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写诗的人可能都曾遇到过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想要将当下的新元素写进诗里面去，颇觉费力。很多人提倡“旧瓶装新酒”，用古典诗词的格律，写新的生活、新的时代，这已不是一个新的提法，可是写出来的作品不伦不类，味同嚼蜡，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

那么问题具体出在哪里？“旧瓶装新酒”当真那么困难吗？有没有成功的作品可以借鉴呢？

是什么阻碍了优质诗歌的创作？

季羡林曾发出世纪之问：为什么中国现在出不了大师？换成诗歌的创作，可能就要问：为什么我们的诗歌越写越差？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语言环境的变化还没适应过来；

现代汉语的尴尬，这里指的是普通话和文言文的转变。从清末开始，白话文就逐渐成了我们说话的主要语言载体，建国以来，普通话的普及更是统一了全国语言文字及读音，语言环境从古代的文言文转变成了现在的汉语。

站在诗歌的角度来说，古时候人们写诗，一个字就是一个词，而现在是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甚至七八个字组成一个词的情形比比皆是，多音节词替换了单音节词，语言环境不一样，写起诗来自然不像。

适应语言环境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就下定论说现代汉语写不出好诗，可能为时过早了。中国的汉字是一直变化的，从仓颉造字开始，汉字由几十个增加到近一万个，每一次变化都让人们适应了许久。

相应地，诗歌从一开始的两个字一句，变化到五字一句，七字一句，再到长短句相间，每一次变化也都经历过适应期。现在大家不适应普通话写诗，就像秦朝时候，大家不适应秦始皇统一文字一样。

二、基础教育的缺失。

这里主要是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失。诗词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古人写诗之前，所学习的传统文化不仅仅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四书五经，就是说古人的诗歌底蕴基本来自《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易经》等，经史子集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素材，所以无论是否用典，那种古典美学都充斥在作品里面。

但是今天的教育主攻科学技术，传统文化仅仅停留在平时的节假日习俗之中，语、数、外、史、地、生、物、化基本脱离传统，基本的启蒙教育也与古代千差万别，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些学问在古代只是启蒙教育内容，但是今天的教育缺失，使得这样的学科高深莫测，而研究的人士因为缺乏基本认知，往往穷其一生都不一定可以学透。

教育的缺失是一方面，诗人自身不愿意学习文化知识又是另一方面。知识的积累包括方方面面，最基本的就是文字积累，我们说诗人应多识草木之名，你随便看一看窗外的景物，那些花花草草有几个能叫出名字来？

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似乎分属不同领域， 着实很难找到其共同的交叉点，唯有古代汉语研究方向的专业，才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古今诗人的认知范围与程度有着很大的鸿沟，导致现在的诗人作诗，多半停留在肤浅层面，远达不到古人的高度。

三、价值观发生偏移。

以前的价值观：求真求美求善。在古代，家国天下的思想普遍根植于读书人心中，对于假丑恶人们鞭策，对于真善美人们赞扬，所以仁义礼智信得以践行千年之久。五千年来的中国诗歌，散发着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禅味。

再看现在的价值观：金钱、金钱、还是金钱。金钱的魔力似乎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人的思想之中，这个时代，没有钱“万万不能”，生活成本之高，超出古代千倍万倍。

在以前，陶渊明可以撒手走人，去种地就算颗粒无收也能活下去，今天你试试。莫说生活成本、教育成本了，就是生病也是病不起的，你某天看破生命，想要一走了之，也是一大困难，绝不是两眼睛轻轻一闭那么简单。所以并不怪诗人，怪就怪生在这个时代吧。

旧瓶装新酒？你可能装了酒糟。

好在古典诗词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基本的“公式”，无论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大家都基本可以遵守押韵、平仄、对仗等基本格律共识，这是其一。

在诗歌创作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不以多音节词入诗，或者少写多音节词，诗味会好得多，这是其二。

所以， 文言文与白话文总算有交叉共识之处。

可是，倘若酒不好喝，旧瓶装了新酒，也是劣质的酒，没有多少价值。诗歌也是一样，我们一直强调诗词的创作规范，但就算是符合平仄、押韵、对仗要求，作品乏味的仍然是乏味的，低质的仍然是低质的。

这里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旧瓶装新酒”这种方式并非不可取，关键在于装下的新酒还有没有那种味道。是更加香醇了？还是索然寡味了？

很多人将新元素放进诗歌中，以为有了“旧瓶”的保障，新酒也会有价值，殊不知这是舍本逐末。一首诗好不好，除了形式之外，还要注重内涵，这意味着思想感情、知识积累、语言运用能力等才是一首诗的重头戏。

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试图融入诗词中的新元素比比皆是，比如：台灯、天花板、高铁、红绿灯、玻璃、沥青路、十字路口、路灯、平方、音响、平等、自由、地球等等，好多词拆分开来意义就不完整，可是放进诗歌之中总感觉怪怪的。

这种探索从新诗诞生之时便开始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新诗的新文化阵营之外，另有一个坚守传统文化的“学衡派”坚持传统诗词，他们之中就有人探索着用诗词的“瓶子”来装新鲜的认知世界，而在这之前的黄遵宪也用这种方法作诗，被梁启超称之为“ 诗歌界革命”。

他们探索“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方法，其所言“新材料”包括中外“包罗万象的题材，不仅仅是西方的思想学说，而是古人诗中未曾写过的新事物，也包括中国古代没有，从域外传来的现代观念”。“学衡派”主要干将吴宓有一组《欧游杂诗》，用了很多新词，如“面包”“工作”“铁路”“公园”“手表”“莫斯科”“照相馆”“失业”“大学“”专科“等，可以想见，这样的现代词语写进诗中能有多俗，相信大家也见过不少。

诗歌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艺术，在短短数十字之内要达到最好的效果，自然是惜字如金，每个字都必须精心考量。白话文的多音节词特点打破了诗词的这种属性，暴露了现代汉语作诗的局限性，语境不一样，想要“旧瓶装新酒”，不料却装了“酒糟”，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诗词这样写，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把很多写进诗中的新材料称之为“酒糟”，并非是否定新材料入诗的可能性，只是在确定一件实事：写进诗中的新材料并未经过精心提炼。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酿酒技术中，真正的精华部分，是经过提炼的汩汩流动的酒水，剩下来的酒糟虽然闻起来也有酒的味道，但却是两个不同的物质。写诗也是一样的，新材料入诗，往往缺乏提炼，我如果是一份新材料，也会有种被强迫入诗的感觉。

一是没有提炼，成不了诗家语。诗家语是有韵味，有意境，给人回味的语言，古人所用单音节词写诗时尚且不断炼字炼意，他们在诗的语言的提炼上花费的功夫可谓不余遗力，到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地步，而今天的人写诗，改都不改就直接贴到网络上，孰优孰劣就不用说了。

对新材料的提炼听起来有些抽象，但实际上是有可操作性的。因为有些新材料，虽然是多音节词，但是能够代替的单音节词也还是有，只要将这些单音节词放在一起进行挑选，总有一个符合表达的要求。

甚至于只留下该词中的一个字，很多情况下也是可行的。

比如“河水”一词，“河”与“水”两个字虽然有所区别，但是若放进一首写河水的诗中，仅留下“河”或”水“大家都可以明白，这个时候能够精简的最好就精简了。像”椅子“这种就更好精简了，直接留下”椅“字即可，”栏杆“也是，直接留下”栏“即可。

做到了新材料的精简，就有了炼字的可能性，相信一首诗也会精炼得多。

二是有些词语用不着拆分，但是没有安放到合适的位置。现在有很多词语拆分开来完全是两种意义，这样的词就无法拆分，比如“自由”“平方”等等，但是没有放到合适的位置，一样会很别扭，弄不好就成了打油诗或“老干体”了。

反面的例子多不胜数，试举一例，《中华诗词》曾刊登“刘征青年诗人奖”获得者倪昌盛系列作品，其中一首诗题为《愚人节戏作》，颔联两句为“听听张学友，嚼嚼口香糖”，句中用了“口香糖”这种新材料，但是这与打油诗有啥区别？

而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都比这首好一些，可作为正面例子，比如《无意翻出小学时的红领巾，乃为之感作》，内容为：”奈何已做打工民，翻到童年倍感亲。岁月犹容斯物在，人生未许此家贫。想教身上蓝衣服，再配眼前红领巾。当日岂知今日我，不加班便不加薪。“这首诗中的新材料可就多了，”打工“”蓝衣服“”红领巾“”加班“”加薪“，这些新材料读起来就没有违和感。

再比如诗人何鹤的《下班路上寄秋》“过尽繁华百余里，通州容我九平方”这两句，“平方”两个字一点也不违和。

就以刚提到的吴宓为例，他的《跃进》“中华伦纪家庭破，东亚文明汉字亡”中，新材料尤其乏味，而他的另一首《感事》“嚼字今来不识字，扫盲我老竟成盲”就有味得多。

新材料用在合适的语境里面，作用是非常大的，只是这种语境如何创造，怎样才能写成诗家语，确实需要下功夫。当然，要能够达到唐诗宋词那种水准，就差得太远了，远到遥不可及。

综上，“旧瓶装新酒”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人因此走上了“老干体”“打油诗”的路子。

但是想要将当下的新材料写到诗里面，写成好诗，也不是不可以办到的，只是传统文化学识的积累、语感的培养、新语言的提炼，需要下很大功夫，在炼字炼意上更要沉得下心来。

参考资料：

吴宓《吴宓诗话》；

刘梦芙《黄遵宪思想与“诗界革命”论衡》；

刘梦芙《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

《中华诗词》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