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北京的朋友来成都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她认识了一位新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诗人。她说在其他城市，很少听见有人介绍自己是诗人，觉得这个现象特别有意思。反过来，她问我：成都究竟有多少诗人？
这个问题把人给难到了。
在成都，穿行艺文现场，我们习惯了诗人的在场，他们出现在展览、分享会现场谈论诗歌、艺术，也坐在街头小竹凳上嘬一碗素椒豌杂、喝一杯精酿啤酒。诗人离生活太近，离我们太近，近到说不清楚具体数量上的数值指向。
刻板印象里，诗人要不是神话里流淌着半神血统的英雄，就是没有工作依然洒脱浮游在城市间以及城市大街小巷的零余者。显然，这都是被滤镜化了的诗人。
我们认识更多的诗人极为普通，主动或被动拐挟进生活湍急的溪流里，日夜为琐事、琐绪冲击、磕碰。即便如此，还是以时而躺平、时而奋起的姿态对抗滴水穿石的庸常，反复复反，把自己炼成一块冷眼热心的石头。
或许，李万峰，正符合我所理解的“诗人”。
李万峰
诗人，艺术评论家。1989年生，四川南溪人。著有诗集《启蒙》《桃花》《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意思》《我不想知道那么多水果》、艺术评论文集《按摩术》等。现居成都。
李万峰，有好几个身份，在不同的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影子。他一边关注自己的领地写着诗，一边关注成都的社区公共艺术，在红印艺术中心开了专栏撰写艺术评论、专访。在白夜·花神诗空间“随时间而来的诗意——写作者的视觉转换”展览里，李万峰的名字又写在策展人的一栏上。
李万峰好像什么都会。不过，他说，做策展人太难了，严格意义上自己无法跟职业策展人相提并论。不管是策展人、评论家，诗人始终都是单独位列的，其他的职业身份都在补充，为诗歌的创作提供新的视角。
不够有天分的
“写了好多好多年，写了六年以上，都可能才刚刚入门。”
2004年，李万峰就开始写诗，但是，一直写了很久很久。
李万峰说，“我是没有天分的人。”
写了两三千首诗，几乎没有一首诗是好诗。写了六年时间，直到2010年，他才感觉自己入了门。
“你说我有多笨？”
青春期的那种躁动和不安，再加上从宜宾乡下进城读书，那种冲击和不协调，成绩上也不够好。李万峰觉得通过写诗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一件事情，后来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心理层面来讲，这何尝不是一种补偿。
·出版的诗集《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意思》
高中的图书馆是开放状态，李万峰就开始投入诗歌中了。现在能想起来的直接原因，或许，还有智利诗人聂鲁达，他的诗集《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李宗荣译本给他的触动非常大。原来可以这样直接表达浓烈的感情、充沛的生命，完全是一片崭新的天地。青春期的李万峰瞬间觉得中国传统古典诗词好寡淡，于是，像着魔似的开始了。
·2023年，搬家过程里的书架
他每天拿着备课本，反着写，因为表面那一层十分光滑，写字不够舒服。每节课就这样一直写，从早自习一直写到晚自习，写了一年多。
好天才好厉害，李万峰确认自己找到了擅长的事。回过头看，那是非常盲目的时候。他却挺感谢那盲目的几年，他发现走的弯路是有益的：如果不是处在自己摸索的状态，而是有比较成熟的诗人以及刊物来指导自己，自己很快去写符合要求、标准的作品。
“很可能就会让我的上限比较低。”
李万峰沉浸在词语和节奏、情绪和气氛里，十分耽溺。
这是一个慢慢摸索、慢慢累积的过程，摸索一种真正符合自己需求的——创作思路、表达手法等等。
对李万峰来说，许多诗歌的表达形式都不够充分。这恰恰说明了他自己的风格。读他的诗歌，常常觉得意象绵密、逻辑断崖，上半句接不上下半句，每一句有每一句的想法，每一个词有每一个词的归属。往近处看，它们各自为营，往远处看，又本该一体。因此，他的部分诗歌，艰涩、难懂。
·拍的照片
李万峰认为自己一直倾向于这样。很多人写一首诗就表达一层意思，把一个场景或者一种感受写好、写透。而他倾向在一首诗里把所有东西塞进去。
“你看到一层还有一层，永远有更多东西藏在下面。”
他更喜欢、更擅长、更接纳这样的自我写作方式，或者说一种风格。不刻意设计，自然去提取，是李万峰的创作理念与方法。
比如，他平常会记一些句子，写的时候自然就涌现出来了。又或者，他觉得这句话应该跟怎样的内容联系起来，然后会去琢磨一下。那样，这句话会跟无穷无尽的东西牵扯在一起，在诗歌的情景里跟不同的词语发生碰撞关系。
·部分手稿
这种相对成熟的风格、稳定的面貌，应该是从2014年的《桃花》开始。李万峰找到了自己的语言。
最近他把自己2021年至2023年的诗歌集结成了一本诗集《我不想知道那么多水果》，用他的话来说是“用诗歌写艺术评论”，依然呈现出过去的、熟悉的李万峰。
这仅仅算是给先前的自己打一个总结，他准备尔后尝试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自然的转变。究竟，这种转变会到达何处？他还不知道。
不够专业的
“因为我要让自己的身份更明确一点，假如还要靠它谋生挣钱，那也是一种商业的选择。”
因为学生时代执迷于写诗这件事，不免耽误了另一些可能和机会，后来也没有“正确”选择自己的职业。李万峰，像很多诗人以及创作者一样处在非稳定的状态。
·决裂——一个新的开始，2016，GIC宽云艺术馆
·时光间隙——王念东作品展，2016，GIC宽云艺术馆
自我谋生这个庞大的生活课题，成了李万峰几年里不断攻克的难题。尤其，自己结婚有了女儿之后，花销永远没有够的时候。这个月就开始想下个月生活开支的来源，必须让自己动起来寻找新的事情、项目来做。他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打零工”。
2009年，从新疆回成都，李万峰在《上层》杂志工作过两年时间，杂志有一半内容跟当代艺术相关，李万峰开始做艺术访谈、写艺术评论。之后兜兜转转，包括去北京尝试广告、图书、影视等方面的工作，终究在2015年进入宽云艺术机构，成了一个艺术从业者。他走访了成都数百位画家，策划了一些展览。
与不同艺术家对话、沟通是这份工作吸引自己的关键点，而放在自己“打零工”的现实层面讲，撰写艺术评论也成了李万峰的收入来源之一。
他与红印艺术中心一起开启了“青年藏家志”“城市温度”等专栏。“城市温度”主要关注社区公共艺术，包括相关的策展人、艺术家、研究者以及一些机构。
·随时间而来的诗意——写作者的视觉转换，2023，白夜·花神诗空间
他先后采访了何利平、黄佼、胡燕子、尤扬、王莹、芬雷、薛雨璇、曾途、王淼淼、普耘、李杰以及后街漫话等。
在社区公共艺术的现场，当代艺术可以离真正的生活更近一些，而不只是艺术史的逻辑或者市场的逻辑来推敲作品。艺术在社区里，社区里的艺术，反而有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在其中。
“况且通过工作能接触一些优秀的艺术家，经常可以一起交流，可以一起进步。”
在当代艺术上的倾向，李万峰也越来越明显。之前，他觉得应该有鲜活的东西、有很扎实的积淀、很好的直觉感受，才能做出真正的好作品，个人才能承担时代给予的命题。现在，他又慢慢否认了这样的看法。
每个人的天分和处境不一样，我们不需要拿着艺术的名目来考察大家，没有必要。可以短暂持有和相信，相信的同时，又要否定它。
·采访中的李万峰
就算撰写艺术评论，李万峰也时常保持谨慎、警惕的态度，他排斥按照商业的、流行的逻辑去做艺术评论，坚持以一种独立的身份去做策展和评论研究。
但是，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评论家等各种身份，在他看来都吸引不了他。
最终，都是为了诗歌。
·李万峰的涂鸦
接触当代艺术，接触各种艺术家、研究者等各种各样的人，可以不断刺激和启发李万峰——拓开诗歌的题材、形式，能够带给他很多刺激。所以，他一直很感谢这方面工作带来的新视角、新感受，也很庆幸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1989年出生，现年34岁，李万峰觉得“打零工”也没什么，没有那么焦虑。
只有在本月的生活费还没找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焦虑，但是，从自己的生活状态和选择的工作方式来看，都还比较满意。以及幸运的是，小家庭以及大家庭，大家的身体都比较健康，没有面临更大的挑战。
截止现阶段，李万峰的几部重要作品都在成都写完了。曾经，他也在新疆、北京“漂过”，无奈找不到写作的节奏，回到成都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写了。
成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八九十年代包括世纪初涌现了许多的优秀艺术家，在诗歌方面更是如此。尤其，在八十年代，四川是整个先锋诗歌的半壁江山。
在成都待着，跟前辈、同龄人的交流，李万峰具体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深入想觉得自己还是占尽了便宜，得到了滋养和支持，比如：何小竹、翟永明、柏桦、余幼幼、周恺，他们始终对自己有影响。
“他们做过的一些尝试，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我而尝试。”
YOU成都专访
X：小都，L：李万峰
X：你认同自己的策展人身份吗？
L：策展人我不是很认同，虽然做过一些展览，但是我不擅长做策展。因为策展人太了不起了，各个环节都要有能力：从艺术家、机构再到藏家。从情感以及个人能力，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优秀的策展人，也成不了。
做一个艺术评论家感觉问题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个人觉得自己在当代艺术方面还是多少有些见解。这个身份需要一个确认——就是我在持续做艺术评论，它不需要大众或者权威的确认。但是，如果要在这方面有一定成就，就是另一回事了。
X：持续不稳定的工作状态，会有焦虑的情绪吗？
L：长期打零工的状态，也会觉得有稳定的收入会不会好一些，心里面更安稳，写得更从容不迫？但可能也并不是这样。任何事情都会有相应的代价。所以，有的时候会想一想，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就现在选择的生活，我个人还是很满意。
X：对你的作品，大家会给你正负面的反馈。现在，这两种反馈会对你造成影响吗？
L：别人的评价对我来说，影响不是太大了。我听到反馈的时候，我知道，我也判断得出来，不同的反馈都是不同的人，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逻辑和自己对诗的看法来给出这样那样的感受。
更多时候，我已经提前做出判断了。假如能够得到自己没有发现的部分，也想是不是还可以那样再尝试尝试。它对自己有一些提示和思考，只是影响不大，除非自己的需求到了，我才听得进别人的建议。
X：经过疫情三年，你说自己更关注当下、周遭，包括也开始尝试新的题材、更直接的写法。这是自我驱动的结果？之后，都会延续这种改变？
L：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很自然的转变。首先是年龄上，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当然写我自己；当我三十几岁的时候，相对来说看到更多的东西，就要写更多的东西，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变化。
从创作本身来判断的话，不管什么艺术，归根结底是表达自己，寻找和确认自己深层的某些东西，但是，经过的途径越开阔越好。按李白和杜甫这两种倾向作比的话，走向李白是必要的，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走向杜甫也是必要的。不管成不成功，它是一个自然的需求。
如果我写到五六十岁，还是个人的经验、私密的内容，或许，对有的诗人朋友来说是合适的，对我来说是不够的。一部分男性或者创作者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总想要更多。
X：先前，你提到想要开始尝试小说体裁的写作。就目前来说，进展如何？
L：我是高中开始写小说的，写了几十万字觉得不怎么样，后来就转向写诗去了。大学时候，也尝试过一个长篇；北京的时候，也写过一个长篇，但是，这些作品全部都不好。直到2013年写短篇，终于感觉开始入门了，我把它放掉了。
我之所以瓶颈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我还是想写出最好的小说，不是相对看起来还不错的。或者，我拿去换点钱换点荣誉，勉勉强强就可以了，我还是要求太高了，然后，恐惧又很多。总觉得自己要出手一定得是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所以，总不满意，写了很多开头，写了很多半截。但是，小说需要持续的、完整的书写，一篇一篇不断写作，状态才会好，可是，受制于我分配在小说上的精力——没有那么多，我就是做不到。如果我把这个节奏找到了，可能就行了。
X：你处在三十岁阶段，不管阅历、智识、精力都是相对稳定且旺盛的时期。在创作上，会有野心吗？会有这样的笃信——自己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L：只要是正儿八经要做一件事情，尤是绘画、写诗等创作，我至少愿意相信——大家都有那样的野心。那个野心不一定是说要成为了不起的大师，至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写出或画出最好的作品。这种野心是恒定的，它会随着身体的状态或者写作的节奏而变化。比如，有一段时间没有比较集中写了，感觉那种积淀和酝酿的过程做好了准备，然后身体状况又比较好的时候，可能就想好好写，那时候会有一点紧迫的感觉。
不知道，只有慢慢等。相对来说，我越来越不着急，只要不发生战争，我们的生活平平常常延续，肯定会越写越好。至于最后的作品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它是命，一个是看自身的天赋，另一个是运气。我们需要一些际遇、偶然的推动，可能就朝某一个方向让我们稍微多迈了一步。都是命，一个是天分的命，一个是运气的命。
X：后面有什么新的写作或者出版计划？
L：韩东主持的《年代诗丛》重启卷，捎上了我，将会在明年春天出版。之前出版的两卷选的都是最好的汉语诗歌，韩东也是按照真正有份量的标准去选择重启卷的诗人的。
但我提供的是一个情诗集，把2004年到今年写的情诗进行了挑选，质量上就显得不够整齐。但情诗是我的一个初心。我是从情诗开始诗歌写作的，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情诗是最原始、最直接、最充沛的表达。
我们写倾慕的一个男性、一个女性，写的肯定不只是一个人，甚至不只是我们幻想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非常复杂。这种感情包含所有的东西：个体面对个体，个体面对整个环境、整个宇宙，一种试图去找到这样那样的启示和方向，让什么东西明确起来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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