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诗人梁平迎“一蓑烟雨”：与这个世界达成和解

诗人梁平迎“一蓑烟雨”：与这个世界达成和解

梁平（本人供图）

《一蓑烟雨》（四川文艺出版社供图）

随着春天绽放的，除了花朵，还有诗歌。2024年3月，著名诗人梁平的最新诗集《一蓑烟雨》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书中收录了梁平近年来的百余首现代诗歌，其中包括《水经新注：嘉陵江》和《蜀道辞》两首小长诗。整本诗集显示出非常清晰的诗学路径自我确认。对诗歌领域内的一些常见的争论课题，梁平也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向，作出自己深入、冷静的思考，形成较为系统的诗学观念。

比起梁平此前出版的多部诗集名字，比如《巴与蜀：两个二重奏》《家谱》《深呼吸》《琥珀色的波兰》《嘴唇开花》《长翅膀的耳朵》等，《一蓑烟雨》显得更为温柔、自在，更多是作者自身对身边的人和物事、家园身世的指认，以及胎记与血脉的追寻。梁平尤为喜欢苏东坡，喜欢他的大格局、大胸怀，历尽千般苦难但能做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与乐观，以及对坎坷人生际遇作出最后的温暖回应：天下无一不好人。新诗集的名字就是取自苏东坡《定风波》里的“一蓑烟雨任平生”。

把整条嘉陵江写成了诗

梁平的诗歌看得见地理、人文、历史，这在他的新诗集《一蓑烟雨》里体现得尤为明显。《一蓑烟雨》的编选，以嘉陵江和蜀道为发端和收尾，就有着关于重庆和成都二重奏的深刻意味。

作为江城重庆长大的人，梁平对嘉陵江的感情非同一般。在散文《嘉陵江记》中，他写道：“站在重庆朝天门的码头看去，一脉浩荡从左向右，把最为抒情的一笔作为她最优美的收势，插入长江的腹中。……我是这条大江的子民，我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嘉陵江的涛声。”

在《一蓑烟雨》开篇，他用一组诗来表达嘉陵江，在其中的一篇《嘉陵江》中，他写道：“水做的朝天门，长江一扇/嘉陵一扇，嘉陵以一泻千里的草书/最后的收笔插入长江腹中/我第一声啼哭在水里/草书的一滴墨，与水交融/江北红土地上的红，脐血冲不掉/向海，两岸猿声不能挽留/深潜，南北朝《水经·漾水注》里/找到乳名/东源和西源争吵累了/两河口两源合一。嘉陵江/与生俱来的包容和接纳，源远流长……”

自2001年从重庆来到成都工作、生活，至今已23年，梁平也逐渐爱上了成都。他将重庆与成都这两个城市，都视为根系之城，“在我生命的长度中，这两个城市就是我认知这个世界的原乡。它们不仅仅是我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栖息地，更是我大到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我的所思所想的成型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的集散地。”

有“根”的写作路径

随着写作的深入，梁平越发感到自己的写作，方向越来越明晰——追求一种“有根的”写作。对此，梁平也专门阐述：“我所说的写作的根，与韩少功先生当年提出的文学寻根不是一个概念。少功说的是文学概念上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根的挖掘。我这里指的是，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生理和心理层面上，影响你生命轨迹、完成你生命塑型的根。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平平淡淡，这个根每个人都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意识去梳理。我一直在梳理这个根。长诗《重庆书》系列、批量的《成都词典》以及《时间笔记》和《忽冷忽热》，包括最近的《水经新注·嘉陵江》和《蜀道辞》，都是这个根上结的果。因为这个根的梳理，我所希望看到的是，我的写作能够结结实实，拒绝那些天马行空的书写。这其实是多么艰难的选择和挑战。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与生俱来有一种隔阂甚至是敌意。这个有根的写作，让我有了明确的写作路径，那就是努力消减这样的隔阂和敌意，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不平衡达成最大尺度的和解。”

诗歌需要有“我”的写作

随着经验和阅历的增长，梁平对自己的诗歌写作路径已经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确认，对诗歌领域内的一些争论、课题，也有自己深入、冷静的思考，并形成较为系统的诗学观念。这在他的新诗集《一蓑烟雨》中可以看出。比如诗歌中关于“我”的写作，梁平的分享很深刻。他说，自己发现，近些年，很多人写诗会回避把“我”植入进去 ，似乎植入“我”进去是不太受待见的行为，“我觉得这很荒唐。其实古今中外，无论大小的‘我’，在诗歌中出现举不胜举。中国诗歌传统从《诗经》以来如数家珍的‘我’，比比皆是，包括后来屈原厄运之后汨罗的净身，李白入世失败之后寄情山水，杜甫的退隐，苏东坡的官隐，陶渊明的归隐等，‘我’在其中活灵活现。”

梁平认为，诗歌其实更需要“我”以自己的面目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状以及出场的仪式感。我的关于有根的写作带出来的‘我’，客观地说，是‘我’找到的进入这个世界，辨认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口。我的这个切口，就是葡萄牙诗人、作家佩索阿说过的一句名言：‘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的缝隙’。所以，我很乐意让‘我’出场。这个‘我’，不是一己之私，而是一种人格塑造、精神谱系。”

在“小楼”里与这个世界达成和解

梁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同时做文学刊物编辑：《红岩》3年，《星星》15年，在《青年作家》《草堂》至今已8年。“半个世纪过往的脸谱和结缘的文字不计其数，虽有心得，却不敢自以为是。这么多年身不由己，做事挤压作文的时间太多。年龄越大越是感觉到该写的欠账还是该一笔笔清算，给自己一个交代。”他说。

梁平坦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他做不到。“但是可以深居简出，去过的地方不去了，人多的地方不去了，谢绝了很多场合。这样就腾出很多时间自言自语。自言自语是我写作和阅读保持的状态，一以贯之。‘以自己之眼观物，以自己之舌言情。’王国维说纳兰性德的这两句话，深得我意，并且伴其左右。久而久之，我的自言自语，给自己的写作画出一道清晰的线条——我，我的家；我与身边的人和物事，我的家与人世间我们的家指认的胎记与血脉。”

梁平坦言，自己如今愿意栖身的“小楼”包括日常的鸡毛蒜皮，生活的酸甜苦辣，远山、远水的亲近，虚情、假意的疏离，生命的确认、自我人格与精神的辨识与塑形。“府南河边南河苑的我，自觉不自觉地与他人、与自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达成和解。看天天蓝，看云云白。”

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常被谈论的话题。梁平对此也有深入的思考，“诗歌书写现实，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联从来没有间歇和断裂，从最初的源头《诗经》以来，楚辞汉赋、魏晋南北朝诗歌、唐诗宋词以及元明清文学，这样的一种关联水乳交融，新诗百年更是凸显为主脉，成为中国诗歌优秀的传统。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文学的宝典，也是中国诗人血脉里奔涌不息、强大的基因。”梁平也由此认为，诗歌写作者对新时代的现实书写责无旁贷。“不少诗人或者对身边翻天覆地的变化置若罔闻，或者深陷于自己搭建的语言迷宫而不能自拔，已经缺失了辽阔的胸襟和视野，很多人丧失了进入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有的一提到现实书写，就生硬地罗列标签，虚假的感叹号，空洞无物的伪抒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