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近日，青岛青年作家薛易的全新力作《大唐诗人行：王维、李白、杜甫们的诗意江湖》（后简称《大唐诗人行》）由后浪策划出版。该书是薛易继《刀头上的绝响》之后推出的第二部“新历史”解读作品，以群像视角为以王维、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十位唐代诗人作传，通过诗人的生平故事，重回活生生的唐诗创作场景，同时挖掘初唐盛唐期间40多位诗人的趣闻轶事，建立唐代诗坛社交圈。10月4日，薛易携《大唐诗人行》做客方所青岛店，与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怀荣，文史学者、作家刘宜庆展开对话，解读新作创作背后的故事，并对唐朝的历史和诗人诗作进行了深度解析。
首先，薛易为现场书友们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缘由。“唐诗我们太熟悉了，从上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在学唐诗，但我觉得学习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唐诗原本是与大唐气象血肉相连、与唐代历史紧紧缠绕的，然而传承中它却往往被割裂开来。唐诗变成了一本本单纯的启蒙读物，变成了一道道非对即错的考试题，变成了一个个名句，在我们写作文的时候放进去，觉得镶嵌其中可以给文章增添光彩，也就是说它变成了某种最常用、也最廉价的装潢设施，”薛易表示，“我觉得唐诗不止于这样。如果我背过了几首唐诗，就觉得了解唐诗，感觉好像稍微欠缺一点，于是我就写了这样一本书，也是我自己本来也不太懂，也想一点一点替自己解惑。”
书名副题为“王维、李白、杜甫们的诗意江湖”，薛易表示，其实书写的不只是他们三个，而是整个初唐到盛唐这一段历史，“我当时写作时候，一下子就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活生生的唐诗，要去活生生的大唐寻觅。”薛易总结了自己这本书的特点，以“鲜活、立体、系统”三个关键词概括。这本书重点写的是人，写诗人的人生历程。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唐诗，而不只是讲某个名句，不单纯做诗歌赏析。“我关注的是一首诗是诗人在他的哪个人生阶段、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写出来的，这首诗在他的生命中又占据怎样的位置，”薛易表示，“这样的写法可以让唐诗有更浓的人味儿，摆脱符号化。”
其次是立体，薛易所写的诗人不只是诗人，而是尽量还原其社会角色，将诗人身份之外的其他社会角色也发掘出来。“比如，骆宾王为什么会写‘讨武曌檄’？为什么造反的是他，而不是别的诗人？孟浩然那么有才华，为什么一直都考不上进士？”薛易书写中重回历史现场，尽量还原诗人的“朋友圈”，写那个时代社会交往中的诗人，让他们更好地“立”起来，“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真正了解诗人，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唐诗。”
再次是系统，全书以时间为顺序写就，薛易用李世民、初唐四杰、陈子昂、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10位诗人，串起了自初唐到安史之乱后约150年的历史；同时，也写了王昌龄、高适、岑参等其他三十多位诗人。“这样捋出来看唐诗的话，唐诗就不再是单纯的碎片化的一首首诗了，而是一条线，进而连成一个面，能看到一个相对整体的大唐。”以此进入一位位诗人的“朋友圈”，继而进入大唐的“诗人圈”。
活动现场，薛易为书友们分享了一些诗人的奇闻轶事，例如陈子昂摔琴的故事。因唐代有行卷制度，考进士之前，须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访朝堂有影响力的人，以拿到他们的推荐书。这对普通人而言是个巨大的门槛，陈子昂的父亲是一个很小的官，远在四川，长安城里没有这方面的人脉，但好在陈家有钱，于是陈子昂就想了一个办法制造影响力，他买下一个价值百万钱的琴，然后把它摔了，以此方式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薛易为大家算了一笔账，看这“百万钱”是怎样一笔款项，是他工资的多少倍。毕竟衡量收入两个标准，一是社会购买力，二是工资水平。“陈子昂第一个官职是麟台正字，每月俸禄一千五百文钱。假如只算官俸的话，赚够一百万钱，不吃不喝大约需要五十六年。”薛认为，以此类细节佐证或观照历史，是有比较强的说服力的。
刘宜庆对薛易的新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读完薛易的书后总结了两个特点，其一是以诗证史，即用唐诗来见证大唐的历史；“你进入唐代的历史，一方面要靠这些唐代诗人写下的唐诗，另一方面就要靠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这本书第一章就把视角放在了李世民身上，以开创大唐盛世的李世民出场开端，这是一个宏大叙事的开端，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个诗人。书中涉及到很多宫廷斗争，写到很多政变，几乎每一场政变都牵扯到一个重要的事，甚至一个或几个诗人成为了政治的牺牲者。以诗证史，他这个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刘宜庆认为，《大唐诗人行》第二大特点是以诗证心，“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他在怎样的场景下遇到了谁，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就是说，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进入了历史的现场，你看到了他们是怎么样饮酒，怎么样跳舞，怎么样吟诗文字。我们说读一本书文字是有魔力的，你一旦打开这本书，你就进入到苍茫的历史画卷当中了，你就化身为某一位诗人，所以说薛易以诗证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看到一个诗人的所思所想。”
在刘宜庆看来，虽然国人从小接触唐诗，那些名篇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写这首诗的人，我们课堂上没有讲；他有着怎样的人生，是怎样走上了大唐的历史舞台，又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这些历史，课本上没有给我们仔细讲。我想说，读一读薛易的《大唐诗人行》，你完全就可以找到这些答案。”刘宜庆认为，薛易书中以大量细节支撑起大唐150年间的宏大历史，用诗人视角、文学化的场景复原诗人的历史现场，既能丰富人们对唐诗的认知，也能够丰富人们对唐朝历史的认知。且比《长安三万里》视角更恢弘，时间线更广泛。谈及令他印象深刻的卢照邻和王维的两段凄美的爱情，刘宜庆感叹薛易文笔特别美，让人有代入感。
在刘怀荣看来，传统学问里比较多的两种做法，一为编年，即给一个作家的作品编年，根据他的生平那个时代以及作品反映的内容进行编年，圈内叫系年；另一种学问是给一个作家写评传，写的时候也要根据其生平事迹及作品的编年。此外，再就是诗词的选本及对诗词做深度鉴赏，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唐诗鉴赏辞典》。“当然还有一种做法，以诗证史，或者说把诗和史两者结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方式。”刘怀荣表示，“从老一辈学者的研究里来看，陈寅恪先生用这种方法比较多，其《元白诗笺证稿》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他把元白诗的某一篇放回到历史实际的背景里面去，考证他写作的具体年代、具体事由，然后对这首诗做出一种新的解读。”
谈及对《大唐诗人行》的印象，刘怀荣认为，这本书把他关于传统学问的这几种类型融合到一起了，融诗人、诗作、史实、虚构于一体，从写法上讲，一定程度上带有小说笔法，但又非常讲究史实，“比如说讲到科举考试，他会对唐代科举考试具体制度做出比较简要的介绍；讲到唐代的官制，比如说讲到了宰相，他也有比较简要的介绍，按唐代习惯的说法，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职位原来可能没那么高，类似某一部的侍郎，相当于我们今天某一部的副部长，比如说吏部侍郎，这样一个人也可以去兼宰相，这其实是一种变化，他书里讲到了要削弱相权，本意是增加皇帝的权力，这跟史书里记载的官制、科举制度都能对上，说明这方面他是非常严谨非常严肃的。就虚构笔法来讲，或者说小说的笔法，他写初唐四杰这一部分的时候，反复出现一个胖掌柜，这个人物肯定是他虚构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把这几位唐代诗人的活动给串起来。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王维出行去京城的时候带了一个仆人叫王平，这肯定也是虚构人物，你在史书里是找不到的。即使有史书也不会记，这个仆人是没有资格被写在王勃的传记里面的。”
刘怀荣表示，薛易将几种方式融到一起的最大优势，是既兼顾了学术的严谨性，又考虑到其传播或者说读者的接受，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当然这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虚构也得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比如说我刚提到的郭紫烟，他就有一定的依据，只不过作者又加进了很多具体情节，就增加了可读性。另外吸收学院派的评传和编年体，对一个作者的著作进行系年，就要大量参考唐诗研究学者的一些已有成果。这里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两个作家，从初唐贞观诗人算起，一直到杜甫，涉及到了很多人，尤其前几部分都是诗人群像，做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
活动现场，薛易还对李白、杜甫、王维等人的家庭背景（出身阶层）、朋友圈进行了对比分享，对同一时代著名诗人的社会关联、往来沟通等进行了对照展示，通过诗人们的朋友圈看到诗人们的生活与朝堂及时代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解读诗人最终的命运走向。刘怀荣也从唐朝政治制度角度对薛易著作中涉及的诸如科举、授官、诗人的朋友圈等内容进行了评点和分享，从学术角度对薛易的创作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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