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记载,为了整顿朝廷风气,嘉庆皇帝对文字狱网开一面。“挟仇抵隙者遂不免藉词挟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他认为,文字狱可用来诋毁攻击,小题大做,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因此嘉庆一朝文字狱现象几乎不复存在。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苏轼作为中国词坛上的豪放派词人,他的诗词风格与他一生的际遇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轼为人豪迈爽朗,心胸旷达,他的一生中有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诗作。作为文豪的另一面,苏轼也是一名朝廷官员,他的政治生涯中也有一些影响重大的著名事件,最瞩目的事件莫过于乌台诗案。那么,险些害死苏轼的“乌台诗案”,诗中都写了啥?你是皇帝都忍不了。
乌台诗案是一起标志性事件,它在苏轼的人生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不仅如此,它也是北宋王朝命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北宋文字狱的起点。在此之后,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开启了结党营私,私欲横行的局面。为什么说乌台诗案牵动如此之大呢?在这起案件的背后,存在着变法新旧两点党的冲突和利益小人的推动,给北宋的整个政局造成了一种不可逆的推动。
了解乌台诗案也就了解了北宋命运由盛转衰的脉络。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刚刚上任,他为朝廷进了一书《湖州谢上表》。御史台各官抓住机会纷纷弹劾苏轼,说他上表的内容里对朝廷不恭,藐视新法。宋神宗一气之下命皇甫僎引苏轼回京审问,看到皇甫僎一副不近人情的样子要押他回京,苏轼心中有些恐惧,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要弹劾他了。
熙宁六年,沈括在浙江检查新法实行情况时,就把苏轼所写的诗作进行了批注,呈交给了朝廷。沈括弹劾苏轼诗词中的言语讥讽时政,对皇帝不敬,对朝廷的新法有意见。苏轼早因为与王安石变法意见不和,被宋神宗调离了京城。宋神宗和新党正关注新法实施,对苏轼无暇顾及。
对于自己被状告,苏轼倒是很乐观,还调侃不愁自己的诗到不了皇帝跟前。调离京城后的苏轼仍然保持着耿直的秉性,因青苗法许多老百姓还不起钱被关押在监牢之中,作为杭州通判的他要亲自审理这些案件,心中十分惋惜。他对底层人民充满了同情,自然他的诗作中就多少流露出了一些这种情感。
沈括的弹劾没有奏效,新法也没有停止推进。随着新法的施行,百姓多受助役之苦,宋神宗也逐渐失去了变法的热情。王安石在此期间两次罢相,新法效果又不好,几年之后基本上无法再继续推动下去。新党面对这一状况十分忧虑和紧张,他们害怕旧党回朝被打击报复,那时更不用提自己青云直上了。为此,他们决定猛攻那些可能造成威胁的人。
苏轼平日里喜欢吟诗作词,又不拘小节,从他身上收集所谓的证据是十分容易的。于是与多年前的沈括如出一辙,新法的支持者搜集苏轼大量作品说明其中问题严重。新党轮番重炮弹劾苏轼,甚至有人提议将他处以极刑。宋神宗面对众人弹劾,非常愤怒,也在骑虎难下的境地上。一怒之下,他交代要把苏轼押回京城进行审问。回京之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自然对他进行了一些残酷的手法逼供。
而在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何正成等人弹劾苏轼,说他这一首诗表面说自己能力不足,其实讽刺朝政,不愿意与朝廷合作。
再看看《山村五绝》其四:“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这句话很好理解,因为早上吃了一点饭就匆匆去城里了,青苗钱在穷苦的乡村百姓手里转手而空。在御史台连续的逼问和审讯之中,苏轼承认这两句诗是在讽刺朝廷的青苗法。宋神宗本来对变法充满了信心,想做出一番伟业,结果苏轼如此不合作,在调离京城之后,不仅“不知悔悟”,还作出许多诗作来明嘲暗讽,这惹得宋神宗十分不高兴。
但说到底,毕竟苏轼只是一介文官,最多言语讥讽几句,并没有太出格的行为。宋神宗心里也明白,只是新党对苏轼紧咬不放。在苏轼被关押的100多天里,苏轼的弟弟苏辙,王安石的弟弟也为他说情。苏辙上书表示,愿意降职来换取哥哥的释放。王石本本是新法的支持者,这时也放下对立立场,愿意帮苏轼说情。
在众多帮助苏轼的人之中,这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光献太皇太后,也就是宋神宗的祖母,在病危之时请求宋神宗释放苏轼。在许多人的努力之下,也在新法逐渐暗淡而索然无味之时,宋神宗终于释放了苏轼。
自此之后,经历过这一大劫的东坡,诗作风格和方向也都发生了改变。从前对政坛的雄心壮志,变作对安乐闲适生活的向往。所以乌台诗案是这位词坛文豪人生和北宋王朝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
参考资料:
《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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