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平日也好些诗文书画，但对词曲类向来排斥，在他眼里，这些词大都为民间歌妓所唱作，登不得大雅之堂，特别是对当时名气极大的词人柳永，更是鄙视。
他在位的时候，一日，负责会试的礼部官员将即将放榜的进士名录呈上，交仁宗过目。
“柳永，柳耆卿，莫非就是那个好写艳词俚曲之人？”
宋仁宗看到榜单上柳永的名字，马上便想起此人。
“应该就是此人。”
礼部官员十分确定，因为，当时柳永因为大量优秀词作的广泛流传，几乎家喻户晓，更有人曾评赞其他词作：“但有井水处，皆歌柳词。”
宋仁宗不免嘲讽道：“朕倒也听过他的词曲，似有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既如此，又何必在意此虚名。”
说罢，便拿起朱笔，将进士榜上柳永的名字划去。
“就说是朕的旨意，去其虚名，且去填词吧。”
宋仁宗看着礼部官员似有不同的意见，还未待他开口之际，便将名录递过，或许不想礼部官员为难，还特意补了一句。
这位礼部官员对柳永倒是十分欣赏的，且与柳永有诗词唱和往来，只是皇帝开了口，他也不好多说，便在放榜之后找到了柳永，向他说明了宋仁宗对他的看法。
他的用意非常明确，就是想告诉柳永，不是他才学不够，而是宋仁宗对他一直写些香艳之词非常不满。
若想继续博取功名，就停下词曲创作；要不，就真的“将浮名换作浅斟低唱”，干脆就别走功名一途，放开手去写词。
柳永听罢，心中虽百般苦涩，却强笑道：“若如此，吾便奉旨填词去吧。”
自此，宋人便很快知道了，柳永奉旨填词一事，而柳永则也把这一名头当成对宋仁宗，也包括对自己前程的一种万般无奈的调侃。
把宫廷之词写入市井
中国古代的诗或词，都是可吟唱的。
但是，诗之吟唱，还是以吟诵为主，并没有太多曲调的变化，也就是说，古体的格律诗虽有文学的属性，却缺少音乐的审美。
而词则不同，每一个词牌都有固定的音律编曲，按照词牌的格式写出来的词，其实就是为已有的曲子填上符合格式的词作，与现在的歌曲创作完全相同。
所以词的创作，就是歌曲中歌词的创作。
由此可见，词，是集文学与音乐双重审美的艺术形式。
这种艺术形式，最早在唐朝早中期便开始呈现，只是并不完整与系统。
真正盛行的时候，是在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
说起那个时期，在词作方面出了许多的大家，但是最为耀眼的却是两位父子皇帝词人，即南唐后主李煜与其父亲李璟。
李璟的词作中曾有一句千古名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也曾有人拿他的这句词开过玩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至于他的儿子李煜，无论是名气或词作上的成就，则更大了，特别是他在亡国之后，所写下了诸多词作，更是被传颂至今。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便是李煜极具代表性的一首词作中的经典之句。
由于当时的词作，主要存在的宫廷之中，由乐工创作曲牌后，再填词成型，帝王或仕人在闲暇无聊之际，多写的是一些伤春悲秋的句子，故而给这一期的词人还专门起了个词派的名字，叫做“花间派”。
这个时候的词，还是皇亲贵族的专属之物，到宋朝时期，词便与亡国之音联系起来，被皇帝视为不祥之作，这也是宋仕宗瞧不起以词闻达的柳永的原因。
虽说词这种艺术形式，为宋朝皇帝所诟病，但北宋时期仍不乏有知名文人或官宦也去写词，不过，他们填词之所以并没有引发朝廷以及主流文人的反感，主要在于大都是应景之作，并偶尔为之，且在词意的表达方面，还是倾向于阳春白雪。
柳永则完全不同，他不仅突破了北宋文坛词为非主流的圈囿，而且将原本为皇家仕宦所专享的词作，引入了市井之中，成了底层百姓都可以欣赏的俚曲。
为此，他不仅联合乐工创作了许多新的词牌（即编曲），让曲目更为多样化，增加词牌音乐艺术的丰富与变化；而且，他的词作不再是无病呻吟的风水雪月，而是反映普通人的情感与带有烟火气的市井生活。
为此，他用词作中，不再像传统的文人作品那般，不再使用生涩难懂的词句，而是引入了许多白话与俗语，让普通百姓更容易理解，一听就懂，在这点上，他的文学风格更像唐朝的白居易。
北宋发展到柳永时期，经过了多年的休养生息，再加上朝廷开明的政策与治理风格，社会趋于繁荣，对于文化与艺术的追求，已经不再限于文化人，而是下沉到了市井百姓，而柳永的词恰恰写出了他们的情感与生活，并写入到他们的心里。
这也是柳永的词在当时被广为传唱，并让柳永仅凭一向被主流文坛瞧不起的词作，便赢得了响亮名头的原因。
为歌妓写词实为谋生
许多人对柳永的认知，除了他的词写得好之外，还有他几乎一生流连青楼的风流韵事。
历史上的柳永，的确长期混迹于青楼之中，他与歌妓的交往更是几乎贯穿整个一生，这点有多种真实的记录可以佐证。
仅凭这点，却造成了许多人对柳永有一定的误解。
有人认为，他是因为人生失意，便沉浸在青楼中，以麻醉自己。
有人认为，他是贪图享乐，所以在青楼的纸醉金迷与温柔乡里，而不能自拔。
有人认为，他是多情滥情，才与青楼女子厮混在一起。
总之，不管什么原因，柳永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典型的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
可真实的柳永，却并非大家所想象的那样。
公元984年，柳永在今天山西境内的一个多代为官的家庭出生。
他的父亲曾在南唐与北宋两朝出仕，虽然不算豪门，却也是家境优渥，衣食富足。
柳永与他的两位兄长一样，自幼苦读诗书，希冀以学问入仕与治世。
待他成年之后，前往都城汴梁应试，结果连续多次落榜，这让一直渴求科举入仕的柳永，陷入了一种失落、彷徨之中。
即便家中父兄可以接济于他，但是，已经成年的柳永，本因屡考不中而愧对父兄，更不可能再向他们伸手求助，但身上盘缠已尽，此时，生活都成了问题。
作为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柳永既放不下文人的身架与面子，又无一技之长，他能如何谋生呢？
写诗写文，要么自我欣赏，要么与人唱和，不可能给他带来一文钱的收入。
就是他因为生计而发愁之际，却有歌妓主动找上门来，要花钱买他的词，当柳永听闻填词竟然可以获得收入时，他已无暇顾及当时正统文人的想法，甚至也无暇顾及皇帝的鄙视与不齿。
此时，活命要紧。
要知道，当年的青楼中有一种身份，叫做“歌妓”，她们并非卖身为生，而是靠唱歌获得打赏的收入，优秀的歌妓收入极为丰厚。
身为歌妓要想打出名头，获得更多的听客的青睐，除了音色要好、擅于音律之外，还必须有好的歌也以唱。
那时总的典牌数量并不多，再加上唱来唱去，都是一样的调、一样的词，人们听得多了，也就腻了，再优秀的歌妓若是没有新词新曲，也会逐渐“门前冷落鞍马稀”。
社会的安定与富足催生了娱乐，而娱乐则带动歌妓产业，歌妓需要新鲜的词曲，那么作词自然就成了一门可以赚钱的工作。
走投无路的柳永，从歌妓上门求词一事，看出了其中的机会，他知道，只要他放下身段，愿意为她们创作词，就可以摆脱穷困交加的局面。
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某种意义上，柳永或许正是因为生活所迫，才让他不得不走上为歌妓作词之路。
当然，他本身对词这种文学艺术形式，也是极为喜欢的。
孤独离世为歌妓所葬
柳永虽然发现给歌妓填词是一门不错的赚钱甚至生财之道，而且还可以每日沉浸在这种文化艺术的氛围之中，但他并没有流连忘返。
他有着自己的志向与抱负，“学而优则仕”是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柳永一生的追求与信念，虽然屡次科举受挫，却从未放弃过。
公元1034年，即景佑元年，宋仕宗开设恩科，放宽了考试的条件，包括摒除了自己的偏见。
柳永终于等到了柳暗花明之时，与其二哥柳三接同科中了进士，正式踏入仕途。
而这一年，他已经年届半百，垂垂老矣，距他首次参加科举落榜，整整过了30多年，从少年熬到了白头，才得偿所愿。
此时的柳永是满心欢喜的，他终于可以不靠卖词，而是靠为官的俸?就能为生，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变。
可随之后来的持续多年的为官之途，令他的心态不断向下跌落，他自叹“久困选调，为宦成羁旅”，长期在底层的小官之职上，不仅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且调任频繁，新官尚未就任几日，便又要调往他处，一直奔波在去上任的路上。
当最后一个职务“屯田员外郎”的任命送达的时候，柳永已经65岁，按当时寿命来看，他自觉生命无多，对于这个闲职也不再上心，在心灰意冷之际，便孤身一人开始了四处飘零。
最终他孤独地死在了哪儿，都没有准确的记载，唯一流传下来的说法，是在他死后，因身上所带的费用早已用完，身边也无亲人，还是上门求词的当地歌妓发现了他早已冰冷的遗体，由众歌妓一起筹资，把他草草地葬了。
至此，一代著名的词人，在异乡凄凉谢幕，而他的词却被一直传唱并传颂着，直到今日。
结语
柳永是一位文学巨匠，他一生致力于词这一文学艺术形式，并将它真正推向的鼎盛与成熟，他也是第一位将本为皇亲贵族所专享的文学艺术拉下了神坛，让它成为普通市井百姓的文化娱乐与精神享受。
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普通民众之中，其作品也散发着浓浓的烟火之气，他是真正的民间词人、百姓词人，终身被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即便今人，依旧能从他的词中，读出这位“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的悲欢离合、迷茫失落、彷徨无措。
柳永一直都在，就站在那古渡码头，夜半酒醒之际，唯有“杨柳岸，晓风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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