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四川女性诗歌的力量

——以翟永明郑小琼孟晓雨等看四川女性诗歌

世间已不见白蛇传

世间也已不见聂小倩

她们作诗 吟诗

爱上书生 相思成疾

为何她们总是以女人之身出现？

躲在太湖石旁

或躲在女儿墙后

她们是精灵所化血 变成绿色

为了伪装

为了姻缘

这是翟永明在《女儿墙》里诗行，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愤青——一个女愤青的诗行。检点“后文革”或“文革后”（准确地讲大约应是“文革后”）的当代新诗，女性诗人与女性诗作，是与当代新诗共生共长。如：我们在谈论朦胧诗时，当谈及北岛时，便会谈及舒婷；在谈论先锋诗时，当谈及杨炼、江河时，便会谈及翟永明；在谈论所谓打工诗人时，便会谈及郑小琼……。不是硬要分出诗人的性别，而是性别如冥冥之中的神灵与妖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自欧美上个世纪中期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以降，女权主义及它所伴生的文学，或者说由于这一种文学助推了女权主义的风行，让女权主义（本文以“女性”这一中性的话语行文）成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当然包括文学最为重要的时代标识。女性主义（向男权社会挑战的同时确立自己），不是硬要有别于男性，而是女性作为一种存在是天生的。由于历史、文化和宗教，女性从男性中剥离成为一种成在，这是人类的一种进步。尽管这种进步依然伴随着一种无奈，或者说这种无奈仍然基于男性强权的话语势力范围。因此，女性主义的提出，或者女性主义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里的表现与表达，同样置于男性主义的话语之中。不同的是，女性主义的兴起与践行，女性毕竟可以自由而独立地发声。

本文以《四川诗歌地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初版，下简称《地理》）为个案，简要对四川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进行一翻肢解和概述，以期获得一种我们原来不曾有过的认知。《地理》共录当下活跃在中国诗坛的四川诗人146人，男性诗人121，女性诗人25。从比例来观，显然，在这一“诗选”的在场，女性诗人显得有些落落寡欢。

不过，就影响来讲，因为有了翟永明（包括后文所要举证的郑小琼和孟晓雨等），这数字的比例便可视而不论。而且就这一诗选本身来观，女性诗人及她们的诗作，同样不能以数字的多少而论。《地理》录翟永明三首。文前引句见《女儿墙》，另两首，一首《胶囊之身》、一首《怎样的必然在我们的身体中……》。仅出三首诗的诗题，足见女性主义文本的微言大义。“胶囊之身”，作为对女性的某种转喻，一是“胶囊”、一是“胶囊之身”。前者对于“胶囊”的公共认知，即如诗人自己所说是可以“溶化”的包装材料；后者的“胶囊之身”则是诗人个人的认知，即诗人从某一特种材料看见了这种材料与女性的连结点。这一连结点，从男性的角度讲，是一种对女性的“矮化”，但对于女性诗人翟永明来讲，则是一种反抗。面对女性被“矮化”所面临的窘境，诗人写道：

我活着把自我装进微小包装

看多少材料打造出我这颗

难以下咽的胶囊之身

在这起首三行诗里，分别说着三层不同的意义。第一行，表明女性在男性话语里的先天微小；第二行，表明这一微小的材料（女性）不是单一材料制成；第三行，表明这一材料并非可以任意处置。起首三行诗，女性的委曲、忿懑以及不从不服，借“胶囊”以及“胶囊之身”显现。第二节共九行，则以历史和文化看等女性的所谓共识即女性的依付的另面开启：“慢慢地我装进破碎的接吻/装进另一个人，装进他的研磨/装进不思量、自难忘/慢慢地我吞下，就着一杯苏打水”。女性是男性的另一面，为什么不可以把男性当成女性的另一面呢。翟永明想以这种反借喻的方式表达女性对两性的别一种观照。两性，无论何时，也许命定是不会平等的。在男权社会里，无论中西，女性都处于弱者地位。到了欧美的女权主义，尤其是以法国女权主义为主要理论和实践来看，强调女性的解放可以彻底地打碎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于女性身上和意识的一切枷锁，包括肉体（尤其是性器官）与灵魂的，甚至可以超越男性。这一观念和意识后来在美国作家戏剧家Eve Ensler的 The Vagina Monologues（《阴道独白》）一书（后来是话剧，1996年百老汇首演）里得到充分地展示。诗人翟永明也许或不可能像伊娃•恩斯那样直白狂叫地的呐喊：

My short skirt is happiness

I can feel myself on the ground.

I amhere.I am hot.

My shortskirt is a liberation

flag in the women's army

I declare these streets，

any streetsny vagina'scountry.

我的短裙是快乐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岿然屹立

我就在这儿，热烈刺激

我的短裙是解放的征兆

是我们娘子军的旗帜

我宣告这些街道、任何街道

都属于我的阴道国度。

（汉译来自“豆瓣读书”）

但诗人翟永明对女性主义的表达同样强烈：

天地大到无际

也只是胶囊的公寓

慢慢地就着一杯温吞水

慢慢地滚进一片茫然的肉体

这不知算不算是作为女性诗人的翟永明的有关女性主义的宣言，如同伊娃·恩斯那样的宣言。不同的是一个直白，一个借喻。两位女性诗人要表达作为女性的某种自主，比男性可以更加自主的自主：自主地思考自己、思考社会、自主地处理自己的肉体、自主地面对一切。当然，自由地通过诗表达和表现自己。在《女儿墙》里，诗人则以另一种反喻来表达女性主义的这种大无畏：

当我手拿图纸 伏首案头

丈量女儿墙的位置

在我侧面的电视上，

希区柯克的男人正说道：

“我对珠宝钗环 现代诗

和行为上追求刺激的女人

都不感兴趣”

事实上，诗人翟永明正是通过这样的反喻，把男人的萎缩展示成一览无余的笑料。在“女儿墙”这一坐标的周遭，女儿墙并非遮掩女性入驻社会的隔离，相反，“女儿墙”在这首叫《女儿墙》诗里，在翟永明这位女诗人的眼里，成了某种高大的标志即作为女性成长的旗帜，猎猎飞扬：“从墙头出去/通往长安的路升了起来/在传统的散点聚集中/游子、良人、赶考的书生/都低了下来/低到尘埃中/而清明上河图/升到天上”。毅然出走，作为文学的一个母题，像翟永明这样空灵与绝决，我们很难在其他男性诗人里读到这样荡气回肠的诗句。即便从女性角度来认知和感悟，如果有，那也是过去了一千多年的《花间集》里能读到。不过，“花间”词人们，虽然大多真诚地面对女性，但是真诚一面的把玩趣味，却又确实是明白的。翟永明作为女性诗人，则站在女性独立自由的角度来思考女性的地位和女性的感情。以及女性对男性和对社会的看法和认知。

没有必要去引经据典地来观察翟永明这样的女性诗人。因为，翟永明诗的存在，或者说翟永明诗的文本的存在，已经向我们这个依然还是男权话语强权的社会，展示出女性诗人的力量：“我们必然将一个男人拉近/又将他推送到不可触及/这世界少不了我们的哭泣/我们却不承认悲伤附体”。在这里，女性一方面为自己的不平感到愤愤，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自己的看似极端却平常的举动来证实自己。这般看似悖反却从双向朝一个地方使劲。即从男权话语方式与女性抗争方式，共同指向女性主义的原点与轨迹。拿诗人翟永明的诗（由于考虑到本文某些地方论及的连续性，将引证《地理》没有入选的诗）来讲，“被掏空的 不止是女人心”（翟永明《和雪乱成——观2009年11月第二场雪，为歌手陈琳而作》），而是“一千个女人了无新意/一万个女人无聊地死去/更多的女人在天上独步/像风一般狂野和不断迁徙”！在诗人翟永明看来，女性的身体，不仅储有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同时储有女性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欣赏，同样地，女性的身体也储有女性对男性欲望的能指。这是因为“我们是瓜熟蒂落的女人”（翟永明《黑房间》）。诗人翟永明再一次动用了她最习惯的反喻，把女性对男性，或者说把女性对整个男性社会的虚荣和虚伪的认知与感悟，推到了思想者的高度。尽管，翟诗是如此的质感。《地理》里所选的这三首都出自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女儿墙》（2009—2011）、《怎样的必然在我们的身体中……》（2013）与《胶囊之身》（2014）。这一时期的翟诗与翟永明八十年初中期的那些高扬女性主义大旗的诗，理性多了。即便如此，女性主义在诗中所呈现的力量，显然是男性诗人所不及的，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方面。

《地理》选了郑小琼两首诗。郑小琼出生的时候（1980年），翟永明的诗已经红透中国诗坛。就在郑小琼出生的第六年即1986年，翟永明出版了尊定她在中国“文革后”或者扩而大之“新诗百年”的地位的诗集《女人》。但是，先前以（“打工诗人”或“打工诗”，其实这种命名一开始就带有歧视性，一如农人进城从“盲流”到“打工”。）符号命名的郑小琼，同样与她的前辈一样，以坚定和坚强的女性主义，活跃在当代诗坛，正如新近的一篇专论郑小琼诗歌的文章中写道：“郑小琼的诗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复仇之诗’（火案，此文引用了残雪关于女性写作的‘复仇’能指与所指），但她的矛头指向，是压制着她的工业区、车间、机台、工业时代、打工者命运，她要向这些捆绑、吸噬、异化她的一切，说出她的反抗之声，说出她不甘臣服、不甘沉默、不甘暗哑、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要向这没有诗意、扼杀性灵的一切，展示针锋相对的善良、高贵、悲悯”（黄江苏《诗人何时归位——郑小琼论》，载《上海文化》2017年三月号）。正是这种有别于前辈的女性意识，即工业时代或后工业时代的女性主义，赢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多产诗人和作家郑小琼的存在，四川诗歌的地理版图得到了不一样的补充与滋润。

《地理》录有郑小琼诗两首。一首题为《生活》，一首题为《产品叙事》。仅看这两首诗的题目，我们便多少知道点上面所引黄文有关郑小琼诗的主旨：即对工业时代或后工业时代生活与诗意的关系，生活与诗人的关系，或者说作为女性诗人女性主义的诗义“正义”等。《生活》与《产品叙事》直写工业化或后业化机械的重复、无趣的工作、个性的扼杀，人性的异化。即使如此，在这两首诗里，作为女性诗人的郑小琼，也没有忘记她自己的性别。她写道：“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丧失姓名”与“丧失性别”的境域，显然已经不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简单仿写，而是女性诗人发自肉体与灵魂的沉痛。郑小琼写道：“苍白的青春手臂，欠薪/罚款、失调的月经、感冒的病历，凋落的眼神”（《产品叙事》）；“生活本身就像泥沙 不停地翻来翻去/最后都砌进时间的墙在铲与扬之间/像翻动的日子/铁筛子不断将往昔漏下/剩下的粗石硌得你隐隐作痛 在男性的世界/你像苦涩的沙被男人的皮肤神之锹翻天覆去”（郑小琼《许爱琼》）。郑小琼让她的工业或后工业叙事里钉进女性的观照和女性的意识。作为女性的一些与男性不一样的生理，往往看成是女性的隐私，或看成是女性天生的不能见人的疾病，甚至看成是给男性世界带来霉运的物证。但在女性诗人看来，这一切由男性社会造就的话语场景和话语习惯，其实是对女性身体的侵犯与对女性灵魂的污损。在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生产里，大胆地写出女性身体与男性身体的区别，大胆地写出女性与男性的某些不一样的需求，大胆写出对此相勾连的政治、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龃龉与理解，正是女性主义的价值所在，譬如女性可以生孩子而男性不能。事实上，女性——哪怕是在工业时代或后工业时代——许多时候是男性社会所不能企及的：“地平线下的英雄　肺部滚烫的/星辰　发情母马生殖的激情/春天枝头初胀的花苞……/它们有着更完美而坚韧的力量”（郑小琼《立场》）。是的，女性因为性别的命定给予男性不能的生殖，这种力量是与星辰、英雄和春天初胀的花苞一样的美丽、一样的完美、一样的坚韧！

女性主义，当然不只是强调女性的性别，也并不止于对于女性身体隆重而恣肆的书写，也就是说，女性主义书写，不止于女性身体书写及身体书写文本，同样地，女性书写与男性一样关注她所关注的当下一切。就如郑小琼的诗里经常出现一个又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有姓有名的女人，以及这样一个独立的、单个的女人所经历所遭遇的残酷现实。《女工记》便是。饶有意义的是，翟永明与郑小琼，虽然两人站立的女性角度不一样——几乎完全不一样：翟的诗歌作为知识精英进入当代诗歌，郑却以打工者代言人身份进入当代诗歌。但历史的相似处却在翟与郑之间演绎出让当代诗歌史里的华丽（自然是痛处）篇章。翟永明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1986年，郑小琼的第一部诗集出版于2006年。1986—2006年这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中国政治和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个人的中国人）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十年。两位女性诗人都以有别于“男”性的“女”性的符号书写，以及以此命名诗集。看似一桩机缘上的巧合，实质是女性诗人或女性主义诗歌的前赴后继（关于这，下面还将论及）。翟永明的叫《女人》（1986），郑小琼的叫《女工记》（2012）。翟以先锋主义的姿态书写女性，郑以自然主义的（理论界与新闻界又称为“底层写作”）姿态书写女性。两位四川女性诗人，以不同的姿态，在书写女性主义同时，许多时候则把眼放大在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特别是郑小琼的《打工记》。本文仅从《四川诗歌地理》所选的诗来组织我的这篇文字，可能会对翟永明与郑小琼两位诗人其它的（更多的）优秀诗作的忽视。不过还好，选本选者的眼光让我们只读这样一个选本时，大致会有一个脉络。《地理》所选两位诗人的五首诗，我们大约可以窥见到如下事实：翟永明关注的重点在于女性的肉体释放与灵魂的再造，郑小琼关注的重点在于女性身份的认同与女性存在的价值。前者着力于女性的历史，后者着力于女性的当下；前者着力于女性的焦虑与挑战，后者着力于女性的同情与呐喊。前者前文已经有了些解读，现在来看后者：“你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郑小琼《生活》）；“......从村庄、铁矿、汽车/轮船，海港出发，丢失姓名，重新编号，站在机台边”；“......同居的出租房，没有钥匙/的门，上铺的铁梯子，医院的消毒水，避孕药，分手的泪/腐蚀的肉体，没有根的爱情誓言”（郑小琼《产品叙事》）。《地理》所选的这两首诗足可以代表郑小琼诗歌写作的开始篇章和为中国当代诗歌留下的清晰划痕。而这，正式是四川诗歌里的力量所在。郑小琼所谓（估且也称作）的“打工者诗歌”，虽然不是这种诗歌样式的仓颉，但是否可以把郑小琼的诗看成是“打工者诗歌”的许慎。如果这样的比喻多少有点接近事实和历史的话，那么，郑小琼的“打工者诗歌”所书写的文本，仅从《地理》所选的两首来观察，也可以得出：郑小琼的“打工者诗歌”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较为完整的书写符号。或者说，是一套“打工者诗歌”成熟的书写符号，不再如仓颉的结绳记事。

如果从质量或某一时期的标高来看，四川诗歌里的翟永明与郑小琼，足可以让四川诗歌版图的丰富和深刻指数，如平地长出了大树、如江河游曳着鲸鱼。女性诗歌，以及由女性诗歌里产生的女性主义（女性诗歌并不一定产生女性主义，譬如我国古典诗歌里的闺秀诗歌），作为四川诗歌版图的重要城镇，其标高和力量在中国诗歌版图里，同样是重要的城镇。当然，如果只论两者，也许有违于四川诗歌女性写作的全部真实。就在《四川诗歌地理》一书里，翟永明与郑小琼之外尚有23位女性诗人。这23位女性诗人有“六零后”的如林哥尔、有“七零后”的如钟守芳，更多的是“八零后”的。这样的梯次和比例，大约也符合诗歌的某种事实。或许，各个年龄段有不同关注的话题，或者不同时期的诗人有不同的书写。但这并不妨碍女性诗人的女性主义话题。

“铜铃叮当，引来山中猛虎/桃花花枝一颤/猛虎化书生”（钟守芳《桃花梦》）；“万物在喧嚣中死去，我手执长矛，与自己角斗/偶尔触及/生活，便选择后退一步”（敬丹樱《梦》）；“花影，疏狂。而陷阱湍急，我就要藏不住尾巴了/我必须跳下去”（敬丹樱《小狐狸》）；......这样的诗行，一方面，呈现出女性诗人独有的柔美书写以及独有的节奏，包括构成这些诗文本的标题所呈现的女性关注；但另一方面，《地理》所选的四川女诗人的诗，一反当下或者很长一段时间的里小清新或词汇词章的伪唐诗和伪宋词的趣味，而是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大声向我们这个依然是男性话语强势的社会发出声音。在“九零后”余幼幼的《爸爸》一诗里，诗人写道：

爸爸

宣判我死亡吧

这样

我空出来的身体

你正好可以进去

不需要墓穴

“身体”作为女性诗人最重要的文本符号和最重要的意象与隐喻，在此成为“墓穴”的转喻。这是需要胆量与魄力的。“死亡”本身的恐惧，在诗人的境域中，成了一种与男性话语交换的条件，成了一种女性而对男性话语强势的绝决符码。这是一首即使是在女性诗界里也很少见到的女性主义的诗。在这一符码里，看似对男性强势话语的诅咒，其实骨子里是对男性话语（具体可能是对父权）的某种挑战，尽管这样的挑战有些悲怆与悲鸣。为了表达这样的挑战，对于女性来讲，将是女性身体与灵魂的重大抉择。这样的抉择，无论对于诗人个体还是对于女性诗人群体，肯定是相当艰难和痛苦的，或者也许有时还毫无意义的。但是，余幼幼并没有放弃这样的努力：“我写了那么多爱情/却从来没有/相信过/爱情到了最后/都让我变成/老死不相往来//很多男女/仅仅是交换了/生殖器官/便杳无音信/阳关道，独木桥/井水，河水/都不必承前启后”（《忏悔书》）。在余幼幼的这首题为《忏悔书》的诗里，外貌的绝望，却让女性主义更具力量。倘若，这首诗出于男性，显然，它所具有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文本所显现的力量，肯定达不到这样的力度。正是因为这一女性文本以及独有的符码（譬如，爱情仅是“男女生殖器的交换”），使得我们对于爱情究其是何物的思考与感悟，更具灵肉上的哲思。或者说，更具诗歌语言符码所能到达的最具质量的刻度。如果，把这首题为《忏悔书》的诗与翟永明的《女人/渴望》相比较，我们会看到，“九零后”的女性诗人在两性上的思考与体悟的不同。翟永明的发轫之作《渴望》里写道：“怎样的喧嚣堆积成我的身体/无法安慰，感到有某种物体将形成/梦中的墙壁发黑/使你看见三角形泛滥的影子/全身每个毛孔都张开/不可捉摸的意义/星星在夜空毫无人性地闪耀/而你的眼睛装满/来自远古的悲哀和快意”。如果说老一辈的“六零后”的女性诗对于两性还有此温情的话，那么对于“九零后”的女性诗人来讲，“温情”不再是女性诗人所必须表达的物证。就两性的交流（包括身体的性接触），翟与余的这两首诗，谈不上谁更物质谁更女性主义，只是作为“六零后”的女性诗人，有了或多了另一种角度和另一个维度，对于女性以及对于女性与男性交流的另一种认知与体悟。不过有一点好像是相同的，那就是女性诗人对于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思考与追问。

时光把你搁置在阴冷的牢笼，不知风和雨的节拍怎能样打动神经

一篇炼狱的诗章在女人的梦想里留下月经的美好、疼痛、恐惧

躺在泥土上的曾经与未来的马匹敲响同床共枕的世纪之湖

黑女人痛苦泪痕的庄严丰富了夜空多产的回忆

这是孟晓雨的十首《十四行诗》中的第一首的第一节。我们仅从这开篇起始的四句诗行来看，我们便会知道，一个女性诗人尤其作为一个女性彝族诗人（“彝族女性诗人”？究竟是族别的力量大，还是女性的力量大？本文估且把这一界定侧重放在“女性”这一神视角来观察，当然族别也是重要的，下面会谈及），她的视角与哲思，完全溢出了我们曾经对女性诗歌的某种预期和遥望。在这四句诗里，意象之零乱、思绪之飞扬、建构的文本之繁密，是女性诗歌里罕见的。也许在我所接触的不多的诗歌里也是罕见的。不过，它最终没能全部遮挡女性主义的特质，即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忿懑：“冷酷的蓝天望着那片被嘲弄的乐园，羔羊抬起了人形的目光/仿佛要想上帝倾吐女人的乳房在世间备受摧残，暗无芳华”；“在往日肥沃的时光上遁形了又厚又重的岁月之窗/幽灵一样的男人煮我的心当作饭菜的调味品”。

谈及四川文学及文学里最重要一支的诗歌，不能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四川文学及四川诗歌的族裔（族别）话题。四川是彝族、羌族在中国的最大聚集地，是藏族在中国的第二大聚集地。由于族别的不同，地域、文化、历史、宗教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其思维和审美以及对生活的认知不同，因此，文学，特别是最容易直接表达和呈现其生命本源和艺术特点的诗，也因此不同。《地理》一书共录有彝、藏、羌诗人15人，女性少数族裔诗人多达7人。这些少族裔女性诗人，除了在她们的诗里表达和呈现她们族别与其他族别不同的文化背景之外，她们的女性色彩更为浓烈：

我走每一树的宿命

黑暗的空间与坐标

躲掉午夜冰冷的火源

仿佛一个天竺蓝似的女人

犹豫地走进我——借着门缝的灯光

用一个微笑把裙子都展开起来（比曲莫阿莎《夜玫瑰》）

女人与茉莉不谋而合

在夏日苏醒的空气中

暗香是天赋

一种隐秘的雌性意识

白裙轻舞穿越七月之海（吉克布《七月茉莉》）

第八面鼓唤回秘同情人快马私奔的激情

第九面鼓唤回胚胎十月的母马旺盛的生殖力（鲁娟《解咒十四行（一）》）

高原的青草，打湿了她的面容

饱满而丰盈的汁液

碰撞着她暗红的黎明（桑丹《云朵般的暮色》）

那是一粒有梦的种子

......

它们以历了风的狂放和轻柔

阳光的炙烤与抚慰

雨水的抽打与滋养

它们挣扎着，从一颗种子就成为果实（蓝晓《茶几上的苹果》）

在这些诗行里，“裙子张开”、“汁液”、“果实”、“火源”等词汇以及它们所构成的文本，大约都可以指向女性的性、性交流和生殖力。至于诗行里公开宣称的“旺盛的生殖力”，更可以看成是，女性诗人——没有汉族那般躲躲闪闪的女性诗人——对待自己身体的自由状态的抒发和书写。这些诗行里所表达所呈现的身体力量、生命力量和灵魂的力量，尤其是一些关于女性才有的幽微、幽深以及大胆，在汉族诗人、在男性诗人里是少见的。“种种为我们燃烧的烈火是情欲侵蚀的征兆/疾病和死亡泛滥的今天，恶魔大张旗鼓地吞食着我们/性爱的快感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扎进呻吟的心灵”（孟晓雨十首《十四行诗》之二）。虽然女诗人孟晓雨是汉族，但由于她的丈夫是彝人，而且她用彝族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场景写诗，而且重要的是，她用彝族的思维和习性写诗，因此孟晓雨的诗——仅从她的成名作十首《十四行诗》来看，她的诗是一不折不扣的彝人的诗，而且是彝人女性诗人。不然，除了上面我已经引证了的，我们不会与此相关意象同一文本的另外的诗句：“贫瘠的田野走进你的乳沟立刻变得肥沃起来/仿佛神来的幽谷一夜之间出现了村庄、粮食、牛羊”（第八首）；“也许只有来自高原雪域的圣水洗涤那些陷落垃圾的夜晚/以血为梦的女人拿乳房在薄暮中远走他乡，继续生命的航程”（第七首）；“日月星辰，你落在黑色的深渊上，狼毒在播撒种子的骨液/目光里包含了落日和黎明的七情六欲，芬芳的炼狱是吻的春药”（第八首）等等。孟晓雨的诗，以其女性独有的力量——身体的、生命的、灵魂的——以及彝人对生命力独有的观照和体悟，把女性荷尔蒙与力比多引发和诱生的一切所幻化成的字、词、句、分行、分节，以及由此构成的诗的文本，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是女性主义的诗歌。或者说，重新解构了我们原来对女性主义诗人及女性主义诗歌的认知。

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通常来看，女性和女性身体是受侵害、受侮辱、受欺凌的对象，但从女权主义来看，女性和女性的身体是对男性及男权话语的挑战与颠覆，甚至可以说，有些时候，即本文重点论及的翟永明、郑小琼和孟晓雨三位女性诗人及她们浓厚的女性主义的诗歌，完全可以说，她们在解构了男权话语霸权诗歌版图。翟永明出于“五零后”、郑小琼出生于“八零后”，孟晓雨出生于“九零后”，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不因这些而搁置了她们性别的属性。正是基于她们女性性别的属性，才使得她们建构的诗的文本，共同指向女性主义所要张扬或者所在表达的痛处和隐秘。无论张扬、痛处还是隐秘，女性诗人所建构的女性诗歌所呈现的力量，不仅补充了整个诗歌版图的某一空白——其实远不止于所谓填补“空白”，而是女性诗歌本身就是版图的一部分。再就是，我们知道，四川诗歌是当代中国文学地理版图的重镇之一，而四川的女性诗歌上则是四川文学的重镇之一。从这一切口进入，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的女性诗歌，完全具有了一种超越地理、超越文化的品质。或者说，从本文所涉及到的女性诗歌来看，女性诗人及女性主义诗歌，是对诗歌版图开疆拓土的勇士！这在翟永明看来，那就是她在《怎样的必然在我们的身体中......》所写道的：

我们必然要从激情中升起

去寻找那些饥渴男人

我们必然要在他们眼睑上栖息

迷失安静内心 尽管

心脏从来就难以支持

爆破般的呼吸

（2017年仲春5月末写，初秋9月改定于叙府田坝八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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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龚学敏

主编助理：杨献平

执行主编：杨献平

编 辑：韦於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