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史蒂文斯似乎无需多做介绍,他是美国著名诗人,影响深远,又是保险公司副总裁,生活优渥。看上去,他巧妙地化解了生活与诗歌之间“古老的敌意”。他在中国的拥趸极多,诸多名作已是诗歌入门的必读篇目,成为部分时尚文艺青年炫耀身份、自我陶醉的文化符码。他的“虚构”、“冥想”等诗学关键词也已演变成言说诗歌的基本话语方式。但同时,就像其他那些风格晦涩、语言不可解的诗人一样,尽管史蒂文斯的名字在中文世界耳熟能详,关于他诗歌的解读却又模棱两可,欲说还休。
华莱士·史蒂文斯
1879年10月2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雷丁,1955年8月2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逝世。1951年以《秋天的极光》获国家图书奖的诗歌奖;1955年以《华莱士·史蒂文斯诗集》第二次获得此奖以及普利策诗歌奖。
这固然是由于史蒂文斯强调诗歌想象力的非理性,“反对阐释”,然而,或许还更在于他的诗歌和诗学深度建构了诗人与世界的新秩序,制造并保守了诗歌在现代世界的秘密。某种程度上,理清史蒂文斯的相关理路,也许就能接收到诗人间秘不外传的接头暗号,也就能重新想象诗歌。
《我们季候的诗歌》,(美)华莱士·史蒂文斯 著,陈东飚 张枣 译,陈东东 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
撰文|娄燕京
01
对“想象力/诗歌”的至高确认
按照史蒂文斯译者、诗人张枣的简单梳理,在史蒂文斯“早一些的诗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反讽”,一种则“抒情而崇高”,这后一种的诗作“流传更广”,包括《雪人》《坛子轶事》《星期天早晨》等名篇,与史蒂文斯的晚期创作,共同构成了“典型的史蒂文斯”。这个史蒂文斯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诸神隐遁”、上帝死亡之后的现代世界里,对“想象力/诗歌”的至高确认——“人丢弃对神的信仰之后,诗歌就替补了空缺,作为对生命的补偿”,因此:
正是想象力的空缺
急需被想象。巨大的池塘,急需
明白的体验,既无倒影、落叶、烂泥,
水也不像脏玻璃,满口沉默,只
表达出那种老鼠来偷窥时的沉默。
大池塘和它百合花的残骸,都
必须被想象成一种必然的认知,
一种急需,必不可少的急需
——《一目了然》
上帝死后,世界看似“一目了然”,却又处于极度失序状态,急需想象力的填补、并重新建构世界的秩序,让“事物如其所是”。要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再次成为一个无知的人
用一道无知的眼光再次看见太阳
清晰地看见它在它的理念之中。
在此前提下,诗人的角色也急需转变,要成为,
……那个
穿着那件旧外套,那条松垂的马裤的人,
就是要用他,青年,来造就,来调制
最后的优雅,不是去慰藉
也不是尊崇,而是坦白地呈现。
——《朝向一个至高虚构的笔记》
在现代世界,要造就“最后的优雅”,诗人/主体必须“无知”、“坦白”,让事物在事物自身的理念中呈现。与此同时,诗歌作为想象力的形式,作为事物重回自身理念的中介,如何呈现这一过程,如何朝向“至高虚构”,则要求着一种风格的变化,而“风格之变乃主题之变”(《徐缓篇》)。
“事物如其所是”
在让“事物如其所是”的新主题之下,诗歌的新风格得以形成,它是
……那把蓝色吉他
成为事物如其所是的位置,
一种吉他的感觉之构成。
——《弹蓝色吉他的人》
它是“音节”,
我们不像在诗里那样说我们自己。
我们在音节里说自己,它们从
地板上升起,在我们不说的言说里升起。
——《声音的创造》
也是一声“鸟鸣”,
那清瘦的鸣叫,就是
唱诗班的领唱的先声,就是
太阳大而无外的一部分,
被一圈圈合唱队围拢,
虽然还很渺远。它宛如
一种新的对现实的探究。
——《不是物象而是物本身》
简而言之,诗歌就是纯粹的声音,因为就连“那把蓝色吉他”都是由“吉他的感觉”所构成,因而词就等同于物,诗歌甚至也并非某种作为象征的形式,诗歌“不是物象而是物本身”,是“不说的言说”。在最终的意义上,诗歌成为一个“虚无”的“点”,诗人必须选择它:
虚无是一种赤裸,一个点
超越了它思想无法作为思想前进。
他必须选择。但它并非一个
互斥的事物之间的选择。它不是一个
之间,而是属于的选择。他选择包括
彼此互相包括的事物,那整体,
那复杂的,那汇聚的和谐。
——《朝向一个至高虚构的笔记》
诗歌,“一个点”,虚无,赤裸,极端风格化、形式化,却又包罗万象,形成整体,“那汇聚的和谐”。它就像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是“物本身”,无所不是,因而让“事物如其所是”。也只有如此,现代世界才能恢复到曾经“无声”而“安宁”的状态:
……一个安宁世界的真理,
其中没有别的意义,它自身
安宁,它自身是夏天和夜,它自身
是读者倾身到晚间并在那里阅读。
——《房子曾经无声而世界曾经安宁》
经过“至高虚构”的授权,“词”与“物”不再分裂,重新一体同构,既各自是其所是,又互相是其所是,整个世界成为一本自我阅读、也互相阅读的书,无声而安宁。世界回到“曾经”的面貌,完满如初,一如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是一个具有新秩序的世界,一个虚构的、乌托邦的世界,如果基督教的世界失落了,那么一个异教的世界正在形成,来自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诗教”。
在史蒂文斯的狂想中,这个新的世界,被重新编码,成为一本书,或者一台平板电脑,一个自我循环的良性系统,从而形成完美的闭合。史蒂文斯斩钉截铁地认为“词必须就是它再现的物,否则,它就是象征。是对身份的质疑。”由于词就是物,以此为中心,一边,“事物如其所是”,另一边,诗人则是“词语做的人”,成为一种“纯粹的存在”:
一只金羽鸟
在树上唱一支陌生的歌,
既无人意,也无人情。
——《纯粹的存在》
02
“绝对之虚构”
不过,这个系统,这个世界越是完美,越是不假他者,就越会显出自身的漏洞。一个简单的疑问是,这个世界的第一推动力来自何方?如果一声鸟鸣就是“一种新的对现实的探究”,那是谁听见了这声鸟鸣,如果事物是由“吉他的感觉”构成,那谁是那个“弹蓝色吉他的人”,如果在田纳西置一个坛子就可以整合“零乱的荒野”,那是谁放置了坛子,如果上帝已经死了的话?迫不得已,或者本来就如此,在“至高虚构”的前面,史蒂文斯还必须设置一个“绝对之虚构”:
……要发现真实者,
要剥离掉每一种虚构除了一种,
一种绝对之虚构——天使,
在你发光的云彩里安静一下,听听
正确的声音那发光的旋律。
——《朝向一个至高虚构的笔记》
这个“绝对之虚构——天使”,无疑是诗人的化身,是它在朝向或者发明了“至高虚构”,它是“事物如其所是”、新秩序得以形成的大前提,它也的确是史蒂文斯所言的“必要的天使”,在它自身的事理内。
史蒂文斯也以略显慷慨陈词的方式为天使的必要性辩护,在《高贵的骑手与词语的声音》一文中,他说到:
事实上,有一个诗歌的世界足以与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或者,我应该说,无疑,与我们将会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相分别,因为令诗人成为他所是,或曾是,或应该是的那个有效的形象的是,他创造了我们不间断地转向而一无所知的世界,以及他赋予生活那些至高的虚构,没有它们,我们就无从想象它。
这是史蒂文斯的底牌,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底牌,但也是一个虚无的底牌,当天使是“必要的”,或许恰恰表征了它的“不必要”。而天使之所以必要,也正是缘于那个意识形态的幻觉,在《徐缓篇》里,史蒂文斯不得不承认,“最终的信仰是信仰一个虚构。你知道除了虚构之外别无他物。知道是一种虚构而你又心甘情愿地信仰它,这是何等微妙的真理。”而这一真理的微妙之处还在于,史蒂文斯预留了一份难得的清醒,“这一天会来临:诗歌一如天堂,看上去就像一个悲凉的装置。”当诗歌试图替补天堂的空缺,也必然会复制天堂的失落,而问题仅仅在于,它这么做或者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一天”已经来临。
史蒂文斯的诗学再一次印证了胡戈·弗里德里希的观点,现代主义诗歌是一种“去浪漫化的浪漫主义”。史蒂文斯虚构那一“必要的天使”,自然内在于这一西方传统,也来自于他所说的“现实的压力”,诸多现代世界的混乱,让史蒂文斯选择了“逃避主义”的诗学。当然,在史蒂文斯“朝向至高虚构”的过程中,他是在他哈特福德的私人花园里,喝酒,品茶,享受着高雅的艺术生活。不管怎么说,“至高虚构”同时是一种“至低现实”,“必要的天使”越说自己与现实无关,就越与现实有关。
在中国,史蒂文斯所代表的国际传统,早已被兑换为或主流或山寨的本土风格,在争相移植和模仿中,“诗”不仅仅是“这首诗的主题”,也是人生的主题,“朝向至高虚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当陶醉于史蒂文斯所营造的诗人是“在向一群精英致辞”的优越感时,不妨仔细品味史蒂文斯在《徐缓篇》中的另一句箴言:“要想有独创精神,就必须有外行的勇气。”所谓“外行”,大概就是跳出“虚构”的幻境,回到热闹的现实,天使尽可以虚构,但别让天使虚构了自我和生活。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 娄燕京;编辑:商重明;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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