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五讲：孔子：缔造道德理想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跟我一起走进中国思想史，我是萧三匝。这一讲我们讲孔子。在当今中国，有几个人是我们思想立场的试剂，只要提到这几个人，人群立即自然划分成两拨，一拨坚决赞成，一拨坚决反对，孔子就是这几个人之一。所以，要讲好孔子，很难；要让大多数人认可你讲的孔子，更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评述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历史的维度，也就是评述那个独立的个人在世时的功过得失；二是后世的维度，也就是评述被后人塑造的、作为符号的那个人在历史长程中的得失。具体到孔子来说，他在世时，不过是诸子之一，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他一步步地就逐渐成了“圣人”、“至圣先师”、“素王”，因此对他的评价，自然会有不同。我今天讲孔子，主要是从历史的维度讲，最后会主要从后世的维度进行简要地评论。
我准备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勾勒孔子的思想：一是复礼，二是仁，三是君子，四是德治，五是两可。
我们先来看复礼。如前所言，礼是一套等级制，也可说是一套习惯法。孟子说得很清楚：“天下之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也就是说，礼是以人的地位、年龄、道德为标准来构建的人间秩序。上一讲我说过，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乐开始崩坏的时代，人们对周礼的形式主义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公元前537年，晋国三军司马女叔齐就批评那个非常好礼的鲁昭公，说他遵从的“是仪也，不可谓礼”，“焉知礼”。公元前517年，郑国正卿子大叔也批评赵简子“是仪也，非礼也”。但孔子的态度是坚决拥护周礼，所以他要“宪章文武”，号召“克己复礼”。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拥护周礼就是拥护周代的政治、社会制度。孔子为什么要拥护周代的政治、社会制度呢？因为他认为，春秋时期的政治、社会乱象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诸侯、权臣不遵守礼制，为了社会重归稳定，所以必须恢复周代鼎盛时的礼制。所以孔子非常强调“正名”，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为什么“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的核心思想就是正名定分、尊王室、敬主上、斥贵族权臣的僭越、篡夺。《论语》也一样，《论语》里，孔子经常批评贵族权臣的僭越，他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子路问为政之先，孔子说“必也正名”。齐景公问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都是为了让人各安其分。人们各安其分，言行不出其位，政治、社会自然就稳定了。
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不遵周礼？孔子认为，那是因为周礼僵化了，以至于法令滋彰。《尚书》的《酒诰》里甚至规定，殷商遗民如果聚众饮酒，就要处以死刑。所以孔子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所以，单纯靠号召恢复周礼根本不管用。那么，怎么办呢？
这就要讲到关于孔子的第二个关键词：仁。孔子的核心思想，其实不是礼，而是仁。孔子之所以成为“贤于尧舜”的圣人，也不是因为他维护周礼，而是因为他论证了周礼的合法性，或者如我在前面讲到的，他为周礼灌注了新精神。这个新精神，就是道德，按孔子的用词，就是“仁”。
孔子在《论语》里111次提到了“仁”，但几乎每次表达的意思都不完全相同。那么，到底什么是“仁”？“仁”，左边是“人”，右边是“二”，意思是，要把别人当成与你自己一样的人看待。所以，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仁，子曰：“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所以，“仁”就是爱，只不过，它是一种等差之爱。
仁爱，源自于人的主观情感，但它又必须表现为客观行动，最后实现世间万物一体归仁的理想社会。这是一种逐渐扩展的秩序，《大学》“八条目”论证的就是这种以修身为中心的秩序。这个秩序融汇了个人道德、社会人伦和政治制度，是人与己，家与国贯通的秩序。西方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举之说，但儒家的仁，讲的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它是从关系主义开始，最后上升到治国平天下。因此可以说，孔子想要建立的天下秩序，是一个道德理想国，孔子是这个道德理想国的缔造者，而儒家学说，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美化了封建宗法制度，使其充满温情，让人愿意主动接受。
当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曾分析过孔子仁学思想的结构，他从五个方面解剖仁，下面我用自己的理解来复述一下李先生的观点：
第一，仁是基于血缘的。所以，孝悌是仁的基础，亲亲尊尊是仁的标准。所以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立而道生。”
第二，仁是诉诸人的心理的。举例来说，孔子的弟子宰我问孔子，为什么父母死了，子女要守丧三年呢？孔子的回答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你如果不守丧三年，心安吗？不管是否为孔子的主观意愿，但当仁成了心理原则，外在的血缘就服从于人的内在心理了。仁本来是用来解释礼的合法性的，但强调了仁的心理来源之后，它就独立于礼，以至于礼变成了从属于仁的东西了。这样一转换，结果是，具体的礼仪规章可以改变，但人的仁爱心是永恒不变的。
第三，仁的思想是一种人道主义。孔子从来不是宗教主，儒家也从来不是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祭神如神在，祭鬼如鬼在。”“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见，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孔子悬置了鬼神问题，或者说用仁心化解了宗教问题。如上所言，他鼓励人们扩展仁（人）道，以此获得人生意义。“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样，就能完成人的心理自适，也就是心安。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真正的宗教，根源就在于孔子强调的是此世的心安。孔子为什么悬置鬼神问题？我认为与此前的“天崩地裂”有关，鬼神靠不住啊！如果靠得住，周天子的权威为什么衰落呢？所以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他靠的是人的仁爱之心。孔子的这一思想，或许受子产的影响，子产就说过：“天道远，人道迩”。
第四，仁强调个体人格的主动性、独立性与道德担当。孔子倡导人们做君子，做圣人。“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君子是求仁行仁的人，他未必得有什么客观的成绩，圣人与君子的区别在于，圣人得有客观成绩。关于君子，我等会儿会详细讲，这里先一笔带过。
第五，仁强调实用理性。所谓实用理性，就是王阳明后来讲的“知行合一”，不能只限于知道，而不力行。所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此等等。
所以，孔子已经搭建了整个仁学结构的框架，这个结构以实用理性统辖、平衡，它强调的是权衡、时中、和而不同、过犹不及。李泽厚先生认为，这五个方面的平衡，杜绝了中国思想传统走向偏激。比如，基于家族血缘的仁爱心抑制了普遍的人道主义，使墨子的兼爱、非攻学说不能赢得很多信众；人道主义又抑制了人格独立，使片面强调个人功业和享乐的思想不能服人。孔子之后的诸子，或继承、发展了孔子仁学五方面的其中一方面，或继承、发展了孔子仁学的多个方面。比如，曾子主要继承、发展了仁学中的血缘依据；子思、孟子主要发展了仁学中的心理、人道、人格几个方面；颜渊体现的是仁学中的人格方面；荀子注重的主要是仁学中的实践层面。我认为，李先生的这些看法是很深刻的洞见。
那么，孔子的仁学思想从何而来呢？他借助的思想资源是什么？对这个问题，萧公权先生的看法我认为也是深刻的洞见。大家知道，我们一说孔子，就容易想到一句话，说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宪章文武”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孔子以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礼治为宪章，为准绳，那么什么叫“祖述尧舜”？为什么要“祖述尧舜”？萧先生说，孔子是殷商贵族后裔，他虽然维护周礼，但并不以“文武”的旧规矩自限，他试图用殷商政治的宽大精神矫治周礼的繁琐、僵化以及过于苛刻之弊，后世有“徒法不足自行”之论，但只有礼也不足以自行。萧先生说，孔子“宪章文武，取其缜密之制度；祖述尧舜，取其宽大之精神也。”孔子既然取殷商政治的宽大精神，为什么不直说“祖述殷商”，而要说“祖述尧舜”呢？因为他是殷商后裔，要避嫌。孔子明说他不会“生今世，反古道”，但他接引殷商精神，虽然是复古、守旧派，但其目的显然是开新。所以，萧先生的看法是：孔子“遵时君之制度，缩减其应用范围，增其道德意义，而寓改进于守旧中。”两千年后，康有为故技重施，他说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康氏自己也要“托古改制”，所以自号“长素”。
接下来我们来看孔子思想的第三个关键词“君子”。虽然“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了108次，但这个词不是孔子的创造。此前，“君子”只指人的社会地位，不指人的品德。但孔子用这个词，有时指社会地位，有时指品德，有时兼有这两个意思。指社会地位，是因袭旧说；指品德，显然是创造；兼有这两个意思，是旧瓶装新酒。到现在，我们还说某人是君子，指的主要是这个人的品德，与地位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孔子以品德来评判人的思维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后来的思维习惯。直到今天，小孩子看电视剧，还问爸爸妈妈，某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就是“君子”嘛。
什么人可以被称为君子呢？子路问过孔子这个问题，“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为什么这么在乎君子？因为他要用出身于平民的士阶层置换没落的统治阶级。他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平民阶层。原来，人们寄希望于有地位的人也有道德，现在，孔子寄希望于有道德的人取得地位，尤其是权位。周政衰落后，贵族、权臣当道，社会日渐陷入丛林状态，孔子不满意贵族靠祖宗荫庇、权臣靠实力当道，他要建立道德理想国，势必抬高君子的地位。萧公权先生说，孔子承认宗法的失败而不攻击，只承认旧阶级制的失败，而主张家国一体，这种做法，目的在于实现渐进改良。孔子“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以此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公卿不用，故传平民，故其荡平阶级之作用，非抑贵族而使下侪于皂隶，实乃升平民而令上跻于贵族。”因此，孔子虽为“旧制度之忠臣，同时为平民之益友。”此种见解，实在精辟。
孔子理想中的君子一旦有机会是要从政的，君子之治显然就是仁治，或者叫德治，这就涉及到了孔子思想的第四个关键词“德治”。德治可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依靠道德治理；二是依靠有道德的人治理。因为道德本身不能自动肩负治理的责任，所以归根结底，德治需要依靠有道德的人治理，或者说，需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凭借道德来治理，所以它本质上是人治。道德高尚的是什么人呢？是君王，是老师。所以，《尚书》要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所以，德治的主要工作不是管理人，不是处理事务，而是教化人，政治就是教化，教化就是政治，政教合一，君师合一。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供“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因为师的作用相当重要。
我们如果对中西政治思想的源头进行对比会发现很有趣：柏拉图心目中理想的统治者是“哲王”，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统治者是“圣王”，二者貌似，但却存在相当明显的不同：“哲王”尚智，以智治国；“圣王”尚德，以德治国。所以中西政治思想一开始就判然两途。
既然孔子主张德治，圣王的统治手段就很有限，主要不过教化和树立榜样两种途径。如上所述，教化的目的是让人人成为君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树立榜样我们更熟悉，这是至今一以贯之的传统。我们在古代喜欢表彰忠臣孝子、贞洁烈妇，现在还喜欢表彰各种先进、标兵。我们只要看看下面的这些话，就不难发现，孔子的想法实在太理想化了：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也不是不知道政令、法律必不可少，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君师可以教化成君子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孔子对政、法持相当消极的态度，他认为政、法的作用相当有限，因此也没兴趣详细展开论证。季康子问政，孔子说：“焉用杀？”孔子论诉讼的话是：“必使无讼。”孔子对政、法比较温和的看法不过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孔子的思想是道德理想主义，至此，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可我的观点了。
那么，孔子知道他的思想过于理想化吗？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从政治上说，他维护周天子的封建天下制度，但他眼看着这种制度正在加速崩溃；他希望抑制权臣，使平民士子成为统治阶层，但现实的发展与他的理想完全相反，他的弟子没几个真正实现了他的理想，有些甚至违背他的理想，成了权臣的谋臣。从一方面说，孔子在逆流而上，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也为君子留了一条后路。所以，我认为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面相是“两可”，也就是孔子自己讲的“无可无不可”。
孔子的“两可”思想表现在：一方面他说“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另一方面，他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并不是君主专制主义者，他反对君王的乱命，否认臣下对君王有绝对的效忠义务，君子是否从政，原则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因此，也可以说，孔子虽然是道德理想主义者，但并不绝对化，仁的内核，还是一个“中”字。所以，中国历代读书人，真正殉道的并不多。
孔子的两可思想从哪里来？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从思想来源上说，孔子虽然不言性与天道，但信天命，所以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并说“五十知天命”，知命就要认命，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句口头禅“尽人事，听天命”；从现实环境来说，春秋时期毕竟是封建天下，君子在甲国不被重用，可以继续到乙国游说，孔子本人就曾周游列国嘛。所以孔子在《论语》里呈现的形象，总的来说还是个很快乐的老头儿。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读书人就没有列国可以周游了，所以后世的儒家人物，也很少有人像孔子那么快乐的了。
最后我想说说对孔子思想，也就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看法。这需要分两个方面说，也就是我在本讲开头说的：一是作为先秦诸子的孔子，二是作为后世圣人的孔子。
我认为，作为先秦诸子的孔子，可以说是伟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的仁学思想很理想化，但与其他思想家比起来，他拿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是相对现实的。孔子的出发点，还是正视现实，在政治、社会出现危机的关头，他试图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的稳步发展。墨子的方案更为理想化，更不现实。老庄的方案，简直就是无视、甚至逃避现实。商鞅、韩非倒是正视现实，但他们是拥抱专制的，是中国专制政治的罪魁祸首。关于后面几家，我在此后的课程中会详细讲述。现在只总结一句，与别的思想派别比起来，孔子代表的儒家还是比较现实的，孔子的那套想法，比较容易取得人们的好感和认可。有人批评孔子，说他没有讲民主、自由，这就过于苛责，简直是无理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没主张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啊。我们不要忘了，任何思想家的产生，总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紧密关联，时代直接决定了他所拥有的思想资源，而且直接决定了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新思想哪里会凭空产生啊。试问，如果当代人生活在春秋时期，你拿出的解决那个时代问题的方案会比孔子好吗？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怀疑。
这是从“同情的理解”的角度看问题。但我们不能止步于对孔子的“同情的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谈论孔子，主要是从他是“圣人”的角度着眼的，甚至主要是从他的思想是否有助于我们走向未来着眼的。他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的思想基础，他决定了此后中国思想的发展方向。既然如此，我们对他的要求就不能不更高一些。换句话说，大概也只有孔子，才有资格让我们对他的要求更高一些。
从好的一面说，它是汉民族的粘合剂，它保证了汉民族在整个农业时代顽强的生命力，仁学中的人道精神、人格理想、注重实践的品格都激发了历代仁人志士来担当天下的兴亡。
但另一方面，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存在相当大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孔子把人想得太好。所以，他总是号召人们做君子。作为一种号召，这本身并没有错，人类总是需要理想来活着的。然而，人类虽然需要理想，但建构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却不能太理想化，而道德理想主义就太理想化了，因为它无视很多人是成不了君子，更不用说成为圣贤的现实。既然如此，就不能只提出上线，而不设置底线。上线是什么？就是道德理想。底线是什么？其实就是法治。历史越发展到近代，道德理想越来越退居到私人领域，政治属于公共领域，只管底线问题，所以政教分离是历史的必然。西方的近代化是从政教分离开始的，中国也逃脱不了这一历史进程。只不过，中国至今尚未完成政教分离。而中国之所以迟迟难以完成政教分离，与孔子开创的德治（仁学、仁治）思想有直接而巨大的关系。
政教不分，道德理想主义泛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人们离开道德话语就没法说话，是道德败坏的人也必须拉来道德大旗为自己的行为掩饰、美化、辩护，是使人们言行不一，逼得一些人成为伪君子。因为政教不分，这样就既伤害了道德，也伤害了道德。政教不分，表面上看是重视道德，实际上是不相信道德的自生、自发能力。其实，只要把道德放归私人领域，它自然就会生长壮大，因为道德是基于人性、符合人性、提撕人性的。道德可以提倡，也可以强调，但不能强制。政教不分，说到底还是太重视政治，把政治看得太神圣，所以要让政治人物肩负道德教化责任。问题是，政治人物为什么就必然比普通民众道德高尚呢？就因为他们（在古代）要读儒家经典，并号称自己是圣贤之徒吗？
政治哲学要落地，必须有一套政治社会学来保障。比如，西方近代以来非常强调自由，那么用什么保障自由呢？当然就是法治、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复合政体等等。政治社会学的核心是正视权力的本质——容易腐化，所以它要设计出种种办法来制约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儒家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过于强调当政者的责任，因此一直没有发展出权力制衡学说和有效的制衡制度。当然，儒家的辩护者可能会说，人发自内心的道德感不就是对权力的制衡力量吗？但只要我们有历史感和现实感都会发现，这种制衡依靠的是“诚”、“敬”、“慎独”等当权者的自律，而对大多数人而言，自律是靠不住的，他内心是否自律，你怎么知道？历史上、现实中，有多少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啊。
道德理想主义的泛滥，不仅在中国会带来灾难，在其他国家也会带来灾难。中国就有学者写过一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书，书名就叫《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也写过一本名著《法国革命反思录》。这样的著作还很多，它们的核心观点是：法国革命就是由民主、自由、博爱等道德理想催生的、缺乏现实基础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消灭了国王，也吞噬了革命者，以至于革命之后，整个法国在一个非常长的时段里一直处于血腥、动荡之中，革命的结果和革命的初衷完全背反。当然，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是一种保守的理想主义，与法国激进的道德理想主义存在很大的不同。不过，也不能说二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
那么，既要道德，又要避免道德理想主义，办法是什么呢？只能是政教分离。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教分离以后，孔子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还适应今天的中国吗？这就要回到仁学的结构。固然，仁学产生于对封建宗法制的合法性论证，它能否独立于封建宗法制呢？当然是可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恰恰是进入专制社会后，儒术才成为独尊的学术。它既然可以适应专制制度，为什么不能适应今天呢？当然，这里面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对它进行再解释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面临如何对儒家思想进行继承的问题。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其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就曾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那就是“抽象继承法”。也就是说，不继承其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相结合的部分，而继承其根本精神。我是赞同这个观点的。具体到孔子的仁学，如果我们把“仁”抽象为“爱人”，扩展其爱的范围，是不是可以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任何道德的产生都是源于爱的。孟子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的仁学所体现的中道思想本身就存在某种开放性，这是儒学之所以代代不绝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孔子还活着，或许不会反对我对他的仁学精神进行“抽象继承”吧。孔子是要让人活的，不是要让人死的。
孔子去见美女南子，回来后，他的弟子对他有些误会，他就跟他弟子起急，每次想起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孔子超可爱。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常常找他去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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