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诈之风

—— 从言行之辨看文明的兴衰节律

《周易》有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言行之辨，从来不止于个体修养的范畴，更折射着时代精神的深层脉动。清代思想家颜元在《习学记言》中提出：“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诈之风行焉。” 这一论断，将言行的价值取向与治乱兴衰相勾连，揭示出文明演进中一个隐秘而恒定的规律 —— 当人们注重实践时，社会便孕育着笃实的根基；当言辞凌驾于行动之上时，诡诈的阴影已在暗中滋长。这种对 “行” 与 “言” 的深刻洞察，不仅是儒家 “知行合一” 传统的延续，更是对人类文明兴衰周期的哲学总结。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

一、治世之 “尚行”：笃实之风的生成逻辑

在历史的长卷中，但凡被称为 “治世” 的时代，往往呈现出 “行胜于言” 的集体取向。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并非空言道德，而是通过 “制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夫妻之节”（《礼记・乐记》），将伦理规范落实为具体的礼仪实践，使 “敬德保民” 的理念渗透于日常起居。春秋时期，子产治郑，“不毁乡校” 却 “铸刑书于鼎”，以制度建设取代空谈，成就 “门不夜关，道不拾遗” 的治世气象。至汉代文景之治，文帝 “弛山泽之禁”“轻徭薄赋”，以务实政策让百姓 “各安其业”，正是 “尚行” 精神的典范。

这种 “尚行” 传统的哲学根基，在于儒家对 “行” 的本体论定位。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将 “行” 视为德性的终极呈现；荀子更直言：“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构建了 “行高于知” 的实践论体系。在治世语境中，“尚行” 意味着价值共识的落地生根：当政治精英以 “修身齐家” 为起点，通过 “治国平天下” 的实践来兑现理想，当普通百姓以 “耕读传家” 为准则，在日用伦常中践行道义，整个社会便形成 “笃实之风” 的良性循环。这种风气的本质，是对 “知行合一” 的集体信守 —— 言辞的价值，唯有通过行动的检验才能成立；社会的秩序，唯有通过脚踏实地的建设才能稳固。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

二、乱世之 “尚言”：诡诈之风的蔓延轨迹

反观乱世，往往是 “言胜于行” 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诸子蜂起，《庄子・天下篇》形容此时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于是 “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纵横家苏秦、张仪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靠三寸不烂之舌翻云覆雨；稷下学宫的辩士们 “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虽推动思想繁荣，却也埋下 “言伪而辩” 的隐患。魏晋时期，玄风大盛，士人 “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清谈误国，终致 “五胡乱华” 的乱局。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批判：“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

“尚言” 之所以导致诡诈，在于言辞与实践的割裂。当人们沉迷于概念游戏而忽视现实关怀，当政治沦为权谋家的修辞表演，当道德沦为装点门面的漂亮话，语言便失去了承载真理的功能，异化为权力博弈的工具。韩非子曾尖锐指出：“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正是对 “尚言” 危害的预警。在乱世语境中，“尚言” 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崩解：人们不再相信行动的力量，转而依赖言辞的包装来获取利益；不再追求真实的联结，转而擅长用话术制造幻觉。这种风气的蔓延，如同腐蚀文明根基的酸雨，使 “信” 与 “诚” 的伦理纽带逐渐断裂，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 “上下相诈，君臣相疑” 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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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行之辨的哲学深层：存在论视域下的实践转向

颜元的命题，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触及哲学的根本问题 ——“存在” 与 “表象” 的关系。在儒家传统中，“行” 代表着对 “存在” 的直接介入，而 “言” 则是对 “存在” 的符号化表达。当 “行” 成为主导，人通过实践与世界建立真实的关联，在 “成己成物” 的过程中实现存在的本质；当 “言” 占据上风，人则沉迷于符号的游戏，在语言的迷宫中遗忘了真实的世界。这种区分，与海德格尔对 “沉沦” 状态的分析异曲同工 —— 当人被 “公众意见”（das Man）所支配，沉迷于 “闲言”（Gerede），便失去了本真的存在方式。

从知行关系的演变看，宋明理学的 “知行合一” 论，正是对 “尚言” 倾向的纠偏。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强调真正的 “知” 必须包含实践的维度，否则便是 “悬空思索” 的伪知。这种思想，与颜元 “习行” 哲学一脉相承 —— 颜元痛斥宋儒 “空谈性命”，主张 “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要求通过 “手格其物” 的实践来体认真理。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个真理：人类文明的存续与发展，始终依赖于 “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马克思）来解决问题，任何脱离实践的高谈阔论，终将在历史的淘洗中沦为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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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性困境：在言辞膨胀中重拾 “尚行” 精神

在技术革命重塑人类生活的今天，颜元的警示愈发具有现实意义。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 “言论的生产者”，140 字的推特、短视频的文案，构建起一个 “语言过剩” 的世界。学术领域，概念迭代快于思想沉淀；政治领域，修辞术胜过政策实效；商业领域，营销话术掩盖产品本质。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 “拟像”（Simulacra）的时代，真实与表象的界限日益模糊，“尚言” 的风气以更隐蔽的方式蔓延。

然而，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永远是那些 “沉默的行动者”：袁隆平田间地头的耕耘，屠呦呦实验室里的坚持，航天团队对 “星辰大海” 的脚踏实地。这些 “尚行” 的典范，印证着马克思的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文明面临生态危机、价值分裂的当下，唯有回归 “笃实之风”，才能在言辞的喧嚣中重建真实的联结 —— 让学术研究扎根于现实问题，让政治实践指向民生改善，让个体修养落实于日常践行。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其行；天下将乱，人必尚其言

在知行循环中守护文明的根基

从西周的 “敬德保民” 到当代的 “真抓实干”，“尚行” 精神始终是文明的压舱石；从战国的 “百家争鸣” 到今天的 “信息爆炸”，“尚言” 的诱惑从未消失。颜元的智慧告诉我们：治乱的关键，不在于言辞的多寡，而在于言行是否统一；文明的兴衰，取决于人们究竟是在 “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还是在 “讷于言而敏于行” 中默默耕耘。正如《周易》所言：“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这种对 “行” 的敬畏，对 “实” 的坚守，才是人类在任何时代都不应丢失的精神基因。

当我们在键盘上敲下无数观点时，不妨想想：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言辞的泡沫，而是那些俯身大地的身影。在 “天下将治” 或 “天下将乱” 的历史分野中，每个人的选择 —— 是尚行还是尚言，是笃实还是诡诈 —— 都在为文明的走向投出无声的一票。或许，这正是颜元命题留给我们的终极启示：唯有让行动成为言辞的注脚，才能在时代的长卷上，写下永不褪色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