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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宝琨：1935年生，南开大学教授，著名曲艺理论家。上世纪60年代薛宝琨调入中国广播说唱团任创作员，先后与侯宝林共事达20余年，在中国曲艺理论研究领域声名显赫。著有专著《侯宝林评传》《中国的曲艺》《中国人的软幽默》《怎样欣赏戏曲艺术》《中国说唱艺术史论》等。
随着马季的逝世，最近相声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日前，记者专访了我国著名曲艺理论家薛宝琨教授，他认为能被称为相声大师的只有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马三立4位，其中并没有马季。
相声大师只有四人
记者：马季之后，相声的大师时代被终结，您经历过相声的侯宝林时代，马三立时代和马季时代，您怎么界定“相声大师”？
薛宝琨：大师，我的理解是应该站在时代的峰巅，能挽狂澜于既倒，领一代之先锋，这样才可以作为大师，具备大师的条件应该有几条：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媒体炒作起来的，不是一时的社会潮流推举的；还有就是他要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们不必急着确定谁是大师，任何的大师都是要经历史和时间的积淀。
记者：按照您这个标准，谁能领受相声界大师的桂冠？
薛宝琨：我心目中的大师就4位，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马三立。张寿臣建国以前就是大师，传统的单口相声经张寿臣之手，达到经典的程度。单口相声可以进入世界文学艺术之林，它延续或者承继了清代的话本小说这一脉，同时又具有喜剧的元素。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画蜡圈》是民国时代社会众生相的写照。刘宝瑞是张寿臣的徒弟，他写传奇故事，写历史往事，从笔记小说汲取养分，用相声讽刺贪官污吏，他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官场斗》活画出那个时代的民俗和民风。第三位是侯宝林，他是雅的代表，侯宝林也说了很多传统相声，但是他的新相声更具时代感，他力挽狂澜，使相声起死回生，从低潮走向复兴，从地摊登上大雅之堂。第四位是马三立，他是传统相声的代表，马三立把相声做到大俗的程度，因为他长期在底层生活，对底层民众熟悉。马三立是相声这个门派里唯一有文化的，他是文哏的代表，他的外祖父是文哏的创始人，他本来是应该沿着文哏去讲的，文哏就是讲文字语言游戏，“掉书袋”，但是因为他太熟悉底层生活，改变了他的路径，所以一俗到底，大俗入雅。他的作品如《马大官人》《马善人》《马教官》，都是以马三立的眼睛观察生活，对人性的刻画深入逼真。
马季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记者：马季呢？您为什么不举马季？
薛宝琨：马季我没有考虑，我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我认定侯宝林是大师，是在他去世10年以后。我眼中的大师跟相声观众眼里的大师不一样，观众称之为大师，更多的是因感情。马季去世以后，媒体一致称他为大师。但是我要说大师，就要符合我说的标准。我是先有标尺，后量人，不是先有人才定标尺。马季相声的优长是歌颂新生活，他对新生活的热情和肯定，使歌颂相声这个功能得以拓展。歌颂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歌颂的一些对象并没有立得住，没有立住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还有就是歌颂相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歌颂相声是不是只传达一种感情，要不要塑造人物，要不要有喜剧性格。
我对相声衡量的标尺有三条，一个要面对生活，要回答或提出生活当中的问题，要干预生活；第二要表达情感，是非、善恶、美丑，要表达清楚，要善善恶恶；第三就是要塑造人物，侯宝林那个《夜行记》，本来是配合政治宣传的，但是他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京城小市民形象，他违反交通规则，不是专跟交通规则作对，只是性格使然，自己弄巧成拙，一个小市民的形象跃然而生。
对相声表演而言，所有的问题都还不是技艺的问题，你要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没有这个高度就很难走远，这四位不是平行的，侯宝林就略胜其他3位，他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
未来的领军人物还没发现
记者：马季之后有谁能成为相声界的领军人物？
薛宝琨：迄今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位。现在那些人进入不了我的视野，到不了我的眼底，我想给他说好话，但是我凭什么说呢？我说什么呢？我一个学者不能说违心的话，虽然违心之说能得到好处，但是那样就不是薛宝琨了。别人谁愿意说谁就说。我现在还没看到，可能再过5年，我看到了，到那时候再说。
记者：您怎么看郭德纲？他的德云社现在风行北京。
薛宝琨：现在郭德纲就是个说相声的，他可能像他的前代一样，挽相声狂澜于既倒，但也可能就昙花一现。最终能不能成器不光取决于他主观的愿望，还取决于时间，时也，势也。现在都请郭德纲去做广告，请郭德纲演电视剧，做主持人，人经不住这样的东西。侯宝林没做过广告，马三立没做过广告，刘宝瑞没做过广告，没做过广告不是当时的广告业不发达，上世纪40年代广告业不发达？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广告业不发达？侯宝林没有做，马三立也没有做，他们能拿得住自己。你是不是随波逐流，是不是能够抵挡诱惑，固守住自己很不容易。侯宝林拍电影不行吗？人家不挣那个钱。这些大师都把相声当成自己的生命。因为有侯宝林，我才研究相声。（夏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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