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伟人,他之所以是伟人,在于他胸怀的宽广与博大,在于他的心胸能容得下万事万物。即使面对委屈和无奈,也能泰然处之,对事情的处理,不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处理方式自然得体。
人,是都有情感的。感情用事、义气用事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而感情用事的最大弊端是缺乏科学性。伟人与常人的处理方式不同,这就是区别。
委屈、无奈,是人生都会不可避免遇到的,毛主席是伟人,也是常人,自然也会经常遇到。面对委屈与无奈,毛主席的处理方式不是表现在情绪上,而是借助诗文或书信等文字作出表达。这是老人家虚怀若谷、人格高尚的具体体现。
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报纸上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顶峰”、“最高指示”等赞美之词一度成为时尚。对此,毛主席感到委屈又无奈。1966年7月25日,毛主席在给陶铸的一份批阅件中明确写道: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可见,毛主席对这类溢美之词从内心讲是非常反感的。自己明明反感,报刋及社会上仍然在用,这种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仍在继续,老人家内心的委屈可想而知。因此,才以批示的形式讲出自己的感想。
在那段历史时期,“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在社会上曾经一度成为盛行的口号。对此,毛主席内心是不赞成的。他明明知道:一是有些人借此抬高自己,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群众出于对领袖的热爱,喊出发自肺腑的声音。
对“四个伟大”这个口号,毛主席很反感,心中很无奈,他不仅在内部文件上多次作过批示,表达出自己鲜明的态度。而且在接见外宾时也多次强调自己的这一观点。
1967年2月3日,老人家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就讲道:
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无奈。
对“四个伟大”,毛主席也不是全部否定,他认为“导师”一词还是可以接受的。他在一次接见外国友人时说:
我不赞成“四个伟大”,而愿意接受“doctor”(先生,老师)的称谓。
毛主席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称谓呢?因为导师或先生,这是个实质性的称呼,老人家没把自己当“神”,而就是普通人,当个老师,他认为还是很称职的。而其余三个伟大都是形容词,有溢美的谦疑,因此,毛主席才不喜欢,他更喜欢实事求是,接受那三个词,他心里感到别扭和委屈。
身为领袖,毛主席也有无奈的时候。1955年夏秋时节,毛主席到杭州考察,期间游览了著名景点北高峰。出于安全考虑,时任浙江省安公安厅厅长的王芳采取了封山清场的保安措施。游山期间没有见到一个游人,对此,毛主席心知肚明,他很无奈,但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中央的保安规定,对这个规定,他不好违背,只能把委屈和无奈借一句诗来表达。
游北高峰后,毛主席写下首《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
对这首诗的理解,多数人认为是写景的,这没错。但是,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却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毛主席的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是对自己的批评。他认为毛主席游山只见景而不见人,这对喜欢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毛主席而言,心中未免会产生遗憾,因此,才借这首诗来表达心中的无奈。
作为陪同毛主席游山又负责警卫工作的当事人来讲,对毛主席这首诗的解读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毛主席在几天内,曾三次登临北高峰,这在诗的首句“三上北高峰”中交待的很清楚。其中一次下山已很晚了,途经一农户家时,恰巧遇到一只公鸡跑出来。毛主席很高兴,诙谐地对王芳说:“
你这个厅长把群众都管住了,为什么没有管住大公鸡啊?
”。没等王芳答话,毛主席紧接着又说“
我们到这里来,没有群众欢迎我们,只有大公鸡来欢迎我们,是群众不欢迎我们啊,还是我们不喜欢跟群众在一起啊?
”。
毛主席的这番话,既诙谐又幽默。看似批评,实际上是发泄自己心中的委屈和无奈的感觉。因为他知道,王芳这样做,是职责和工作上需要。从这个实际事例上讲,王芳对毛主席《五律.看山》这首诗的理解还是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面对委屈和无奈,毛主席也会用诗的形式做出自己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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