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宋文学家苏轼,人们不免会想起著名的“乌台诗案”。
那么苏轼究竟写了什么而引发“乌台诗案”呢?其结果又如何?
这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宋朝到了宋神宗时期,面对国家已经到了民穷财尽、国库空虚、军备政事都处于衰微的局面,宋神宗想通过变法来挽救国家的命运。
他委任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因操之过急,一些弊端也显露出来,造成老百姓的日子更难了。
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少,苏轼就是其中一位。
苏轼也因此受到主张变法的反对派的排挤,他在朝廷无法呆下去了,于是他提出外调,先后到杭州、密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就在湖州,出事了,出大事了。苏轼被捉拿到御史台审问。
他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引出被审的事呢?
原来,苏轼在外地做了湖州知府,按当时的规定,他上奏了《湖州谢上表》。表中有几句这样的话:“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作为人臣,我实在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但是皇恩浩荡,还是继续任用我。
古人在写文章时总是注意遣词造句,力求能表词达意,何况苏轼是大文人,写诗作文原本就十分讲究。
当时刚好又遇到王安石变法,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
保守派认为变法无事“生事”,“新进”则是王安石引进的个别品质低下的变法新人,于是“生事”、“新进”这些本来就很普通的字眼,这时被赋上了深刻的内涵,成了保守派对变法派攻击的专有名词。
当时的一个监察御史李定摘了“生事”“新进”等词语,加以“愚弄朝廷,妄尊自大”的罪名,提请整个御史台弹劾苏轼。
但是光凭这一点来定苏轼的罪,恐怕有点说不过去。不巧的是,苏轼的一本《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出版。
这就给御史台的一些人提供了良机,他们经过四个月的苦心挖掘,终于找出苏轼很多首诗中存在犯忌讳的词句,于是上奏朝廷,称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
于是,宋神宗派钦差到湖州传唤苏轼进京。苏轼一到京城,立刻被逮捕了。
从当年八月到十月,御史台审了苏轼将近三个月。据史书记载,御史台内有许多柏树,树上栖息了几千只乌鸦,所以人们就把这专案叫做“乌台诗案”。
御史台的人在苏轼的词里找了一些比较敏感的用词,苏轼也被逼写了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承认了他对新法的不满意。御史台由此认定苏轼诽谤新政罪名成立,苏轼必死无疑。
那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的转机呢?苏轼没有被杀是他遇到了贵人。
幸得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下过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律不杀大臣。”
幸得宋神宗不是一个昏君,谨慎做事,他清楚苏轼本来就是一个口不择言的文人。
幸得曹太皇太后为苏轼说情,请求神宗免他一死。
幸得苏轼讽刺过的那些“先进”那些“生事者”,如王安石、章惇那样的人站出来给他说好话,劝宋神宗放过苏轼。
最后,宋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来个顺水推舟,赦免了苏轼的死罪。
当年十二月,苏轼被贬到黄州,充团练副使,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能签署公文。
苏轼因《湖州谢上表》的几句话引发了文字狱,比起因文章言行而在残酷的文字狱中丢了性命的人来说,苏轼算是幸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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