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兴

采访张永明是在他北京的书斋里进行的，张永明书斋位于车道沟中国兵器总公司大院内，通过一道森严的警卫才可以到达张永明幽静的书斋里，走进张永明的书斋里，记者好像步入了一个书法艺术的殿堂，两间还算宽敞的书房里，四壁挂满了书法作品，笔墨纸砚一应俱全。

张永明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从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成为今天在北京城内响当当的书法大家，张永明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的命运与书法艺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张永明，号牧牛子，河南新县人，生于1950年，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兼评审委副主任，北京书画艺术研究院书法艺术委员会主任。在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张永明向记者讲述了他坎坷的一生和执着的艺术追求……

极好学却失学

我小时候很苦，生于1950年，刚解放，又在大别山区最穷的地方，我们县是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是全国10个将军县之一，全县当时十几万人，打仗死了5万人，每个村都有红军家属。那时候，住的房子也是东倒西歪的破土坯房，土地又少，一人合不了一亩地。特别是我小学毕业的1962年，刚过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未好转，以工分代粮，一工分挣不了几毛钱。我父亲苦撑着将我供到小学毕业，而我母亲在我六岁时就去世了，兄弟姐妹一共四个，我最小。当时，我父亲与我叔父合着家，我叔父家三个人，叔父、婶娘都是劳动力，带一个小孩，我父亲身体不好带四个孩子。其实，我这人很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前三名，语文每次考试不少于90分，特别是写字。有位老师是右派，本来应该教中学的水平，却教小学。他从四年级把我们带到六年级，他不仅字写得好，文才也好，朗诵唐诗宋词很有韵味，经常在课堂上讲大诗人、书法家的轶事，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后来，初中准考证都发了，家里就是不让我读书，因一学期要交一块多钱。于是，我只得回家放牛，因放牛能挣半个劳动力的工分。没上成学，我就不死心，因太爱学习。我就到处找书，只要谁家有书我都借过来，甚至发生过到我舅爷家拜年，趁大家吃饭的时候，偷几本书，饭都不吃就跑回家的事。因我舅爷是读过私塾的老先生，爱书如命，他的书都是发了黄的线装本，跟他借他不借，只好“偷”了（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嘛）。

我14岁时生了一次病，去县医院住院，住院也就打打针换换药，我便整天到新华书店去看书。大概一个多月，我将新华书店里自己喜欢的书都看完了。新华书店的售货员开始挺防着我，怕我偷书，后来看我的确是爱看书，便对一到新华书店来的我说：“来啦，坐这儿看吧。”小学六年级前我爱看古典名著，加上农村借的一些武侠小说，另外对古典诗词也很喜欢。我母亲虽一字不识，却特聪明。在她还未出嫁时，我舅舅正读私塾，我母亲纺线，我舅舅就在旁边念古文，唐诗，宋词。我舅舅不会背，我母亲竟然能够背下来。在我四五岁时，她就教我念了些。所以，还未上学之前，我就会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等我认识字时，一看，哦！原来我都会背，结果老师一让背书，我就是全班第一。因此，我很早就对诗词、古典文学、历史特别感兴趣。

穷尽心思要练字

我们村虽然穷，但对文化方面很重视，特别重视两种人，一种字写得好，一种算盘打得好。字写得好的，一到春节要写春联，我是小学四年级，就给人家写春联。字呢，开始只是比较喜欢还未下多大功夫。辍学以后，每到春节，生产队长就找我（因我们村文化人少，仅有的几个也都到外面参加工作去了）说：“你这几天就别上工了，在家把全村的春联都写出来，我给你记工分。”这样，每到春节前后一星期我就可以不干活，专写春联。有的人买纸买多了留下来，我就用它练字，仍不够用，并且这写春联的红纸不透水，能透明的纸有农村糊窗户的皮纸、棉纸、麻纸或买红糖包装用的纸，我都等别人用完了，就收过来。还有每到正月十五乡亲们到山上给祖坟送灯，坟前砍几根木棍插在土里，用纸围起来，里面再插一根点燃的蜡，远看像灯笼。每年这个时候，就是我弄纸的时候，一夜不睡觉，十几座坟山周围几里地，穿一双破球鞋，因手电筒没电后，脚常常被木桩、竹钉扎破流血，等蜡烛要燃完时吹灭，然后将纸摘下来，弄回来有一大捆，够我一年用。

一开始没钱买墨汁，就用锅灰。我们大别山是烧木柴，铁锅用的时间长了就会结很厚一层灰，把它刮下来，然后用水一搅，搅成黑的，就可以用这写字。后来写春联时，我就对生产队长说，你买盒大瓶的墨汁吧（是塑料瓶装的那种，很便宜）。用不完，我就拿它练字，先练淡墨，将墨汁兑得很稀，字写得很淡，写完以后，再写浓的，就是在用淡墨写过的纸上再用浓墨写一遍。

可我的左手从14岁就开始坏了，可能因小时候放牛，爱看书，经常把水牛的鼻子穿一根绳子拴在树上，让它在周围几丈远的范围内吃草，我就趴在草地上看书，时间长了，得了风湿。加上有一年栽树，一使劲，手肿啦，让土医生用没消毒的银针一扎，扎在骨膜上，骨头发炎，然后流血流脓不止。后来去信阳、武汉医院看都让我截肢，因误诊为骨髓炎，说不截肢就会死。我们县曾有个豫剧演员得了骨髓炎不截肢，真死了。当时我说死了就死了，就是不截肢。我便从医院买回胶布、纱布、消炎粉、酒精，自己当起医生来，等肉瘤长高，就用酒精消了毒的剪刀“咔嚓”，一声剪掉，涂上消炎粉，再用纱布缠上。可这样我还得干活，怕别人说我要残废了，这样一直持续了五年。幸亏未截，就因为我担心这只左手要废了，没有本事不行啊，所以我就拼命练字，因农村除了写春联外．红白喜事也要人写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已是全公社（现在叫乡）写字被大家公认的第一名，这时左手还未好，但能动，让公社抽去搞“红海洋”（文化大革命到处写大标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语录”等，墙上、门上都喷上红油漆），这期间字练得比较好。然后1969年我们县修大水库，我因为有点文化，就被抽到修水库的民工营当文化教员，还要出墙报。从5月干到10月，突然我们县水库指挥部的几个领导上我们民工营来，当时我正在山上干活，我们营长跑来叫我回去一趟，说水库领导要见我。我说：“见我干吗？”营长说：“你等着吧，有好事！”我去了后，那些领导问我多大岁数？上过什么学？然后指着墙报说：“这墙报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接着他们说：“挺不错。”然后走了。过了两天，营长告诉我：“你想去指挥部工作吗？”“干什么工作？”我问。“你不是爱写字吗，就是让你干专门写字的工作。”他说。我说：“那好啊。”然后11月份我就报到了，在指挥部办机关报，小报开始是打字，但打字形太大，一是容不下多少内容，二是不像报。当时盛行刻钢板，这正发挥了我的长处，但从未干过，旁边干过的人便给我做示范。因他字写得不好，就会写一种仿宋体，我的字比他强多了。没干之前，我就试刻了一期，印了大概几十张就破了。第一次创刊，印了200多份也就不行啦，但这是我表现的机会，因此，每天晚上只睡3到5个小时，总摸索这个，开始刻仿宋体，后来能刻小行楷书，一格只占一半，内容多，版式也多，再画些插图，领导特别满意。我1969年12月参加工作，1970年7月党组织就批准我人了党。还有，每次开大会的横幅都是我写的。

破格当兵进北京

我后来怎么当兵进了北京呢？在这之前，我体检了两次，都因左手不合格而没当成兵。后来1970年冬天征兵的又来我们县征兵，征兵的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单位，因我们这个单位原来是总后勤部常规武器研究院，当时总后勤部部长是邱会作，政委是张池明中将，他也是新县人。他叮嘱征兵的到老家招些兵来。当时征兵办公室就设在香山水库（跟北京香山同名）。因为适龄青年都在修水库，我当时正在水库的政工组搞刻印，还兼编辑、记者、发行工作。领导就让我抄写“征兵大纲”，一写就是几十张。当时，我正站在桌前写，旁边就有人往墙上贴，结果接兵的人就跑过来看并且问贴的人：“这毛笔字写得不错，谁写的？”贴的人说：“是我们小张。”“是小伙子？”他便疑惑地走到我身边，我一看是当兵的．跟他客气了一番，仍写字，他说：“你写的？”我说：“是。”他说：“你字写得不错啊！练了多少年？”我说：“嗨，从小就喜欢。”等字写完，他就跟我聊起来，问我多大？我说
20。他说你怎么不当兵？我说因左手检查不合格，他看了看，又把军医叫过来摸了摸，军医让我去医院拍张片子，我说什么意思？军医说看看有没有毛病，我说没毛病能让我当兵吗？他说没毛病有希望，然后我就请了假，背着领导到医院去拍了片子，拿回来一看，他们说没什么大问题，当陆军、野战军托枪不行，当机关兵还行。他们说完就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想。他们说，想当我们就要你啦。后来，他们还告诉我，这次当兵是去北京，并且是机关，在你们老首长下面。我说什么是机关兵，他们就说是打字员、广播员、炊事员、饲养员等“八大员”，我说不能让我当饲养员吧，我养猪可不行。他说，就你这一笔刷子，还让你养猪？然后我就去报名体检，我们政工组领导就说，你去当什么兵？农村兵回来没有工作，你等水库修完，你这把刷子，县委各机关还不争着抢你？我说，我做梦都想当兵，这次别人也明确要我，我怎能放弃。开始领导不同意，我就磨，领导仍不同意，接兵的就让我去找军代表，军代表与领导商量后，最终还是同意了。

到了北京之后，我才知机关里的政治部管政治宣传工作的处长跟接兵的说了，招一个放映员，一定要求招个朴实、能吃苦并且有些文艺才华的，吹拉弹唱写画都得会，因除放映还要管群众文化艺术工作。其实，招放映员不光是我们那批兵，还从陕西、郑州等好几个地方都招，结果共招了六七个。后来经过层层考试，演奏乐器、写文章、写字、朗诵诗歌，我被选上了。因我有一个农村兵谁也比不了的有利条件，我参加过工作一年，并且已入党半年，370多个新兵中就我一个党员。而且我还干过文艺宣传队长，在音乐上也有一些特长。

在部队，除了放电影以外，就是搞一些宣传工作。我们那个处长是文工团团长出身，很重视人才。有时间就让我将旧报纸喷上水，在潮湿不平的报纸上练字，因当时没钱买宣纸。几年以后，“四人帮”粉碎了，我们单位集体转业，所有当兵的将衣服一脱，就地工作，工作几年后，部院结合，成为一个局，要裁人，别的同事哭着不愿走，我就主动要求去了兵器部展览办公室，因办展需要我这样能写会画的人。又干了两年后，我参加了国防口（六部一委）共同举办的第一届神剑美术摄影书法展览，成立了国防口全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我是第一任常务理事，我就正式调到我们兵器部的分会，开始了半专业的书法艺术生涯。在这分会我从32岁一直干到50
岁，前年国防口体制变动，撤销了神剑学会，就到现在的文献馆工作。这是我人生、工作的经历。

最数篆书冠群芳

至于我的篆书为什么被书法界肯定和推崇，众所周知，篆书是汉字及其书法艺术中最为古老的一体，不限于一般人所知道的小篆，其广义包括秦小篆以前的一切字体。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人去写两千多年前的文字，比古人写起来更难。因为除了书写技巧外，还有一道古文字学的高大门槛横在我们面前，需要很大力气才能迈过去，而古人书写是当时通行的文字，就像我们今天书写的方块汉字一样，没有这道门槛。大家可以从历史留下的诸多篆书家名单、传记发现，在文革以前，绝大多数成就较高的篆书家都是一些学历高的学者或官僚，如近现代的罗振玉、董作宾、章太炎等，而我这人心气很高，别人越不敢踏入、越觉困难的领域，我越要寻根究底弄个明白。为此，我在古文字学的学习、研究方面用功尤深，熟读《说文解字》并深晓其中诸多讹误。
1985年我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学习书法艺术及古文字学，是学校出了名的“问题学生”，提出很多问题同著名古文字学专家高明教授探讨。最后古文字学及篆书以99分成绩毕业。我还师从著名书法家康殷先生，1991年，康殷先生在推荐我为高级职称时评我为：“最好、最有发展前途的篆书书法家”。接着，欧阳中石、刘炳森、李铎等专家也对我的书法艺术赞美有加，使我很顺利地被破格评定为副研究馆员，成为当时全国书法界少数拥有高级职称的青年学者之一。
1998年我担任北京书协评委，分工评审篆书作品及把好文字关，从而我成为最年轻的评委之一，第四届理事会又将我的评委升为副主任。

书法家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并不错，搞艺术的，谁不想成名成家？但必须名符其实，不图虚名。我的主张是：书法必须认真继承传统，继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创新依赖于深厚的传统功底，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创新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新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东西，需要经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必须在继承传统上花大力气，没有深厚的传统积淀和丰富的学识，急功近利、心气浮躁、刻意求新是搞不出有旺盛、长久生命力的精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