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应有情韵、有境界、有品位。好诗，当如钟嵘所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中国古代诗歌中那些不朽的传世之作之所以历百代而不衰，让人常读常新，追思不已，其中至关重要的要素，就在于这样的诗歌是有内涵、有味道、有品质的精致之作，尤其是那些有“酒”的诗，常常词采华茂，骨气奇高，精神凌霜，高风跨俗，且奇章绝句，音韵铿锵，读之使人衅衅不倦、拍案称快!这样的诗，即如钟嵘所道：“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人内在的精神凝结在诗歌之中，便构成了诗歌特有的精魂与境界。那些与“酒”相关的诗歌，诗的品格的高拔，诗的品质的高昂，无疑与酒内涵的高迈精神息息相通。解读这样的诗歌和领悟其品位，自然需要从“酒之精神”入手，亦即西方文化的“酒神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论及东西方文化与酒文化的历史，无论是从文化源流或是文化实质上说，彼此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但在“酒神精神”方面，却有着许多相通、相似的东西，西方酒神精神与狂热、狂欢、热烈、过度和不稳定联系在一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以司管、护育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之酿造为主事的酿酒之神狄奥尼索斯，后以之为象征，引申到古希腊悲剧中。将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并进一步升华其艺术原则的是l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尼采重视生命，他认为，一个人倘若有健全旺盛的内在生命力，是不会屈服于悲观主义的，悲观主义是生命力衰退的表现，而“酒神精神”可以激励人的内在生命力的勃发，“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与精神的张扬，是一种抛弃传统羁绊与外在束缚而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正是在这样的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与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精神感悟。

中国的“酒神精神”，以道家思想和道家哲学为源头。史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以自酿“太清酒”出而待之，孔子醉，谓弟子曰：“惟酒无量，不及乱。” 孔子酒后悟出的道理——儒家的“饮酒观”，从此影响了国人2500余年。而孔子悟出的“道”，实际上就是“酒道”与“思想之道”。一尊“太清酒”入口，立时觉出一个“精灵”在口中舞动，那种舌尖、咽喉、神经、五脏的反映，酒人人体的流动，使之通体舒泰，身心感应，是美的享受，是生命的滋润，是艺术在人的精神之上的舞蹈。道家思想发展到庄子时代，庄子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且崇尚绝对自由，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这种力倡“自由”的精神，当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因酒意微醺、意识朦胧而获得思想的张力与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中国古代的诗人们挣脱现实束缚获取灵感与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得酒情自成，酒中有深味，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刘伶在《酒德颂》中描绘的“大人先生”饮酒之“境界”，可谓是中国“酒神精神”最为形象的注脚：“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笼天地万物于形内，汇宇宙日月于精神，俯仰百代于一瞬，凝眸长天于眼前的“至上”、“至人”境界，无疑是中国“酒神精神”最为生动的体现。披阅中国诗歌史与艺术史，“酒神精神”流贯古今，代代传承，内化成了诗人与艺术家鲜活的血液，演变为艺术创造者们灵动而张扬的灵魂，或者说，整个中国诗歌史与艺术史几乎就是一部浸润着“酒的滋润”、渗透着“酒神精神”、跃动着“酒的舞蹈”的酒文化的历史。

如果说《诗经》时代的诗人爱酒，体现的只是中国远古时期人们对酒与文化的基本认识，进人中古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酒的大量生产，酒与文人、诗人生活广泛而全面的结合，使人们对“酒”有了进一步的文化体认，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和诗人，如曹操、曹植、阮籍、嵇康、刘伶、王粲、应埸、陆机、张载、嵇绍、陶潜、王羲之、赵整、何承天、范云、朱异、陈后主、陆瑜、张正见、岑之敬、庾信等，不仅爱酒、嗜酒，甚而把酒当作生命与精神的重要依托，且以酒为题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他们有的以酒言志(曹操)，有的因酒议论(曹植)，有的纵酒谈玄(阮籍)，有的借酒述怀(嵇康)，有的凭醉抒兴(刘伶)，有的寄酒人生(陶潜)，有的流觞雅逸(王羲之)，有的沉湎酒色(陈后主)⋯⋯，尽管这些诗人各自的身份、经历、修养、精神、气质均不相同，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以及生活境遇中也都有着基于客观现实而确立的自己的人生定位与理想追求，然而一旦他们的人生与酒结合起来，诗人自身鲜明的个性特征与精神气质无一不鲜活而自然地凸显出来。他们或豪兴勃发，或才情四溢，或狂放恣肆，或气韵儒雅，或醉观天地，或心境淡泊，或展志兴怀，或颓废消沉⋯⋯ ，是“酒”的力量，将他们平素本不示人的一面或某种文化性格，活脱脱地外显出来，而当这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被熔铸在其诗歌之中时，其诗歌的精神境界与诗的品位也必然自成一格，构成中国诗酒文化鲜亮的一页。

以曹操父子为例：在曹操现存的诗歌之中，《观沧海》可谓是其最显个性的名篇，这是诗人东征乌桓时所作。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北上，追歼袁绍残部，五月誓师，七月东临碣石，此时虽然秋风萧瑟，但百草丰茂，他跃马扬鞭，登山观海，面对洪波涌起的大海，不禁因景生情，挥笔写下：“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壮丽的诗句，展现出一派吞吐宇宙的宏伟气象，亦暗含诗人宏大的政治抱负与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彰显了壮年曹操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气度，但是，当天下三分，雄图难成之时，英雄情结郁结于胸，其又抒发出“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感慨，表达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夙志，诗风气韵沉雄，慷慨悲凉，诗人抑郁未伸的情怀，壮志未酬的情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情操，无一不深蕴诗中，使得诗歌的品格峻拔高古，诗歌的境界气象宏伟。

而其子曹植本来才华过人，抱负远大，由于屡遭长兄曹丕的压制与迫害，始终不得志，悲愤苦闷，慷慨不平，只好转而借酒消愁。《三国志》虽指其“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但从其诗歌所表达的情感蠡测，无疑是其内藏的精神苦闷，因此其在《当来日大难》中写道：“日苦短，乐有余，乃置玉樽办东厨。广情故，心相于，阖门置酒，和乐欣欣。游马后来，辕车解轮。今日同堂，出门异乡。别易会难，各尽杯觞。”诗人累遭贬迁，无所作为，郁郁寡欢，作为贵胄子弟，只能寄情杯中物，追求暂时的欢乐，但其内隐的愁绪与郁闷却可触可摸，历历可见。

曹操与曹植，前后处于同一时代，一个胸怀天下，一个抱负远大；一个戎马倥偬，南征北战，气势如虹，一个富有才志，但却失意受挫，落寞孤寂；一个可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个受到帝兄的排挤与打击，因而当他们因酒赋诗时，其诗歌的格调与气韵迥然不同，曹操的诗因酒而高亢激昂、清峻通脱，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悲壮，曹植的诗则借酒遣怀、心绪茫然，有一种沉沦不遇的郁闷。一对父子，一样的饮酒，一样的作诗，为什么如此不同? 曹操的诗凭酒而添英雄之气，曹植的诗则“借酒浇愁愁更愁”。曹操的诗气韵宏大，情感外露；曹植的诗气藏胸中，感情内敛。一个外向，一个内蕴，又都因酒而生，显现了不同的诗歌精神与美学品格，也让我们读出了不同的诗歌情韵。

可见，酒能调动诗人真实的情感，酒与诗人个体情感的结合，对于诗歌美学品格的形成可发挥出重要的催化作用。

（节选自《“酒品”知人 “诗品"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