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朝各代的文人辈出，文学艺术创作也各领风骚。但如果要冠以“大文豪”这个头衔，苏轼是当之无愧要得头筹的。
唐诗宋词元曲，各个朝代都有文学创作的潮流，北宋时期就是词曲的创作高峰。群英荟萃，而苏轼则是众多词人中的佼佼者。
术业有专攻，人在有自己偏好的专长时，在另一些方面就会有所欠缺，就像诗词字画和书法，样样精通的人屈指可数，倘使有一样能拿得上台面，加之天赋也可以成为一代大家。
然而苏轼在诗词、文章、书法和绘画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对医药、烹饪、水利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他是曾经名动京师的意气少年郎，也是才华横溢豪迈豁达又愁苦的东坡居士。
虽然有一身的才华，他的一生也并没有一路顺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仕途总是在走下坡路。
晚年，已逾花甲之年的苏轼去往常州，路经南华寺，拜谒六祖曹溪大师慧能的真身后大哭，对儿子留下“吾生不恶，死必不坠”后，不久离开人世，他的一生就如此落幕了。
苏轼和弟弟苏辙自小便受到父亲苏洵悉心教导，自七岁起，他们的父亲就空出大部门时间在家教授陪读，而当时苏洵的文学造诣本得到了肯定，其效果不言而喻。
苏轼、苏泽剧照
从后来他们父子三人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名列中，可见和苏洵的文学启蒙在早期对于孩子的培养是成功的。
在经历了父亲长期的教导，加之一年赴京游历的经验，1057年，苏轼淡然地参加了汴京今年的朝廷科举考试。考卷答完，各考官纷纷惊于苏轼的奇思妙想和清新文风。
在这次赶考中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在看到这份答卷时，也同样被他的好文采吸引，但他当时觉得这极有可能是他的学生曾巩所作。
因此为了避嫌，欧阳修特意没有将这篇文章推举为第一名，谁知最后拆卷时，才知是猜错了人，苏轼也不知道他竟这样无知无觉中，冤枉地丢了本属于他的第一名。
但欧阳修对苏轼的欣赏早已在对那文章的惊鸿一瞥时深入内心，在苏轼得知得了第二名前来拜谢的时候，欧阳修便前来见他，还向他讨教文章中的一句诗出自何处。
苏轼随口便报出了一则篇目，而等欧阳修查遍还是没有发现，苏轼后来才解释，这是他根据那人所行“想当然”写出的。
欧阳修恍然大悟，经此一事他更相信苏轼将来一定会是一个文采斐然的名士，他当即说，你的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
因为欧阳修得极高赞美，苏轼一旦有什么诗作现世，必然会引起京城热论，真真是名动京城。1059年，苏轼守丧期满回汴京为官，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前六七年，他的仕途都还算平稳，后来因为父亲过世，他返乡守孝3年。但他没想到的是，等到三年之后，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了。
王安石变法
变法中的急政，苛政引起了两方的党争，当时极为赏识苏轼的欧阳修也因为对此变法持反对意见而被迫离京，包括昔日的许多好友也再不能一朝共立。
苏轼知道朝中的平和已经没有了，他也并不认可王安石变法，在上书陈述其弊端后，因为与王安石之间生了怨恨，后来自请出京任杭州通判。
到这时苏轼还只是因为政见不合而心有不甘，但从出京那一刻起，他或许都没有想到前方等着他的会是一路的贬谪。
乌台诗案，仕途坎坷
自请出京的苏轼，有他自己为官的清廉和态度，无论调任何处，都尽心尽力地为百姓谋事，真正做到了“父母官”。各地的百姓也都爱戴他，甚至有在调任时因不舍自发送别他。
已出京多年，但苏轼显然没有想到新党并没有因此放过他。
任湖州知州时，苏轼例行公事上书神宗表谢时，却因文中的用词被诬陷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是对皇帝不忠，保藏祸心。
天知道，苏轼至多是表达自己的不甘，而文人写文章必然带感情，明明他还委屈却被说成是自视清高，藐视朝廷。
朝堂上新党一片倒苏声，苏轼百口难辩入狱，讽刺的是最后因为王安石的一言否决诗案才苟且活命。
之后被贬黄州，得了个无实权的官职，还要靠种田来贴补家用。
因为实在不愿见朝中变法荒唐混乱，中途他又上书言其弊，受到的是更多的排挤，刚有所好转的仕途又急转直下。
1094年，贬去惠州，1097年，已经62岁的苏轼又被贬去了儋州。
儋州在当时已经算流放了，他却终于平静下来，办学堂，介学风，安心搞起学术。
他知道他的仕途大概这里就是终点了，花甲之年也难有作为，想想生平，一路被贬，他自嘲道，黄州惠州儋州，就是我一生的功名了。
1101年，他在常州逝世，去世前去往华南寺，见到了六祖慧能大师的真身，想到自己真一段的仕途，大哭不止。
虽说他的诗词多豪迈豁达，但他的仕途平生也是愁苦凄凉的，被贬之路的心酸，大概他心中已经有了分量。
苏轼平生对于佛理也多有研究和自己的见解，信佛的家庭也使他自小学佛学经典，这会儿垂垂老矣在慧能真身面前，他也有了世俗的恍然感，几番悲从心来。
死前，他对儿子说了八个字：“吾生不恶，死必不坠”，算是对他一生的概括和死后的预感。
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恶的事，死后应该不会坠入无尽折磨的地狱吧。
大文豪的一生就此在常州落幕了。
苏轼的一生，以惊艳开头，收尾却潦草。他的满腹才学没有等到适合挥展的朝代，只留下了众多的艺术创作，让数百年后的人窥得一面。
对他而言，他的一生并不成功，但对后世，他是文学历史上璀璨的明珠，始终照耀中华文化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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