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心得] 谢冕：一生只做一件事

谢冕，著名诗人、学者、北大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写作水平测试专家委员会主任。

前些日子，谢冕出版了《花落无声——谢冕自述》。其实对于这本书的编写，谢冕一开始是拒绝的。他不愿意写传记式的东西，尽管很多人都这么做。他说：“我的人生基本上很平淡，轰轰烈烈的人有的是，我不值得谈。”

所以有关自传，自己写或别人写，谢冕一概拒绝。更何况主编柳鸣九将这套书冠以“思想者自述文丛”。“我不是思想者，我基本上没什么思想。”谢冕笑了，既是北大同学，盛情难却，只好就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福春帮忙，勉为其难出了“谢冕自述”。（《做"目中有人"的老师——学做人师，一定要让自己精神成长起来、丰富起来！》）

喜爱“二十岁教授”的称呼

谢冕很喜欢封面的照片，因为显得“年轻”。的确，不喜欢唱老歌，不喜欢说旧事，也不喜欢絮絮叨叨。他喜爱“二十岁教授”的称呼，欣赏“老顽童”的谑称，但他不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对世间的苦难早已洞彻于心。采访谢冕是在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会主办的“百年新诗与今天”的会议期间。

席间刘福春大谈由谢冕老师发起的“馅饼大赛”，固定的比赛地点是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活动已办了三四年，饭店老板一看一行几十人很高兴，但上桌之后这帮人只点馅饼、胡辣汤和大蒜。据说谢老师的最高纪录是吃了八个半，北大教授洪子诚老师也参与其中吃了六个，得了“新秀奖”，赛过之后再也不肯吃馅饼。

我只在《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中国工人出版社）中看到谢冕建立“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持续了十几年，没想到坊间流传更广的是“馅饼大赛”。我们从这一几无思想和学术含量的话题说起，回忆这位学者、诗人执着坚忍的风雨人生。

因为我有信仰、有勇气

小时候，谢冕家里很穷。学生假期都要郊游。他交不起钱，衣服很破，也没有路费，又不能和家里说，就借口生病不去。他在家里读白居易的诗，借此忘记外面的痛苦。所以，在谢冕的回忆里，诗歌给他最初的安慰就是这样，可以使自己在痛苦的时候很富有。

“我在学校成绩平平，数理化都不好，就是偏向文学，作文经常得到表扬，喜欢写诗，学何其芳、林庚、徐志摩、戴望舒，和同学们你写一句我写一句唱和诗歌。功课没学太好，诗歌的爱好与日俱增，1948年底就开始发表作品。”谢冕喜欢诗，曾梦想过做诗人。然而命运却把他带向了另一条道路。

当时，谢冕所在的学校学费，是要求交百十斤大米。他的学费靠两个人，一个是小学老师李兆雄，他哥哥是三一学校的校董，在他的帮助下谢冕可以被减免三分之一的大米；一个是姐姐，变卖嫁妆和首饰资助谢冕。他读完高一，再开学，就快到十八岁了。

那年暑假，福州解放，部队进来了。8月的福州非常热，又是雨季，可是这些士兵携带着自己全部的行囊和武器，也携带着泥泞和汗水，甚至还有血迹，就这样和衣睡在大街上。谢冕被感动了，先前所知道的光明也好，理想也好，希望也好，都是抽象的，都不及他在福州街头目睹的这一幕。他跟着学校带着水慰问部队。后来部队到学校动员，希望知识分子能加入进来，谢冕没有征求父母意见，下定决心从军。

在部队的六年，行军、训练、守备、修工事、备战，都是生死攸关的，谢冕曾经害怕过，但是没有退。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违背初衷，一定要坚持下来。“我在军队的最高级别是副排级。现在看副排级不算什么，但在连队是很大的官，让很多连队干部战士看了眼红。一些参加过上海战役、淮海战役的战士连班长都没能当上。”谢冕在部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基层连队，而且都在海岛驻防。他的很多知识分子的习惯，在这段时间都改掉了。

在前行的军队中，中间是汽车，左右是步行的士兵。其中就有十七岁的中学生谢冕。在1949年9月16日的《星闽日报》上，他以谢鱼梁为笔名，发表《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我并不孤独，因为，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也不会失望，因为，我有信仰！我有勇气，所以我能够毅然地向前走去。”

谢冕的军队生涯并不长，在正式实行军衔制之前，他奉命复员。

从诗歌爱好者成为研究者

在等待民政局分配工作的时候，谢冕复习了高中的全部功课。他向张炯（著名评论家，当时在福州第十兵团）借了高中的课本，前后只学了三四个月时间，7月高考之后上了北大。三个志愿中，谢冕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是北大，第三志愿还是北大。

北京大学，带给谢冕的是民族忧患的心理遗传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从蔡元培到马寅初，其间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谢冕为能置身他们生活的环境和氛围而庆幸。

在北大中文系，谢冕参加了北大诗社，后来编《红楼》，是诗歌组组长。大三时，他和孙绍振等一起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这是谢冕从鲁莽幼稚的诗歌爱好者转变成一个研究者的重要转折。

“当时从北大图书馆拉了一面包车的书集中阅读，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原始材料，为写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培养了阅读兴趣。在这之前，不仅是我自己对新诗的认识是局部的、碎片化的，就是学术界也没有一部新诗的历史。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大量史料的阅读，从整体上进行一次历史的梳理。”谢冕说，不论经历多大的挫折，他都不曾放弃文学和诗歌。

“它已经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它是我的信仰。”真正属于谢冕的青春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尽管这时他已人到中年，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太阳的明亮。

主张多元的文学写作

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在诗歌界引起很大反响。他说，自己看了年轻人的诗歌，满心欢喜，知道这是诗歌的希望。

诗歌的泰斗人物，包括艾青、臧克家、绿原对此都反对，但谢冕是按自己的感觉说话，认为应该写这样的文章。这也和北大有关，本来讲究学术的独立，不受任何影响。朦胧诗从地下发展到表面，很多人认为是古怪诗。谢冕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他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看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风潮过去后，大家都说朦胧诗是好的，而且朦胧诗推动了我们现在诗歌的发展，改变了原来诗歌的格局。

一直以来，谢冕都认为，文学的爱好与写作是多元的，应尊重各种写作、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只要是对文学做出了贡献的，都应尊重，不应固守一隅。另外，文学工作者应尊重作家和诗人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感情，选择写作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北大教育者，他始终秉承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我在从事诗歌批评或文学批评中，表达意见或写文章都是这样，我尊重每一个作家的自由创作，不因为我个人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影响判断。我主张宽容。”谢冕说。

谢冕曾经走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前沿。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发表于1978年7月《北京文艺》，他在第10期就写了评论《迟到的第一名》。但是显然他在新诗理论研究上的建树的光芒遮蔽了其他。

一生都是“诗歌的义工”

作为北京大学知名教授，谢冕讲课肯下功夫备课是颇有口碑的。“很多人不知道老师有多苦。和古代汉语不同，教当代文学，为了讲一堂课，看材料，写稿子，单备课内容就是一万多字。”谢冕说，当代文学日新月异，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创作自由度增大，有关出版物和文学资料“泛滥成灾”。谢冕特别苦恼，也做不过来，就不做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其基本法则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必须不断地从那些混合状态中选择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工作的难度，不身临其境往往难知其艰苦。

诗歌评论则是谢冕一直坚持在做的事。他精力比较好的时候，一年写一篇综合的评论。“我一路跟踪，和新诗创作保持亲密的接触和联系，不离不弃，在诗歌现场随时进行归纳和总结，用了很多力量。我是诗歌的义工。在一路跟踪的同时，对年轻的诗人诗歌推荐、评论，有的没太多意义，但耗费了不少精力。”谢冕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杰出的人例外，比如王国维和闻一多。他们做的学问太大了，王国维从甲骨文一路研究下来。闻一多从《诗经》《楚辞》《庄子》到图章、画画都很精通，太了不起了。一般的人只能做一件事。“我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诗歌，诗歌只做了新诗，新诗只做当代诗。我的才华可能在别的方面，我对园林、对服装、对饮食等都有兴趣。几十年过去了，我只做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