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长空
《中国文化报》样报
（一）
最近十年是中国新诗“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空前繁荣”时期，诗人们纷纷占山头拉大旗，一时间“主义”、“道路”“派别”“圈子”林立，仅“乐趣园”一家网络媒体，数年间就如雨后新笋般冒出了几百家网络诗歌论坛。以此同时，部分专业诗歌报刊及出版机构也开始走向市场化。为了扩大刊物及书籍发行量，编辑部常常以“预订全年刊物优先发稿”、“入选作者须预订某某本发表有自己作品的样刊样书”来作为普通作者发稿的交换条件，如果不按其要求预订全年刊物或样书，该作者的诗稿就算质量优秀也多半只能等着“忍痛割爱”了。而最终选发出来的作品，除了名家特邀稿外，常常也只能是那些为了露脸而委曲求全地按编辑部要求预订书刊者的“优秀之作”；编辑部也总会想方设法来举办一些诸如“诗歌大赛”、“诗歌笔会”、“诗人之旅”、“书籍首发式”之类的活动、开设一些诸如“写作培训”之类的课程，其中有几个是名符其实的，相信参加过的当事人心里都有数。
（二）
当今诗坛很浮躁，可谓群魔乱舞：不少诗人喜欢无聊和故弄玄虚，有为了“维护诗歌尊严”裸体诵诗一夜成名后论斤两卖诗歌的，有钻进铁笼体验做“狮人”的感觉的，有先自封“诗帝”再封他人为“诗王”的，有借炒作“诗歌排行榜”来哄抬自己的，有“出家”未遂再“卖身出书”的，有公开声明“希望被富婆包养”的，有宣称自己的一首诗卖出80万元天价的（也不知税务部门是否去找他收取个人所得税），有策划“100位著名诗人”点评自己的“大作”的……而官员诗人、将军诗人、老板诗人长袖善舞，大盖帽诗人、制服诗人公款私为，老干体盛行，花钱买假奖、权钱交易大奖于光天化日之下，靠美色发诗获奖丑闻不绝于耳，没有名作的“名诗人”招摇于诗坛内外，为搏出位甚至于不惜去打架斗殴……真可谓资源用绝心思用尽，恰似一幅诗坛丑态百出图。
当“诗人们”不顾廉耻操守出格炒作，不断上演“行为艺术”的闹剧，使得中国诗坛形同“秀场”；当诗歌写作变成新闻事件，令人们望“诗”兴叹；当大众对当前诗坛状态进行集体审判……我们的诗人和诗坛是到了该认真地进行集体反思的时候了。
（三）
当今诗坛虽然活跃，但诗坛之外却十分冷落。广大的民众对诗歌已经陌生。大多数诗人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创作的误区，或因为“反诗性”因素和“迎合编辑权威”倾向而徘徊不前，或走向脱离大众的极端：他们始终认为，诗歌是写给圈子内有专业素养的诗人诗评家读的。诗歌到底是写给圈子内有专业素养的诗人诗评家读，还是写给人民大众读？我认为诗歌是写给目标读者读的：作者的胸怀大些，就是写给人民大众读的；小些，就是写给某个特殊群体读的；再小些，就只是写给自己珍藏的了。写给谁读，见证诗人胸怀的大小。
（四）
情人眼里容不得沙子,诗人也应该是理想主义者。诗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让心灵和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森林病了,需要啄木鸟来医治；心灵和社会病了,需要有良知的人来唤醒。诗人应是有良知的人群中的一员！
然而在当今诗界，诗歌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众多诗人远离了数千年来滋养诗歌的土地，忽略了传统诗学中的人文关怀与悲悯情怀，无视国计民生，对生存状态的无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无比自得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造势、造代、造派、造圈、造作、造谣、造秀……使当代诗歌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促其成为弃儿，没有父母及朋友，令读者望诗兴叹，最后只好弃诗而去。如果诗人们能够少些功利性和浮躁，胸怀也更宽广些，一方面批判地吸收外国诗歌的长处，一方面继承中华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勇于突破和创新，中国当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就会真正来临了。
（五）
诗，须以最经济的文字去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最浓郁的感情、最丰富的内容。哪怕已经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也要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可是，当今某些诗歌作品，本来用几句话就可以阐明的主旨或内容，却硬要被某些“诗人”纺成线、抽成丝、织成一件巨大的袍子，让读者看了半天才发现袍子下面空空如也，从而让读者大倒胃口，以后看到此类诗歌就有速逃的感觉。近年流行的“长诗”、“史诗”多数是这样的“袍子”，而且相互攀比，“长江后浪胜前浪”。好象诗人不写“长诗”、“史诗”，不从篇幅长度上把别人比下去，他（她）就没有诗歌才气、愧称诗人似的。当诗歌在我们的笔下变成了散文、小说或者其它载体的时候，我们这些诗歌创作者，就不是在繁荣诗歌，而是在加速她的死亡。
（六）
诗歌承担着关注社会和探索诗艺的双重责任，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见证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发展进程，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直面现实生活、掷地有声的作品，因而受到诗歌读者的关爱。
当下诗歌之所以失去应有的魅力，关键因素是在诗歌领域中充斥着两种外行：一种人满足在诗歌中表达思想和精神，忽视不可或缺的艺术技巧；另一种是仅仅通过技巧写作，如同能工巧匠，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的社会责任，令作品没有思想和精神。近些年横行诗坛的“口水诗”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先锋诗”就是这样的两种极端例子。前一种人有损于艺术，后一种人有害于意境。当诗歌缺乏美感，或者诗人脱离生活的时候，人们也就无视诗歌。诗歌要生活，也要美感；要唯美，但更要关注社会。
（七）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贵精气神：首先必须是人，有人的精神特质，不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诗歌亦然，首先必须是诗，有汉诗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特质，不能只重形式而忽视意境的创造，也不能为追求自由而没了汉诗的基本特征和精神信仰。现实情况却是：格律新诗理论家们总是单纯地、片面地强调诗歌的形式主义，追求诗体形式的规范，倡导笼统的形式分类法，并沾沾自喜地认为其形式分类法的科学合理性，认定规范的建立已使这一诗体形式修成正果，而很少从诗歌意境、表现技巧、修辞审美等方面去进行深入的有益的探索，故而其理论总是浮于表面化，可谓做足了表面文章。其实中国古典诗词许多形式的生成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比如汉字的四声调、印刷的局限性、应试制度的条框等等，这个问题本身比较复杂，非常值得去研究。一般而言，诗歌的任何形式都当以内容为本，形式是为内容锦上添花的，内容对形式作出什么样的要求，形式就应出现什么样的呼应，这是客观的创作规律。现在格律新诗理论家们却以形式反观诗歌的发展，将其关系本末倒置，把自己关进形式主义象牙塔中，心甘情愿地去削足适履；而自由新诗理论家们却又走进了另一个极端：把诗歌创作视为不受任何创作约束的文字游戏，想怎么做诗就怎么去做，或语言散乱、故作高深，或肤浅呈现、一览无遗，或结构松散、篇幅冗长，或孤芳自赏、走向堕落，其作品鲜见语音美、音乐美、意境美，也少抒情性，导致读者群体不断萎缩，昔日辉煌终成明日黄花。如果格律新诗与自由新诗能够互相靠拢，取长补短，在保持汉诗的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去重视意境的创造，提升当代诗歌的精神特质，就善莫大焉了。
（八）
前两天同一位诗友聊天，谈到当今诗歌界的一种现象：一起为诗歌做事者，在谈到大方向的时候，是很容易就达成共识的；一涉及到某些细节的东西，可能就会发现差异，比如观点的出入、名称的认同，等等。斯时若真想把事情做起来，在达成真正的共识之前，只能求同存异。可叹的是，本来就很有限的同仁，却常常会为了一些不关痛痒的琐事争来争去，坚持自己的诗观，标榜自己的诗体名称，树立自己的学术权威，理论上虽然争论得挺热闹，立足于创作的人却并不多。其实，诗艺上有什么不同的观点、诗体叫什么名称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掌握诗歌创作的规律，追求诗歌意境的创造，写出真正的好诗来。而对于那些争论不休的人，如果只看其诗歌，不看其人名，他们的作品也是很难找出彼此之间的根本差别来的；其实，他们之间或许也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真的有，无非就是某些人的私利得失而已，所谓“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吧。
（九）
水稻因杂交而增产，猪羊因杂交而提高生产效益。白话汉语新诗若能把握好中西诗歌文化交媾的良机，也自当带来再生和突破。遗憾的是，白话自由新诗虽然一夜之间背叛了几千年的汉诗文化土壤，割断了遗传因子和血脉传承，饮鸠止渴地全盘西化去向西方诗歌主动投怀送抱，可西方诗歌界却不屑于与它为伍，汉诗文化和汉文化读者群又渐渐抛弃了它，以至于成了穿着不合体的盗版西装招摇过市者，弄得里外都不是；白话格律新诗却又因背负着古典汉诗的光辉历史、走不出汉诗文化的形式框框，虽然有心戴着镣铐跳舞，却总是得不到人们喝彩，也常常累死不讨好。于是，白话新诗的生存处境愈加窘困，俨然成了母亲不疼、姥姥不爱的弃儿。
（十）
古代文人尚清高，崇气节。然而当今文人，却不乏骨子里的奴媚者。
前些日子参与一个诗歌活动，本想借此机会同多时未谋面的诗友们聚聚，却因为几名期刊编辑的到来，而最终未能聚成——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奉承“编辑老师”了，哪里还顾得我们昔日的友情！也难怪，在这个功利至上的社会，为了发表作品而在编辑面前表现出一些媚气，说一些肉麻的奉承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希望他们不会一直患着“软骨症”，并因此导致其诗作的严重缺钙。
深厚诚可贵，激情价更高；若为功利故，快把诗歌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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