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雨的日志

[名家访谈] 黄灿然×廖伟棠：诗是最不可能被利用的一种艺术

热3 已有 334 次阅读 2023-05-25 13:13

黄灿然×廖伟棠：诗是最不可能被利用的一种艺术

2023-05-25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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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诗人就是在读另外一个孤独的个体。”

“诗就像 pH 试纸一样，一被污染，马上就会呈现出来。”

“如果某个诗人的风格形成一个派系、一个诗门，其实往往就证明了这个诗人本身的诗歌写作有问题、很脆弱。”

在单向空间 OWSPACE（顺德 ALSO 店）四月末发起的南方聚会里，诗人黄灿然、廖伟棠围绕“诗与青年——青年时代的甘苦对诗人的馈赠”进行了一场对谈。他们畅谈自己的青年时光，言及诗的精神，尊崇的经典诗人，以及创作中的地方性，情不自禁时，还会读起自己写过的诗。

以下是本场对谈的文字回顾。

“诗是我们通向这个社会时

令人保持清醒的试纸”

廖伟棠：黄灿然当时在香港提出一个半开玩笑的概念，叫“后青年”，他们不肯说自己是中年。等他们再大一点，我们去接上了“后青年”的旗帜。后来发现“后青年”也不行了，我们又发明了一个“前中年”。后来“前中年”都有点绷不住了，我又发明了一个词叫“微中年”。我们现在就是“微中年”，还好，就是还没有到中年。

黄灿然：我们必须得认清现实，今年我已经 60 岁了。

廖伟棠：你已经很快要变成老人家了。

黄灿然：反正我已经 60 岁了。你看 60 岁是个什么概念？好可怕，难想象。今天我们要聊“青年”，这个题目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聊中年，因为青年们也会有中年、老年。廖伟棠当时就是一个年轻人。

廖伟棠：认识你的时候，我 21 岁。

黄灿然：比我想象的老了。我原来感觉你更像十八九岁的样子。他在香港也没朋友，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黄灿然，我来你家了，我已经在楼下了。

廖伟棠：其实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陈侗老师。我很早就认识他，陈侗老师在广州美院开博尔赫斯书店的时候，我已经是他的常客。他知道我要去香港，就手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我，他说你有事就可以找他，这个是黄灿然的电话。

那一年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一直都当他是老师，因为这一年我的很多观念，对诗歌的观念、对人生的观念都受到了灿然的启发。那时候我还是个少年，他是个青年，也不是故意扣题，我觉得灿然的诗直到现在也还有很多青年的气质，他的锐气和倔强，他与世界的关系表面上好像很和谐，实际上却充满了较劲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二十年前跟你同龄的人都在说“中年写作”嘛，但是其实他们当时也就三十出头而已对不对？其实现在看回来这个“中年写作”也就是一个说法而已。

黄灿然：你说的这个就是回避中年。

廖伟棠：不是回避，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跳过中年进入老年是最好的。其实我很向往老年，因为我对中年的刻板印象太强了，觉得中年就是油腻，所以总是觉得能跳过就跳过。

黄灿然：相反我觉得中年还是更好。当你真正到 60 岁，你的想法可能就不一样了。廖伟棠说的影响，把我当成前辈，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跟廖伟棠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对于你，我也只算是小前辈而已，我们差了十二岁。如果一个青年跟上一辈——无论是小前辈还是老前辈，去模仿他，或者说向他学习，结果学成和他差不多的样子，这是完全没价值的。我跟廖伟棠是两个无论在生活还是行动，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是我们所谓的前辈跟后辈的关系，而不是说一个拷贝另外一个，形成一个团体或者一个流派。

廖伟棠：对，那种最可怕。

黄灿然：我最反对这种。我现在还有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说“喜欢某某”，好像很崇拜。但问题是你写出的东西跟人家一样，又学不到家，模仿人家，你有什么价值？还有，比如说，我强调过“喜欢某某”，这个人可能比较晦涩、比较先锋，就变成好像我自己就有价值一样。就像我们追求时装，时装又不是你的，你只是消费而已。我很喜欢、崇拜这个人，就写得跟他差不多，行为方式也跟他差不多，这样就没有价值。

如果你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你喜欢这个某某，事实上前面还有个三十来岁的也喜欢这个某某。而且如果有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甚至十来个，但问题是你没有去看看前面这些喜欢某某的人有没有任何成就。

电影《死亡诗社》

廖伟棠：这就是中国诗歌。有一点我很警惕，或者说白了，很不喜欢，就是中国诗歌的江湖味很重，有江湖就会有论资排辈，还有一点就是师门传承。这种是很可笑的，你在别的领域，就算在学术界，你去讲什么师门都已经够令人尴尬的了，但你要文学创作，还是一个最自由的文体——诗歌是最反叛的文体。如果某个诗人的风格形成一个派系、一个诗门，其实往往就证明了这个诗人本身的诗歌写作有问题、很脆弱。因为真正好的都是“学我者死”，你要学我你就完蛋了，那种诗歌才是真正立得住脚的诗歌。

黄灿然：所以有人问应该怎么读诗，我都会说，年轻人，你就去读，选两三个前辈来好好尊敬，好好研读。你可以去读外国诗人，读古典诗人，但你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反叛精神。刚才廖伟棠提到这点，他受过我一些启发，但这些可能只是在一个人生阶段碰巧的启发，就像我们认识是偶然一样；但我们又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人，会产生冲突，可能还要吵架。我就觉得这种关系是我比较喜欢和欣慰的。

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我们都会被别的东西左右，但我们追求精神上的独立是有可能的。偏偏这点又非常困难，代价也会很大，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或是某种思想其实最容易影响一代人，但文学、诗歌却是最不容易被洗脑的。

诗人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你读诗就是在读另外一个孤独的个体。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是一种潮流，它就不会给你带来损害，不会把你引上歧路，也不会给你引上什么正途。因为文学就是你想寻求的某种自由、某种独立的东西。它不会像玄学，容易让人成为追随者。

廖伟棠：诸位应该都比我们年轻，大多数人青春所处的世界都比我们青春的世界要艰难很多。并不是说我们那时候——他的青春 80 年代、我的青春 90 年代——看起来平凡，获得资源也很难，但是我觉得都没有比你们更难。

你们可能会获得很多资源，但资源反而起反作用力。诗能给予你一种清醒。因为诗是最不可能被利用的一种艺术。我们可以看到用电影、用诗来为意识形态宣传，但是诗只要沾染这种功利性目的，就会有一种恶臭出现，我们都能闻到：这个诗人在用他的诗去输出，或者用他的诗来捍卫某种东西，但他的心却不是诗，他不是想跟我们分享这一首诗，而是想分享这首诗背后的有些东西。

所以诗，就像 pH 试纸一样，一被污染，马上就会呈现出来。就像帕斯捷尔纳克说诗是一种护身符、一种通行证，因为它有一些很敏感的东西。而这种敏感来自诗人的敏感，他把敏感加到诗里边，我们获得诗。诗是我们通向这个社会时令人保持清醒的试纸。

活动现场

“从古典的东西里面

能收获一些深远的影响”

黄灿然：当我回顾我自己的青年时代时，我倒是有另外一种有意思的感受：我觉得老人家说话好像就是无心的，他们可能给过你一句话，你之后再仔细想想，说不定就会给你带来某种很有意思的启示。

拿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我的命运被一个老人家，被我的大舅改变了。

我当时十四五岁就去了香港，不懂广东话，也不懂英文，去工厂当了童工。大概这样做了几年，快二十岁的时候，我回老家泉州。大舅就来看我们，他说：“灿然，既然你这么喜欢读书，你应该去念大学。”那个时候我在工厂上班，但还是很喜欢读书。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买书。司马长风写了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我就按这里面的书单来买书。大舅要我去上学，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在工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工友会读书，我读书会被别人笑。

他说我应该去读书，读大学。他告诉我，广州有个暨南大学，而且他们的主要招生对象就是海外港澳这些侨胞。我觉得我舅舅本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因为他在一个很偏僻的农村，但他得到的信息却非常准确。就好像他有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要传给一个人，也就是传给我，不然他的信息有什么用呢？就比如我们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到底有什么用？根本没用。但对某些来人说可能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这条信息他给任何人说都没用，但刚好就可以用在我身上，这太神奇了。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念大学，但英语一个字都不懂，我的英文很差，二十六个字母都写不完，因为我从初一念到高二，之后就去香港了，高二没念完。大舅跟我说，去念大学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学英语。就这样我白天工作，晚上学习。那时候我住在九龙观塘，那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校叫重生英文夜校。我就从 ABC 开始学，学了两年，我就去考。

廖伟棠：这个名字很有意义，你有写进诗里吗？

黄灿然：它叫重生英文夜校，我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去学习。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八点半就去学英语了。一旦有目标，我就没问题，并且喜欢上英语了，我考试每次都是 100 分。

也有很多工友在那里。我们是三个月一期，三个月就把香港的小学一年级读完了。当我到第二期的时候，第一期里的大部分人就不见了，我也被划到另外的班里，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但我一直就在这里。我在那里学了两年，第一年也就是国际电影节那一年，我刚学了几个月，学会一千多个英文单词，很喜欢看电影，于是就去看了国际电影节。

廖伟棠：对，那个时候香港国际电影节还没有字幕。

黄灿然：全是英文字幕。我最多一天能看五部电影就已经不得了了。我从大会堂跑到太空馆，跑来跑去，请了半个月的假去看，用那一千多个英语单词的词汇量把电影全看完了。

那个时候开始，我已经在看课外书，也包括张道真的《英语语法》。我是 82 年开始学的，学了两年，84 年春天我就去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学习。因为我还没有资格考大学，实际上我只读到高一，那我就需要取得资格，只要我能上这个学校，我就可以直接报考暨南大学。

廖伟棠：你是到了广州之后开始写诗，还是在香港就已经在写？

黄灿然：上了大学之后开始写的。

廖伟棠：打工的时候没有写，否则你就是第一代打工诗人。

电影《半边人》

黄灿然：我那个时候读的新诗非常多，但是我只喜欢新诗，外国诗还不懂。外国诗唯一能懂能读的就是余光中翻译的几首叶芝的诗，他有个《英美现代诗选》，我读的都是新文学里面的，还有一些台湾的诗人，如郑愁予、方思、杨唤、痖弦之类的。

廖伟棠：对，这些当时你的同代人可能就读不到了。

黄灿然：其实我那个时候接触的那些新文学作品，大陆都还没有，好像在八十年代中期才比较大量地出版。

廖伟棠：而且造成一个错觉，就是国内写诗的很多诗人，非常否定五四新诗，当然也就很瞧不上台湾诗歌了。但我们在香港就没有太多这种门户的问题。

黄灿然：这是一个好大的问题。

廖伟棠：五四新诗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有很多没被污染的东西。

黄灿然：比如说何其芳当时那些诗里的节奏，还有意象。

廖伟棠：对，还有李广田和卞之琳。

黄灿然：卞之琳的诗是比较口语化的，很考验人的能力，因为它的跳跃比较大。但像闻一多就很公整，又押韵又有力量。后来读到穆旦，爆炸力就更强了。当时台湾那一代又很喜欢痖弦。

廖伟棠：感觉他是这一百多年里面最重要的新诗诗人之一。

黄灿然：还有方思。

廖伟棠：对，方思翻译了里尔克。诗很奇怪，没有进化论一说。我们经常说要进化，好像我们的小说在进化，我们别的科学也在进化。因为诗是一种超越程序渐进的东西。同时诗也不是必然的，不是说这个地方或这个地域有什么深厚的文化，就会孕育出特别强的诗。也许在一个边缘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香港一个工厂之类的，出现一个诗人。因为诗是一种与你的个人命运、跟这个时代有一些微妙的擦边，一碰撞，出来的东西完全不按主流发展。所以我们经常要把眼睛移开一点，从主流，从声音最响亮的诗歌那里移开一点，去看看那些比较微弱和幽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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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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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更广阔的诗歌声音

刚才灿然讲到老人的启发，我就一直在想，其实他有给我一些启发，当然不是他作为老人给我启发：黄灿然彻底扭转了我对这两个很重要的人的偏见。

一个是歌德，我记得你当时推荐我看《歌德谈话录》，那时我沉迷里尔克。大家觉得狂飙突进的那个浪漫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觉得歌德是一个很中庸的人，他又在主流文学史里面占有很重的地位，我就没有去注意他。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杜甫。教科书里边，包括现在被恶搞的杜甫，都给大家一种不好的印象，觉得教科书选的人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但灿然一来，就给我讲杜甫的好处，另外他让我去通过汉学家的角度——比如宇文所安——通过外国人的眼光去看唐诗。后来我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去学古诗，开头就是灿然推荐我读的冯至的《杜甫传》，还有宇文所安的《初唐诗》和《盛唐诗》。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传统，发现传统里有非常新锐的东西。现在我还觉得杜甫是一个前卫诗人，是个实验诗人。

黄灿然：我刚才说青年和上一辈，青年和老年，还有一个是青年和传统。五四青年是反传统，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厉害学术都是从那里来的。

我受到冯至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又在旧书店里面捡到两三本，其中有一本我送给廖伟棠。不过这也许也不算是影响，而像是诗友之间互相推荐一本书，可能他感到我知道得比较多，又有说服力。就像我们喜欢某个作家，我们相信他，他向我们推荐喜欢的某个作家，比如说奥登、洛夫斯基，他们每个人后面都有家族树，一个人引向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种就很像朋友之间的一种互相推荐的效果。

我知道廖伟棠一直都在读陈与义，宋朝的诗，知道他的人不多。我们可能会想如果我们读传统的古典的，好像自己就会变得更传统更古典。其实对我来说完全不是。我是阅读古典的，比如《诗经》《楚辞》，以及早期唐以前的《古诗十九首》。我在比较大面积写香港的那些诗时，其实我当时在读的都是古典诗。而且我不仅读中国的古典诗，我从荷马一直读下来。我读诗歌的时候主要关心语系，比如俄罗斯浪漫主义的普希金，是我第一个系统地把作品读完的作家。其他读得多的有德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我同时也读了好多国外民间比较古老的诗集。

我对于古老的比较传统的东西，就像对老人的话那样比较重视。我从这种古典的东西里面能收获一些深远的影响。

廖伟棠：我们读得越多，我们的触手伸得越远。我很早就读曼德尔施塔姆，但最初读的时候，那是一种纯粹的语言魅力的影响。当我读了更多曼德尔施塔姆也读的诗，慢慢读得越多，就越明白曼德尔施塔姆那句名言是什么意思。

他说诗是对世界文明的眷恋。眷恋是什么？是非常亲密的，因为眷恋，你跟世界文明、跟传统是平等的。就比如刚才提到的歌德，甚至更早的萨福、品达，他们跟我们成了平等的人。我们是在一个时代里的，像我跟黄灿然之间会泯灭掉那十二年的差距，那是当然的，但我们可能真的会跟曼德斯塔姆泯灭掉一百年的差距，跟哥德泯灭掉两三百年的差距，跟杜甫泯灭掉一千多年的差距，按这样组成了世界的诗。按博尔赫斯的说法这是一首大诗，我们都在写这首诗。

这时候我才明白曼德尔施塔姆说的“眷恋”。他的眷恋不只是对于他的过去，还包括他的同代人，甚至他对未来的想象，也在诗歌里。我们把未来的领域都拉进来了，这诗歌很奇妙，有神秘主义的因素，因为我们的共鸣完全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我想趁这个机会，穿插一首诗，与我和黄灿然有关的一首诗。这是灿然的诗。刚才我们都说用“朋友”“老师”来称呼都不对，其实用“兄长”“兄弟”会比较接近。这首诗很有意思，有一些很微妙的东西。这是 2011 年，当时我去了北京又回来。那天去看他，其实应该是小狗快要走了，有十四岁，那条狗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它很熟。我回来后去看他，当天写的这首诗。

门外山已行遍，

海也锁在十年前的游泳池了。

“我们都是夕阳工业。”

他对我说，又像是对十四岁的老狗说。

他指的是报刊业，又像指诗歌。

只有香烟还维持着十年前的吞吐量，

吝啬咽下每一粒文字的能量。

在他面前我藏起我的布莱希特，

在我面前他藏起他的白居易，

然后互相赠送一支杜甫的松枝。

十年前的我们在攀援，

如三月的花骨朵。

在空中我欣慰于仍认得这街道

这门。有人在按铃，

我们一起去开门吧。

（《一位诗歌兄长》，黄灿然）

我觉得最微妙就是那两句，因为布莱希特是他给我的，那时候黄灿然译很多文本，最迷的应该是卡瓦菲斯。他翻译的那本最有名的布莱希特很多人都读过，当时我是一个愤青，愤青会喜欢布莱希特，因为布莱希特讽刺很有力度。

黄灿然：最近搬家，看到我的书架。你当时是不是跟林业他们有个报刊？

廖伟棠：《新诗》。

黄灿然：对，布莱希特的诗有一首就登在上面。

廖伟棠：应该是 1998 年。

黄灿然：第一期还是第二期。

廖伟棠：《回忆玛丽·安》，我很喜欢那首。最后我们一起来交换杜甫，因为杜甫是一个很庞杂的诗人，所以我们在杜甫这根树枝上攀登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在杜甫这根树枝上嫁接自己的花朵。还有一点，这是当时真实发生的情况，我们在家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人按铃，我们就出去开门，这个象征性就好像我们要传一些什么东西给那个按铃的人，因为那个按铃的人就是十年前的我。但现在去看又好像并不是这样。那个按铃的人可能要来教一些东西给我们。刚才我说诗歌里的平等性与自由很微妙，大家可能真的要投身进去才能感受得到是多么的神秘神奇。

黄灿然：我是觉得不一定说诗歌，读书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读书，尤其是读刚才我们说的经典，达到某种程度，那么读书就变成了一个灵魂跟另外一个灵魂的交流。当你在看某个诗人或作家的时候，他在书上写任何过去时代的人，都是在用灵魂激活另外一个灵魂来跟你交流。当我们去看经典，基本上都是能够经过时间的淘洗留存下来的。可能你所处的一整个时代，世上都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你与之灵魂交谈的；当你读了很多经典之后，你可能和几百年才出现的一个灵魂交流。

刚才廖伟棠说的平等，实际上是一个现象级的平等。你能够接触到的一个诗人，还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哲学家，他是穿越几百年被留下来的。这也是我刚才说的，是一种独立的个体产生出来的精神著作。这种交流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比的。

廖伟棠：可能更像恋爱。就如《论语》里说的那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但这种东西本质上还是互相的。当然也是一种神秘主义。未来有人来读我们的诗的时候，等于把我们的灵魂招魂出来。就比如说广东的“碟仙“，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其实我们写诗就像那个样子，把他的鬼魂叫起来，有时候我们宁愿把自己变成桥梁，让杜甫来面对现在的中国，想象他会说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就在做这个事情，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在写一首诗。

活动现场

“一个有地方性的诗人，

他要面对的是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廖伟棠：接着我再分享一首跟黄灿然有关的诗，也是很唏嘘的，因为当时我知道黄灿然要离开香港去深圳居住。

黄灿然：我六月份就要搬走了。

廖伟棠：对，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电话打完我心里还没什么感觉，他搬走之后，我路过他原来的旧居，写了一首诗，叫《过黄灿然旧居》。

从鰂鱼涌地铁站 A 出口

漫长地向上走的时候

我想起我曾有过的炼狱篇的想像。

我们不可能是维吉尔和但丁

但她们和他们可能是

与神曲里鬼魂同样怀抱希望的人。

这些你还没来得及一一赞美的

春秧街走来的丰乳肥臀，你的福建同乡

或太古坊的洋人，或者更可能已被你记下的

和你我一样小心酿造生活之蜜的男子。

你曾经一会儿从小山坡上俯视、

一会儿在凌晨小巴上窥视、

也常常在地铁上浮想联翩的另一些可能的命运。

我并没有特殊的朗诵技巧去再吟哦一番。

但我时常想起你离开香港之前最后一通电话，

你说也许将要写深圳的山水诗，

我想说的是鰂鱼涌的山水也还在生长明灭中，

我仿佛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其间行走、攀缘。

有时停下来抽一颗烟。

他怀揣着我们尚未写出的诗篇，

有别于这城那城所有这些怀抱希望的鬼魂。

（《过黄灿然旧居》，廖伟棠）

黄灿然：我要稍微介绍一下“鰂鱼涌”。一看到香港的诗，你首先会发现发音的不一样，“涌”这个是真的没有字，要造出来的，不读“yong”读“cong”。我原来去写山水诗的那个地方，叫洞背村，所属的那个镇叫葵涌镇，跟香港的一样。在镇以下的一个小社区叫做溪涌，念成“溪 yong”“溪 cong”的人都有。当我们来到比较具体的香港或者广东时，我们面对的是跟本土发音相关的、更生僻的（地名）。包括春秧街，在北角，代表的是福建人，它原本是一条全员福建人买卖东西的街，哪怕你是广东人，到那边都要学一点福建话，不然你的生意可能就会受影响。北角几乎就是福建人的天下。

像太古坊就在鰂鱼涌，我住在太古坊附近。顺便说一下，我离开香港前写的那本书叫《发现集》，这本书有九个部分。而我在写《奇迹集》的时候，是在湾仔那边，当时我的公司还在湾仔，后来搬到了北角，科大大厦那边，距离我居住的地方，大概需要步行八分钟左右。

我的五十首诗就是在集中描写这个地方，集中在鰂魚涌，大概走七八分钟就走完了。我写了四百首诗，但其实最后选出来的只有两百多首。

廖伟棠：他的那四百首诗，我想已经可以把洞背村填满了，但实际这是一个传统。杜甫有一句诗叫“春来花鸟莫深愁“。杜甫是一个很幽默、很有活力的人，他的语言活力就来源于这种幽默感。而幽默感向来都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东西，但是古代有三个人都很有幽默感，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杜甫。这三个人都非常有意思，幽默感给予诗歌活力。黄灿然的诗也很有幽默感，我比较遗憾，诗的幽默感还不够，可能是因为我的诗句里愤怒和痛苦更多一些。

刚才灿然说到地方诗，你就会发现其实在香港也很有意思。当你想书写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书写时间。我就突然想起了我有一本诗集，是非常香港的一本诗集，可能你们也不一定能见得到，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没有再版了。我当时写了一本诗集，叫作《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

那本诗集本来想以地理的移动来书写整个香港，但慢慢就变成了“幽灵比香港更重要”，就像我刚才说的“鬼魂比但丁更重要”一样。幽灵把我拉到了香港的各个时空里。我在选择这本诗集的第一首诗的时候，选了一首很有意味的诗，叫作《听得白驹荣〈客途秋恨〉》。

我曾经在北京生活了四五年，这首诗是我还在北京的时候写的。但那一年我有回香港的时候，买到一张香港粤剧老倌唱的《客途秋恨》。《客途秋恨》是南音，跟福建南音不一样，是广东特有的，主要是广州、澳门、香港这三个地方。

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中国大陆，尤其北京，北方到底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要怎样连接我当时生活的北京和香港。我在回香港之后，开始写这本诗集。这首诗用粤语读很好听。

那美老年长腔长是不断，似是夜也不断，

那桐叶似也相继败落我那风尘脚边。

从晚清到新中国，他一直是旧的、沉醉的，在好风光里伤心；

而我硬是想从穷途拉出荒腔，伴奏日少，一笔坏山水，

成了债帐，伤心成铁心。

我的那个中国在上面磨只剩得一些枯笔墨，你又怎堪敷色？

费十余年在尘世，拋缠头、掷花为那时尚工厂隆隆，看秋叶行囊，一具美娇躯还在消防塔里拴着辗转。

我那一个中国已经注定卖作戏剧中那一个中国。

若闻道是凉风有讯，我便抖开一身旧路来接纳。

他近乎微笑，摇扇独白：

“无奈见得枫林月色昏”在我昂首阔步的好世界，

化白狐灿舌，靓鬼成仙。

（《听得白驹荣〈客途秋恨〉》，廖伟棠）

电影《浊水漂流》

黄灿然：我这首也是年轻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人在写东西，就不要把它们丢掉。

廖伟棠：这是你最开始写的诗吗？

黄灿然：我 85 年开始写，这是我 86 年的作品，一直没有正式公开过。

泉州是一个小城

四条洁净的街道

东西南北

从钟楼交叉而过

此外，很多曲折的小巷

我都没走过

因为我住在这儿的时间不长

每年来两次，看我的情人

请你来泉州玩玩

请沿着九一路走一阵子

你会望见一块招牌

黑底白字写着地区计量所

你就进去

对着三楼大喊两声

首先会是我的情人

跟着是我

出现在阳台

等你上来

（《泉州》，黄灿然）

这首诗也并不是藏着，我一直都记得它的存在，它有一个很平静的音调，但是后来我再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80 年代我写这样一首诗，只写了一个真实的地址。当时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住在这里，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回到那边去。而我这样的诗，也找不到地方发表。

廖伟棠：80 年代的诗，就像群魔乱舞、天马行空那样，但也很快就会被埋没。

黄灿然：对，根本找不到地方发表，你也拿不出来。它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小地方，但放到现在就还可能变成一个泉州宣传旅游点的地方，因为泉州是一个旅游城市。放在那个时候，一个没人知道的小地方和没人知道的小诗，只会有被埋没的命运。而现在就更像我来重新认领它的命运。我会把它放进明年即将要发布的一本诗集中。

而且这个涉及一点，特殊的地方性，它和我接下来要说的一首广州的诗不一样。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写东西都是写一个大的语境，用普通话来写诗，意象都是很普遍的，我们都没有具体的地名和地点，比如说地区计量所。那个时候写诗就是你在海南写的，在西藏、在新疆或者北京。这首诗就很简单，把你钉在那个位置，这就是地方诗的差别，代价就是可能要几十年后由我这个写诗的人重新把它认领了，它才能被大家看到。

下面是另外一首诗。我们写诗的时候有很多的普遍性，我们有古典的意象或者普遍的意象，在经典化的意象中诗人能够在里面别开生面。但问题是一旦我们落到一个叫作“建设二马路”的意象，就有困难了，因为突然间就从风花雪夜跌到阴沟里面了。

一个当代诗人，一个在南方的诗人，还有地方性的诗人，如果他要非常忠实地写自己当地的风土、风物，而且这个东西来自他的生命、他的生活的话，他们要面对的是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又或者是该在哪里把这些东西发布出来。

这是我 1996 年写的诗，十年后我写广州，写了一个地方性的东西，不过这个地方性有一点点普遍性。它是从一个香港人的角度来写广州，广州本身是一个大都市，香港也是一个大都市，所以事实上它比《泉州》这首诗的版图更大。但是读说经典话的诗人，读者也需要有一定的感觉去阅读这些文字，尤其当你去读顾城、北岛的时候。

廖伟棠：那个时候”诗与远方“这句陈套的话已经深入人心了。

黄灿然：那时候所有人都在写草原，因为海子的关系。他们用比较普遍性的语言在记叙。但我一旦落到“建设二马路”，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需要你有一定的自信心才能做到。一个多月前我整理这首诗的时候，有个朋友看到，因为他 90 年代就住在建设二马路旁边，对他来说那种特殊的兴奋和熟悉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每隔两个月，我总要穿过

有三株彼此互不理睬的

红棉树的建设二马路，寻访

我朋友的家

每一次

的士都要多兜几个圈，不知道

是司机有意坑我这外地人，还是真的

因为这一带太杂、太乱、太令人

失去方向感，尤其是在

没有街灯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