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杂文] 汉王庙

1

日暮降临，天边的彩霞像血一样的红，拔了半天的草，草筐里还是空空的，松散散的几棵草横躺在草筐里，也像我一样无精打采。劳动了一天的社员们准备收锄回家了，有人在用随手捡起的棍棒刮蹭着铁锹上的土，有人卷起了喇叭筒子烟，吸在嘴里，像是很解乏的样子。望望村里，各家的炊烟在屋顶的烟囱上袅袅升起，笼罩在小村上方，就象一团棉被，暖暖地呵护着村里的人们。夜幕下，各家的炊烟连成一片，覆盖了整个村庄，渐渐地扩散至四野，让人感受到烟雾掩盖着的家的温暖。

收了工的人们一个个离开了地头，而我草筐里的草还没有盖过筐底。眼看着自家的烟囱里冒出了炊烟，肚子里立码像是有一只小手伸了出来，咕碌碌响了几声。如果是在以往，我一定赶紧跑回家，或在锅里拿一块锅饼，或在锅底扒出一块母亲专门为我烘烤的半生不熟的地瓜，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然后又飞也似地跑出家去。然而，今天不行，草筐里的草没有给我足够的勇气，无论如何，也要先把草筐填满，否则，这饭是吃不顺溜的。想到这，我赶紧拿起铁铲，满地里寻找起来。

这地里的草不知道被人拔了多少遍，拔了半天，眼看天要黑了下来，可草筐还是空空的。我不得不又换了一块地，这块地里的草和刚才地里的草差不多少，那年月，草比庄稼更干净。看来，如果想在天黑之前拔满草筐是不可能了。这时候也不管草不草了，无论是地瓜秧，还是玉米叶，只要是和草差不多的植物，连拾带拔，和草掺和在一起，总算填平了草筐。看看自家房顶上的烟囱，烟已熄尽，估计只等下地的人们收工回家。我背起背筐，飞也似的向村里跑去。

由于身体太矮，草筐的背框几乎和我一样高，走一步草筐的筐底碰一下脚后跟，这不得不让我把速度降下来，但还是碎步疾行，一口气跑回了家。

虽然饭已上桌，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已坐在桌旁，大姐的手里已经拿起了窝头，我还是先把草筐里的草倒出来，趁家里人还没注意，已经把草倒在了猪圈里，和以前的草掺在了一起。然后，心虚地走到屋里，坐在饭桌前，也没有洗手，先是拿起一块地瓜吃，等肚子填了个差不多，才敢拿起一块窝窝头，夹上了几条咸菜。

说实话，那时候的地瓜不像现在，身价高出了很多主粮。那时候的地瓜是专门用来填肚子的，窝窝头已经算是餐桌上的奢侈品。在我们老家，一日三餐，都是以地瓜为主。所以很多人到现在见到地瓜就倒胃口。为啥？条件反射！

等我快要吃饱的时候，爹已放下了饭碗。问：“今天拔了多少草？”我说：“一篮子”，爹说：“不对吧？”我说：“快满了！”爹说：“快满了还能跑那么快？”这时候我吱吱唔唔起来，准备好了爹的巴掌落在身上。然而，今天爹没有打我，见我吱吱唔唔，就没有再往下问。站起身来，两手交叉着伸进袄袖，出了门。

那时候村里的夜生活，就是在各家吃完了晚饭后，不约而同地走到村头的某一个地点，有的站、有的蹲，互相打个招呼，问一声对方：“吃饱了没”，然后或是说些家长里短，或是有个人站出来，讲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家长里短。而大家想不出另一样的问候，即便是改口问一下“吃的啥”，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农村里每家每户都一样，分的粮食一样，过的日子一样，偶有哪家家里有个工人或干部，日子过的松快些，但吃的饭食也跑不出地瓜和窝头，只不过比例略有区别，数量略有差异。有的家能吃饱肚子，有的家吃不饱肚子。大人们在一起打扑克的情况是没有的，因为那会被视为赌博；也很少有在一起下象棋的事情，象棋可是那时的大型娱乐工具，很少有家庭能买的起。偶见大人们下棋，是在地上画上几条线，一方摆上几块碎砖块，别一方则摆上同样数量的短树枝。不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叫下的什么棋。

见爹走出家门，我的心放松很多。大姐把她手里的窝头掰下一块给我，自己又拿起一块红薯。我狼吞虎咽，吃下大姐分给我的窝头，然后端起碗里的稀饭，几口就喝了下去，不等没有冲下去的窝头嚼完，也离开了饭桌，抄起手，交叉着伸进袄袖，一溜烟遛出了家门。

2

汉王庙，我出生村庄的名字。过去，村里真的有过庙：不但有汉王庙，而且有霸王庙。据老人们说，汉王庙的规模要比霸王庙大。汉王庙坐南，霸王庙坐北。

在我能够记事的时候，汉王庙村里的“汉王庙”和“霸王庙”早已经荡然无存，但却还有一座不知名的庙宇留了下来。据说鼎盛时期庙里的建筑共有四座，主殿挂有“大雄宝殿”匾额，也曾经有僧人在庙里修行，但人们说不清这座庙叫什么庙。我所见到的庙中只剩下了并排着的两座。庙里已经没有和尚，庙里的大殿变成了学生们的教室。

现在想来，那时见到的庙宇虽然也是青砖碧瓦，但和各种名胜古迹相比还是差了很多。但当时在村子里绝对算得上最好的建筑。村里每家每户的房屋都是土坯垒的，村里最好的民舍也就是用土坯新垒的房舍。

小学一年级，我就是在“大雄宝殿”里上的课。

我家与学校只有一路之隔。那时候，家里只有三间土坯房，没有院墙。学校除了两座摆有课桌的古庙，也没有院墙。如果不是中间这条土路，几乎连在了一起。很小的时候，我便成了学校里的常客。虚岁刚过六岁，母亲就急忙拉着我到了学校。因为是暑假刚过，天还很热，象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尤其是男孩，几乎都是一丝不挂。第一天到学校上学，除了母亲给我新做的书包，身上再无它物，就连脚丫都是赤祼的。

也许是离家近的缘故，也许是那时候入学就那么方便，我就这样一丝不挂地上了学，而且一裸就是好几个月，直到秋风乍起，刚刚穿上单衣就要加棉袄的时候，我才结束了裸学的生活。

家和学校虽然只有一路之隔，但刚到学校，还是难以适应。一年级的老师是个女的，接辈份，应该喊她嫂子。农村里的小学老师教学水平不高，但对学生都很好。一有孩子欺负我，我第一个就去告诉她。记得有一次下了课，老师学生都抓紧时间上厕所，我和一帮孩子在外面玩，一个孩子欺负了我，我一急之下跑到女厕所去找老师，好几个调皮的男生一看我进了女厕所，也跟了进去，老师却没生气，一边提起裤子，一边笑嘻嘻地把我们往外轰：“出去，出去。”等我懵懵懂懂一脸无顾地从女厕所里出来，等候在外面排队上厕所的女生一个个向我们做着鬼脸。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出了错，不情愿地一个人回到了教室。

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父母根本没有想让我真正上学，之所以早早地把我送到学校，是为了让老师给看孩子。但父母这样的举动，却影响了我一生。虽然上学时年龄小，却自从上了学，从来没有留过级。这就使我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比班里的男生女生要小上一两岁，因此也就没有了初恋。即便是情窦初开，朦朦胧胧喜欢上哪个女孩子，却也不敢有非份之想。那时候农村里男女结婚，都是男大女小。

关于汉王庙村庄名字的由来，我曾经认真地查阅过很多资料，却没能证实像老人们传说的那样，有汉王刘帮和楚霸王项羽在此屯兵和交战的传说。但家乡的村落名却又支持了传说的合理性。在汉王庙村的东边，有一个地名叫马场，据说曾经是汉王刘帮养马的地方，过去在那里居住的寥寥几户王姓人家已经并入汉王庙村。而在汉王庙向西一千多米，有一个村庄叫花园，据说是汉王刘帮居住过的后花园；再往西有村名叫箭口，传说是刘帮演兵射箭的地方。而在汉王庙北面，并列着的村庄名字似乎更能印证这个传说的存在，村名分别是一屯、二屯、三屯……八屯等，传说是楚汉相争时的屯兵地。

无论这个传说的真实与否，从我记事儿起，家中逢年过节贡奉的神灵首当是汉高祖刘帮。每到需要祭祀的时候，母亲都会恭恭敬敬地给用钢笔写在草纸上的“汉高祖刘帮”牌位磕上几个头。

学校里最后两座庙宇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拆除的，拆除后在庙的遗址上盖起了两排校舍。隐隐约约记得拆庙时村民们意见很大，但庙宇最终还是拆除了。庙宇的拆除在我心灵上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空缺，也在村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一块不小的伤痕。拆庙的时候，父亲在废墟里捡回一个笤帚把大小的木雕佛像，木质已经朽腐，但轮廓却在，小时候我经常抱着玩，到了春节，母亲就会找出来，和草纸写着的“汉高祖刘帮”牌位放在一起，毕恭毕敬地拜上几拜。

3

农村里没有电，一到夜晚，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煤油灯。冬日里的夜晚，人们早早地关上了房门，小村很快便进入了梦乡；夏天的夜晚，人们则是聚集在一起，晚饭后，或拿上自家用麦杆编织的蒿席、或提上自家的板凳，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村头的老树下。孩子们围在大人的周围，或捉迷藏，或待在一边听大人讲故事。

农村夜晚的天空特别清静，只要仔细去看，即使是很远很远的星星向人眨眼时的光亮也能透入眼睑。夏日的夜晚，是我最惬意最享受的时光。每天晚上，吃完晚饭，都会早早地遛出家门，来到村口的大柳树下，躺在大人们铺在地上的蒿席上，两眼凝视着天空，脑子里充满幻想。想不出眨着眼的星星有多少，不知道天边在哪里。也是在这时候，从闲聊的大人们嘴里知道了牛郎、知道了织女，知道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知道了诸葛亮、知道了曹操，也知道了天堂和地狱……虽然这些故事不是从一个人嘴中说出，有时三四个人在一起互相补充，故事情节和以后在书本上看到的出入很大；然而，先入为主，我还是对那时候听来的故事传说记忆最深。

村里讲故事的高手是一位从来都没有读过书的老光棍，论辈份我应该叫他“二大爷”。每到晚上，他的身边总是围满了人，谁也不知道他的故事是从哪里听来的，但他讲起来总是有鼻子有眼，有声有色，他好像天下大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听他讲故事，最好是在人堆里有几个女人的时候，那时他讲起来会眉飞色舞，一边讲，一边比划着，说人状物，惟妙惟肖。讲到高潮处，常常让人笑的前仰后合，到了深夜都不忍离去。也总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或孩子们都回家了，或像我这样虽然没有回家但好像躺在席子上睡着了，他便开始讲一些“成人故事”，每到此时，女人们羞答答似听非听，但又一个个不肯离去。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怎肯错过最精彩的篇章！

现在想来，那时偷听来的“成人故事”，无非是二大爷道听途说来的《红楼梦》或《杜十娘》之类言情小说的改编，放在今天，连儿童故事都算不上。

最可气也最能体现二大爷讲故事水平的，要属每天晚上各自回家睡觉之前，二大爷总是在故事最挠人的时候，来个嗄然而止，然后说上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晚再说。”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有兴致未减者提出要二大爷再讲上一段的要求，二大爷也总是坚辞不再。不过，这时候如果有哪家的老娘们插上一句，让二大爷再拉上一段，二大爷就会半辞半就，似是很不情愿地又讲了起来。

农村的夏夜似乎格外的长，当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在二大爷的故事中满意地睡去，我却没有睡意。邻居家的大老中比我大一岁，论辈份我却要叫叔。等大人们都散了，大老中拉住我，要带我到洼子地里去爬（偷）瓜，这正中我下怀。

爬瓜是件既刺激技术含量又高的事情。一是要选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进行。因为瓜地里没有遮掩，进入瓜地时不能站立，接近瓜地时就要改成爬行，所以那时也把偷瓜叫做爬瓜。爬瓜时不能穿衣服，瓜秧瓜叶上长满了细细的刺，瓜刺很容易挂住衣服发出瑟瑟响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点点响动都会惊动看园的老人。每次爬瓜，都是把身上的衣服放在村口一个隐蔽的地方，一丝不挂的去。到了瓜地，仍然不能爬行，因为瓜刺会刺着皮肤，只能在瓜地里打滚，身子压住了瓜叶，发不出响声，如果感觉身下触到了突起的凉凉的东西，那一定就是触到了瓜，不管熟与不熟，摘下来滚到地沿上，再压第二个。一般来说，如果爬的是西瓜，能有一两个就可以了，多了赤身裸体抱不了。

有时候，感觉玩的不过瘾，还会故意弄出一些响声，把看园老人从瓜棚里引出来，然后悄悄遛进瓜棚，把老人的被子席子拿出来，藏到另外一个地方，害得看瓜老人要来来回回找上半夜。或许是在棚顶，或许是在园子的另一头，老人才能找到被子和席子。现在想想，真是惭愧。

4

也难怪，小时候农村里的业余生活少得可怜，象我这样的半大孩子有很多多余的精力需要释放。到菜园里爬瓜，只是几个胆壮的孩子偶尔才做的事情。爬瓜的目的不是偷，而是玩，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玩。为了释放过剩的精力，男孩子纠结在一起打仗，几乎成了那个时代每个男童最辉煌的记忆。

白天，汉王庙的孩子纠集在一起，与邻村张堤的孩子打仗，而倒了晚上，还总有几个余兴未退的孩子凑在一起，村西头李姓的孩子和村东头唐姓的孩子打。这下可苦了中间的几户王姓和吴姓，由于孩子少，又夹在村的中间，无论加入哪个阵营，第二天都会遭到另一方的报复。所以王姓和吴姓的孩子，到了晚上，就再不出门，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成了和事佬，让两姓的孩子一笑抿恩仇，共同到“七一”河边上寻找与临村孩子的开战的战机。

我们一伙的孩子头比我大一岁，每次从村里出发，走到村外的田地里，他都兴奋得手舞足蹈，唱起流行的样板戏。记得他最常唱的是《沙家浜》中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每每唱起，还总要打个亮相、摆个造型。如果是真的打仗，会让他贻误了战机。而在孩子们的游戏当中，他的这几句唱，还真表现出不少豪气，让很多我们这些小跟班崇拜至极。

孩子们纠结在一起打仗，游戏成份很大，很少有短兵相接的时候，多数时间消耗在玉米地里的“穿插”、“搜索”上。有时遇到了邻村的“敌人”，或因“敌方”人少逃窜，或因已方没有优势躲避起来。但到了势均力敌的时候，双方就会有一场恶战。真正打起来，往往是以河为界，两村的孩子各站一方，互相之间投掷土块。所以，也把这样的打仗叫“打坷垃仗”。孩子们在村里集合的时候，总是先吃了饭的人跑到了伙伴家，大声一喊：“打坷垃仗”去了，伙伴一听到喊声，就会放下没吃完的饭溜出去，大人在后面追也追不回来。

双方互相投掷土坷垃块基本没有什么危险，很少有孩子能投到对岸，就是有的到了对岸，坷垃没有了速度，也很容易被对方躲过。可怕的是有时双方玩红了眼，胆大的孩子就会跑到对岸，或手中拿着荆条，或手中拿着木棍。小孩子的手没有轻重，有时还会打出伤来。到了这时候，善后的事就要由大人们来处理了。渐渐的，两村孩子由游戏变成了积怨，而且积怨会越来越深，打仗的次数和招数逐步升级。记得最严重的一次，两村的孩子竟然动用了在家中偷出来的土枪，有人还受伤住进了医院。

各村孩子互相之间结下了仇，每到邻村放电影的时候，孩子是又想看又不敢去看。到了这时候，有的孩子让大人们带着去，大多数孩子则还是聚集在一起，临出发时互相之间往脸上抹点土，化了装，尽量避免让别村的“仇家”认出来；一旦认出来，电影肯定是看不成了。放电影村的孩子在人群里来回找，来回认，其它村的孩子则学着电影里的情节，东躲西藏，中途冒着被揍的危险遛回自己村儿里。

汉王庙村的孩子和张堤村的孩子对垒的界河，正名应该叫“七一青年渠”，流经汉王庙村南，张堤村北，是1971年动工挖成的。现在这条河已经干涸了很多年了，即便是偶尔有水，也是经过了污染带有难闻气味的浊水，再也见不到有孩子在里面嬉戏。

我小的时候，渠里没有断过水，平日里水虽然不多，但渠水清清，鱼游浅底。到了夏日，一放了学，扔下书包就跑到这里来，跳入水中。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在里面打水仗，比游泳速度，不一会儿就把碧绿见底的河水搅成浑汤，但越是在这时候，玩的越欢。

农村人游泳，没有正规姿势，大人孩子只会一种，就是人们叫“狗匏”的那种，大概就像狗在水中游泳时的姿势吧。要说是“狗匏”，也不太确切，因为除了手上的抓水动作有些像狗匏水外，腿上的动作就不像了，用手每匏一次，腿就打水一次；腿上每打一次，都会激起腾空的浪花，发出“扑腾、扑腾”的响声，所以我们把这腿上的动作叫“打扑腾”。

夏天中午时间长，学校里规定学生要午睡。而我们去河里游泳也是选在中午，经常会遭到老师的检查。老师只要看见哪个男生身上晒的黑黑的，或稍晚了一点到校，马上就会叫到身边，用手在他身上轻轻一犁，如果犁的地方出现明显的白痕，就断定中午没睡而是去游泳了，接至而来的就是罚站，一般是要站上一节课时间。

5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庙址上，所建的学校并不只是小学，而是汉王庙联中。我从小学一直上到了初中。汉王庙联中往西四五百米，曾经有一片桑树林。如果那片桑树林保留到现在，也应该有百年历史了，足可以与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里的古桑相媲美。

对桑林的记忆得益于老师对我作文的一句评语。那是一篇写景的作文，文中提到了村西的桑林：“夏日，拔草累了的时候，我们就跑到桑树林里去乘凉。有时，爬到树上，躺在密集的树枝上美美地睡上一觉。”老师在我这句话下面用红色墨水打上了波折号，并在稿纸的右边写了“有趣”两个字。在我看来，这就是老师对我作文的承认。从此，我对那片桑林情有独钟。

村西的桑林有十几亩，在我记事的时候，树身就已经有碗口粗，十几亩地里仅有几十棵树，但树冠却已遮住了天，树林里面空气清新凉爽，夏天成了下地干活的人避暑乘凉的好地方。

农村小学的暑假时间特别长，几乎要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放假后孩子们被安排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小学生最常干的活是拔草，每天拔来的草过秤后交到生产队喂牲口。每到暑假，孩子们成群结队到地里拔草成了一道风景。每到拔得累了，我们就赶到桑树林，或比爬树速度，或你推我搡大闹一番，磨蹭到中午回家吃饭。

到了地瓜成熟的时候，出门前经常偷偷在家里拿上几根火柴。到了桑林，先是到处找干柴，然后到地瓜地里挖上几块地瓜。在桑林里挖上一个大大的土坑，再用干土块在坑里搭成小火窑，把柴禾放进小土窑里燃起火，等柴禾烧的差不多了，土块也成了黑灰色，有了足够热度，这时把地瓜从土窑的顶层填进去，然后把窑推倒，用土厚厚地埋住。到了中午，草篮子里的草满了，肚子也饿了，把焖好的地瓜从土里扒出来，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现在想想，那时焖出来的地瓜要比现在大街上卖的烤地瓜还要香。

文革时上小学，学校不讲学习质量，但成绩好的学生照样也能得到老师的奖励。奖励是提前下课，一个人到课堂外面的天井里去玩。

有一次钟延福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提问的问题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似乎是一个历史方面的问题。他在学生中挨个提问，凡是答不上来的学生就叫到黑板前靠墙罚站。当时黑板前已经站了十几个人，后来叫到了我，我不知道是怎么蒙对了，他突然瞪起了大眼，表情严厉地用手指着我：“你，给我出去！”当时我吓懵了，疑惑地走出教室，然后小心奕奕地从窗口往里看，这时听老师笑着对其他同学说：“他答对了，可以出去玩了。”听了这话，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美。过了一会儿，老师把我叫到教室，对我说，你再给大家说说刚才的答案。那时候，我脑子一片空白，因为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回答的是什么。接下来只能也和其他同学一样站在黑板前的靠墙上。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村里出了个知名人物。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二年，他靠着一般人难有的毅力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因此成了莘莘学子们的学习榜样。他就是文革后第一位考上重点大学的李东义老兄。

我初中毕业那年，老师让他为我们写过一篇范文，命题是写文革后人们精神面貌的。文章虽短，却令我耳目一新，至今还能记住里面的几句话。“蒙着白羊肚毛巾的老大爷脸上充满了笑容，步履蹒跚的老大娘展开了皱纹……”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话已是陈年老套，而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因此在我们同学以后的作文里，每描写到人物，准有“蒙着白羊肚毛巾的老大爷脸上充满了笑容，步履蹒跚的老大娘展开了皱纹……”这样的句子。

后来，我当兵到了济南。他是我当兵后见到的第一个家乡人。刚当兵不久，他就从学校到部队来看望我，说很快学校就放假了，问我往家里捎什么东西。我对他说：“入伍时没有敢把书带来，怕领导以为我参军的目的是考军校的，你把我在中学的书给我捎来吧。”

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从几百里外的家乡把我在中学时的全部书籍捎给了我。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书整整装了一面袋，他用肩扛着气喘吁吁地跑到楼上，不像是大学生，倒像是朴实的农民。

当我考上了军校的时候，他已经分配到了县城工作。因为我没有给家里写信报告考上军校的消息，当时家里人还蒙在鼓里。他从村里赶到县城上班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回乡探亲的战友，得知我考上军校的消息，没有到单位，直接掉头赶回十几里外的村里，向我家人报告了喜讯。

6

东义老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夏津县志办工作，也就从他那里，我知道汉王庙还有是一个不俗的村庄。据县志记载，汉王庙建村时间为隋朝年间，这在整个夏津县也是独一无二的。

若干年后，夏津县委领导带着历年来夏津县志到了淄博，参加在淄博工作的夏津老乡年会。我查阅了从明清到现在的所有县志版本，也是这样的记载。但除了在汉王庙建村时间后面写着“隋朝”二字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考证。而查寻本村最大姓氏的“李氏家谱”，却分明写着老祖宗明朝洪武年间迁移自山西洪桐大槐树老鹳窝。

汉王庙，这座位于鲁西北平原上半沙质的黄土地养育了我十几年。

那时候，由于没有水泥路，每逢雨天，大路小路便成了黄泥汤，无论自行车手推车都不能用。车走在泥土上，带有粘性的黄泥会在轱轳上越粘越多，直到粘得车轮转不动。而在晴天，空气里缺少水分，黄土变的越来越干，沙的成分占了优势，经人踩车压，板结在一起的黄土成了细细的沙土，松软的沙土淹没了人的脚跟，脚踩上去，尘土会像水一样涌入鞋子，稍有风吹，地上便会扬起沙尘，扑打在人们脸上。

一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无论哪家添了小孩，人们还都是把孩子放在装有沙土的土布袋里喂养。孩子躺在装有沙土的布袋里，绝对生不了褥疮，拉了尿了，换成晒干了的新土也就行了；就是到了会走路的时候，只要大小便还不能自控，睡觉时大人都会把沙土铺在孩子的屁股底下。过去的人穷，无论大人孩子，大便后清洁别说用卫生纸，就是用报纸也是奢侈品，这时干燥的土坷垃也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我就是这样在泥土里长大的，对土地的眷恋也是在那时养成的。

时事在变，人也在变，而每个人的乡土情节却不会变。乡土，是一个人生命的根。

 

昨天，极为关心汉王庙发展的本村另一位早年考上大学的山庆大叔给我发微信说，他在齐鲁晚报报道中看到德州市有四个村入选省级传统村落，而我们村建村较早一一隋朝建村，又是以帝王名字命名的村庄，这在全国也算难有。看似很有不甘。当时，我并没有回复，而是想了很多很多：“如果，能查到建村的依据；如果，能有文字传说；如果，那四座‘大雄宝殿’还在；如果……？”

这一切如今都只能是假设。

然而，由此也看到汉王庙村民的心愿永远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