代抱不平。

　　一般的革命者，都是向外革命而没有向内革命，说明白一点就是向别人革命而没有向自己革命。唯有我们的教主佛陀，他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私的小我，都有生死之源的烦恼无明，为了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他不得不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的爱染，去过平实的生活，这才是究竟的革命。

　　讲到佛陀革命的对象，第一就得先要了解当时印度社会的组织，第二要了解当时印度的宗教和思想界，第三要了解自私小我的可怖！关于当时印度的宗教和思想界，在次章会说明；向自私小我革命，这在本传里处处都会说到，现在先来叙述当时印度社会的组织。

　　原来，在三千年前的印度社会，因为职业的分化和种族尊卑的观念，形成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虽然同是征服者，却又有贵族与平民的划分；被征服者，那就是被公认的贱族，他们就是遭受歧视和压迫的所谓奴隶。

　　征服者的第一阶级是婆罗门，这就是古印度的宗教徒，他们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利，和巩固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把印度的社会分成四个阶级，他们自己列在第一。他们的权威、横暴，都靠了一卷《摩奴法典》，其它阶级的种族，要无条件的信奉和接受。

　　由于印度当时产生了这一种特殊的阶级，素来游牧人民那悠悠春梦似的生活，像在碧绿海水上飘浮的小船被击沉了。婆罗门用卑下的仪式、祭礼、梵咒，像枷锁似的束縳了五印的人民。

　　第二个阶级是剎帝利，这就是与婆罗门同样被尊敬着的王族。这些王族，就和我国当初封建制度下群雄割据的时代类似。

　　自古的国王，都是世袭家的天下，国家的土地、财宝，都好象是王族的私有品，别的人民都好象为他们服劳役而生的，印度当然也不会例外。

　　第三阶级是吠舍，这在我国就是所谓农工商的阶级，他们受婆罗门和剎帝利权势所压迫，连受普通教育的资格都没有，那是多么的可怜！

　　第四阶级是首陀罗，他们是被征服者，他们被公认是为了使役奴隶而生到这世间来的。婆罗门说他们是初到人间来受生，是一种最下贱的人。在婆罗门金科玉律的《摩奴法典》里第八章第二百七十节、及二百七十二节就有这样的记载：「初生的人就是首陀罗，假若他们以骂詈的语言侮辱再生的人，那就要断他们的舌头；假若他们举再生人的名或姓出来侮辱，那就要用烧红的铁针插进他的口中；假若婆罗门的指示他不接受，那王者就可以命令用热油灌入他的耳里或口中。」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首陀罗地位的低落和生活的悲惨！

　　这以上就是印度当时的社会状态。农工商以及当地的土人，在婆罗门和剎帝利的支配压制之下，心中的怀恨是不难想象的。

　　教主释迦牟尼佛，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阶级悬殊的社会里，他自己虽是剎帝利的王族，但他并不想用剎帝利的权威去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相反的，他用慈悲平等的真理，毅然的向阶级森严的社会宣战。关于这个事实，后来到他成道时就有证明，他在菩提树下初成正觉的时候，就发出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能德相」的平等主张，后来又有「四姓出家，同为释氏」的四海皆兄弟的宣言，佛陀慈悲平等的主义，终于给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了光明。

　　优波离本是一个首陀罗族中的剃头匠，后来在佛陀的弟子中被奉为是十大弟子之一；摩登伽女是首陀罗族中的一名贱女，她为了爱恋阿难的美貌，受佛陀的感化而即刻证得阿罗汉果。由于这些事实证明，旧有的阶级社会，不得不在佛陀大慈悲真平等的主义下失去统制者的力量！ 

释迦牟尼佛传　第三章　佛陀住世时的印度思想界 星云大师 著

第三章　佛陀住世时的印度思想界     印度是一个文化古国，因为群雄拥兵自重，在思想界方面是极其发达，要知三千年前印度的思想界，正有如我国春秋战国时代。 　　三千年前的印度思想界，虽是非常发达，但又陷入十分混乱的状态。因为，婆罗门教把传习赞颂和仪式，认做是一种专有的东西，把文句定得十分详密，义理说得十分幽玄，形成一种繁琐的神秘作风。他们处处称天意做事，任何事件都含着秘密。人民的智识总是要发展的，所以很容易引起脱离神话，走向理智去探索。后来有自然派的哲学兴起，就宇宙物质方面加以说明的，如地论、水论、火论等；另有一派，就宇宙抽象观念方面加以说明的，如时论、方论、虚空论等。从此各种思潮纷纷起来，复杂到极顶，一般人民，更是给这搞得混淆不清。在这个时候，很需要宇宙的究竟真理指出人生应行的大道；在这个时候，很需要有一种圆满的革新宗教。佛陀生在这个时候，像一粒定水珠一样，把一塘混浊之水的印度思想界澄清，指示徘徊在岐途上的人们一条应行的大道。 　　因为那时的阶级制度的不平，人的思想和生活极端的不自由，意志薄弱的人，在这阶级制度之下，感叹身世的不幸，多倾向消极方面；意志坚强的人，就对古宗教起了疑惑，暗地里发生了反动的思想。加之婆罗门教徒，专横暴戾，处处丧失人心。因此人们大都走上了两个极端的思想，一个是顺世享乐，一个是遁世苦行。顺世享乐的物质乐观主义，偏入于有；遁世苦行的精神厌世主义，倾向于空。这是当时思想界的矛盾，佛陀生当在这个时候，眼看着这思想界不正常的发展，他就尽力的排斥这两种偏左偏右的思想。佛陀成道后对人生的说法，不偏于物质，也不偏于精神，而是发自一种缘起中道的思想。这种思想演为教说，救了当时的印度，也救了千万年后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