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楷《和杜诗》即是明代极具个性与代表性的和杜作品之一，它的出现与明前期“宗唐复古”的诗学思潮，以“性情说”为主、崇尚杜律的杜诗接受等外在文学环境因素，以及张楷突变的命运遭际，好诗尚儒的性情喜好等创作者的个人因素均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
张楷《和杜诗》的创作背景
一追和杜诗的概念与渊源
1、追和杜诗
作为一种颇具规模的诗歌创作形式和文化现象，追和杜诗实质上是异代文人对杜甫诗歌韵律或意旨的一种应和，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学发展过程中杜甫及其诗歌思想艺术的接受情况。
这种隔代应和的诗歌创作，统称为“追和诗”，本是唱和诗中的“和诗”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态，根据不同的追和对象，还包括追和陶诗（陶潜）、追和李诗（李白）等等。
故而在现存资料中，这类追和杜诗通常又被简称为“和杜诗”，本文所涉及的即是这类隔代应和的“和杜诗”。
中国古代的诗歌在最初的发展阶段，更侧重于“歌”，音乐性极强，作为文字形态的“诗”，均可入乐歌唱，故而此时诗歌中的“唱和”即主要建立在声音先后应和关系之上。
随着诗歌的发展，歌与诗、声与辞的逐渐分离，唱与和之间“声相应”的联系被破坏，其先后呼应关系遂突出体现于“意相应”这一以文辞为载体的联系，赵以武《唱和诗研究》即从“意相应”的角度出发，对唱和诗进行界定。
2.明以前的追和杜诗
和杜作为一种具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创作形式，不同时期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与成就，对明以前的和杜诗的简要梳理可以大致呈现和杜诗发展的轨迹，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明代张楷和杜诗创作的特色与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对和杜诗的初步筛选，主要依据以下条件：诗题含有“和杜”“次杜”“用杜”“杜工部”“杜拾遗”“杜少陵”“杜子美”等字词的诗歌或沿用杜甫原诗题的诗歌。在此基础上，判断该诗是否为和意或和韵之作。
现存明以前的追和杜诗创作具有如下特征：追和杜诗体裁丰富，古体诗和近体诗均有涉及，存在个人对杜甫诗歌进行大量追和，以及有意识地对杜甫创作的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组诗形式进行追和的现象。
大部分诗歌在和韵的同时，在题材、情感和风格上尽管与杜甫原诗相类，但并非对杜甫原意的二次叙说。
另一方面，亦可见出明以前追和杜诗创作的片面性，从追和题材来看，杜甫诗歌中最具现实主义色彩与“诗史”特质的新题乐府诗并未得到较多的关注，从诗歌接受角度而言，明以前的追和杜诗更加偏重于诗歌韵律形式或基本情感表达的贴近，较少能在艺术特色、创作风格及思想内蕴等层面实现对杜诗的承接。
二明前期文学思潮的印记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艺术具有时代性，其发展常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相互影响，形成带有时代印记的文学创作。明前期张楷等人和杜诗创作极大地受到了文学流派及其文学思潮的直接影响，最为突出的两个因素即“宗唐正音”的诗学思潮与杜甫律诗的接受风潮。
而这与明前期的政治、经济均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明初地域文化的繁荣、刻书业的发展、科举诗文创作风尚等交互作用下的重要表现。
对这些文学创作的外在环境因素的解读，将更加清晰地展现张楷等人和杜诗所具有的时代特性。
1.“宗唐正音”的复古诗学思潮
刘勰指出诗歌乃是人内心情志受到外物的影响产生感应之后所生发的吟咏，诗歌所承载、表现的即是人的性情。在此基础之上，诗歌创作进一步生发出对美与善的要求，追求声韵、意象、修辞以及情与理的和谐蕴藉。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以上审美特质及创作体裁发展至唐基本完备。
明前期的“宗唐复古”诗学思潮首先是直接受到了元末明初南方的几大地域文学及其文学流派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以杨维桢、高启等为首的吴中诗派，以宋濂和刘基为首的浙东学派，以林宏为代表的闽中诗派，以刘崧为代表的江西诗派。
这一时期宗唐复古的诗学思潮与追求性情之正的诗歌取向对生活于明前期的张楷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其追和《唐音》、李杜诗歌的创作行为，也体现在其和杜的内容选择与杜诗解读之中，如张楷所和杜诗突出杜甫“忠君恋阙”与关怀社稷的人格特征。
但从具体的诗歌接受角度来说，明前期以来杜律的接受与风行更为直接而强烈地催生了独具特色的张楷和杜诗创作。
2.杜诗接受与杜律的风行
明前期宗唐复古的诗学思潮推动明诗人对唐人诗歌的继承与接受，其中又尤以学杜为盛，以释杜、注杜、集杜、和杜等多种方式展开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杜诗接受。
洪武年间，由元入明的文人群体对杜诗的接受虽含有“性情论”的观念，但轻重、指向不一，既有从儒家理学出发以追求伦理礼义之“性情”为主的，也有从艺术创作出发兼论格调与性情的，更有偏向个体情感思想体验的“性情”共鸣。
然而，进入永乐时期，随着台阁文人占据文坛主导地位，多元的杜诗接受局面开始收缩，强调“性情之正”的杜诗接受论亦成为主流，但自景泰始，杜诗接受在内容与体裁上产生了新的潮流与特征，张楷的和杜诗亦随之诞生。
总体而言，永乐至成化年间的杜诗接受主要受到台阁体以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为出发点的“性情”说的影响。台阁诸人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认为诗歌的性情抒发，必须合乎儒家伦理规范，在主题内容上需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及人格修养的要求，彰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悲而不怨”的温柔敦厚、平和雅正的诗歌审美风韵，重诗歌的教化作用。
次韵和意的杜诗接受
追和是张楷学习、接受前人诗歌的一种方式，其追和诗不仅是对诗歌韵律或意旨的应和，更是对被追和诗作的艺术特色的贴近。
与宋元时期的和杜诗相比，其首要且突出的特点即在于围绕“和意”展开的对杜甫原诗多角度的应和，包括杜诗在遣词造句、章法结构、意象典故及自我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特色。这种追和，促使着他更加深入地理解杜诗的艺术价值，使得张楷部分追和诗在艺术特色上颇肖杜诗。
一语言艺术的承接
诗歌的产生即是一个用语言抒发内心情志的过程。限于其结构形式与篇幅，诗歌语言之美，来源于语音及文字所引起的心理、生理的双重体验，并突出表现于字词的锤炼和句法的运用。
1.字词的模拟
叠词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词类形式，尤其在诗歌创作中，这类词语的运用不仅能够促进诗歌情感的传达，生动构建诗歌的意象、意境，还具有和谐优美的声韵效果，极富语言表达的感染力与形象性。
杜诗中即存在大量叠词，杜甫对其的运用实现了“声”“貌”“情”的贴切表达和精妙结合，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张楷的追和杜诗文本亦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叠词，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地沿袭了杜诗对叠词的运用。这种极具模仿性的运用首先体现在形式上，即追和杜诗中叠词出现的位置。
在这一部分的追和杜诗中，无论是单独的叠词运用，还是对仗形式中叠词的对用，其出现的位置都与原诗保持着高度的重合。
其次，这种模仿还体现在“意”的表达技巧与效果中，如在《愁》一诗中，杜甫不仅是利用重叠的文字形式来描述动态的自然环境中客观事物的状态，更是以此渲染出绵延细腻的主观情感体验，增强诗歌的抒情性。
而张楷所创作的和诗《愁》则延续了杜诗原有的表达方式，依仿杜诗对叠词的使用，同样在诗句中实现了叠词在描绘事物形态与渲染情绪等方面的艺术效果的结合，与原诗有着密切的映照关系。
2.句法的学习
杜律句法多变，而时有创新，前文就张楷对杜诗所运用字词等的模拟有了一个大致的说明，此节则针对张楷所追和的杜诗中较为典型且具有特色的句法，进一步分析张楷对杜诗语言艺术的学习。
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结构和内容上均呈现出整齐对称的美感，在声律上亦显出抑扬顿挫的和谐悦耳。对仗形式在诗歌中的运用不断获得创新，出现了诸如“当句对”“流水对”“隔句对”等特殊的对仗形式，在形式、声律等方面创造出新的审美艺术效果。
二结构艺术的仿照
1.广阔纵横的时空架构
杜甫尤擅于利用律诗的对仗形式和诗歌语言的跳跃性，在一首诗内建立起广阔甚至是交错纵横的时空架构，以此实现增强诗歌的叙事、抒情、议论的感染力，营造阔大深沉的意境等多种艺术效果。
杜甫的思绪从夔州跃到曲江，从现实回溯过往，由曲江勾连起昔日帝王巡游的花萼宫、芙蓉苑，自歌舞升平到从边境开始的国家动乱，呈现出一个阔大的时空背景，在跳跃的语言中点染出最具代表性的情境，而意脉贯通。不止于此，杜甫所创作的《秋兴八首》组诗整体上均呈现出广阔纵横的时空架构，诗歌的叙事与抒情，在过去和现在，夔州和长安的不同的时空里反复横跳。
张楷和诗对此艺术结构多有运用，如对应的追和《秋兴八首》组诗，从夔州到京华，从曲江、昆明池、渼陂到夔州，在今昔交错的广阔时空背景里，基本完成了对杜甫悲愁交织的思想情感抒发。
2一与多的弹性表达
杜甫诗歌的组织结构即常有对“一与多”关系的体现，如《秋兴八首》其八，诗歌前七句均用以描写昔日在长安豪情勃发、肆意游赏的热闹情境，末一句则猛然从繁盛欢乐的场景之中坠入苍凉悲寂的现实。
乐景与哀景，乐情与哀情，在布局结构上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在反差中呈现出极为悲痛沉郁的情感。
张楷的追和杜诗在艺术结构上亦展现出对“一与多”关系的运用，如追和《诸将五首》组诗，张楷仿照杜甫对诗歌内容的安排，前四首以对天宝以来诸将的责备与警戒为主，批判意味居多，而末一首以对严武才略的追思为主，赞美意味居多。这一不平衡的结构安排，从整体来看，不仅没有造成诗歌主旨表达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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