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刘勰《文心雕龙》里的言对、事对、反对、正对，有何意义？

对仗，是诗词对联中常见的语言形式。早期的对仗，在诗经中就已经可以看到了。另外，在散文中，也经常能见到对仗，特别是在赋中。

一般来说，我们把诗词对联中的对偶称为对仗，对偶，更像广义的对仗。他们都简称“对”。

早在近体诗出现之前，南朝梁刘勰就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就提到了对的4种类别：言对、事对、反对、正对。

刘勰(约公元465年~?)出生在南朝刘宋时期，经历了宋齐梁三朝。他在32岁开始，历时五年写成《文心雕龙》 。

熟悉诗词的朋友知道，这一时期，正是沈约等永明体诗人开始研究四声八病的时期，诗人作诗开始注意到四声的相对。

这是原先谢灵运那种不讲究四声的对偶，向近体诗讲究平仄对仗的转变时期。

刘勰出身低微，其《文心雕龙》无人重视。还是在沈约的帮助下，《文心雕龙》才开始受到文人推崇，刘勰也很快名声大噪。

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关于对仗提到了四种方式：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

不过，刘勰举例的是文赋中的对仗，例如：

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

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

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

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

不过，这四种对，在近体诗中，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关于言对，刘勰举了司马相如的《上林赋》：

“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

言对，即语言文字上的对偶。

司马相如的这两句，出句与对句有相同的字：乎，这在近体诗中是一种禁忌，但是在文赋中常见，例如《滕王阁序》中：

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

上下联有两个之字。

在沈约的诗中，就可以看到近体诗对仗的一些特点了，例如《昭君辞》中：

沾妆--疑--湛露，绕臆--状--流波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不但平仄相对，而且也没有重复字。永明体诗人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近体诗的对仗形式，只是他们的诗作，很多不注意黏连而已。梁朝开始，不少诗作可以看作早期的格律诗，甚至有些就是标准的格律诗。

所谓事对，就是“用事”的对偶。用事，即引用典故。刘勰举例的是宋玉《神女赋》中：

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

宋玉为了形容神女的美丽，用毛嫱、西施来对比，这两位美女都春秋时期越国的美女。

“用事”，也叫做用典，是文赋和律诗中常用的手法，例如《滕王阁序》中，王勃写到：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出句用张华、雷焕寻宝剑的典故，对句，用陈蕃陈蕃悬榻、赏识徐稚的典故。

元稹 《献荥阳公诗五十韵》中，出句用陈蕃、徐稚的典故，对句用王粲登楼的典故：

解榻招徐稚，登楼引仲宣。

用典，就是事对。

正对和反对，一起对比来看，例如孟阳《七哀》里这一联，就是正对∶

“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

刘邦、刘秀，两位皇帝，都在思念故乡。这个不仅仅是正对了，而且上下联说的是一个意思，有合掌之嫌。

王勃的《滕王阁序》中，这两句也是正对：

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

一文一武，虽是正对，但是避免了合掌。

反对中，刘勰举得例子是王粲的《登楼赋》∶

“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

这里也用了两个人的典故，上联说钟仪被囚，仍然弹奏家乡的音乐。下联说庄舄身居要职，仍说着家乡的方言。

这两句其实也反映了两个人思乡的情结，从这一方面来说，大意是相同的，也是正对。为什么说是反对呢？因为一个被囚，一个身居高位，一好一坏，虽然二人状况不同，但是都没有忘本，所以刘勰说是反对。

杜甫的《秋兴八首》中，有不少佳对，例如：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两位都是受到打击的贤臣，属于正对，老杜用典自自比。

元朝诗人释宗泐《和张光弼留别》有一联写到刘邦和张良：

可怜汉祖今无庙，还喜留侯尚有孙。

可惜，这里没有祭祀刘邦的庙，不过这里有张良的后代子孙。一无一有，这是反对。

刘勰说的四种对，其实分两类，用典或者不用典，正对或者反对。

诗词的创作中，用典与对仗，都是诗人常用的手法。

关于用典，注意尽量少用生僻的典故，而且要适量。一般认为，反对起到对比的作用，比正对要好一些。

@老街味道

诗中的七言句和词中的七言句，有什么相同或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