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随类赋彩”的理解
黄晓芬
黄晓芬
我什么画都画,但情有独衷的还是工笔花鸟,我曾写过一篇《激活“丹青”》的文章为工笔重彩呼吁过,因理论界有重写意轻工笔的现象。
虽然水墨是中国画的主调,但中国画并不以水墨而足,历代中国画家都非常注重对色彩的研究与应用。明代画家文征明指出:“余闻上古之画,全尚设色,墨法次之,故多青绿。中古始变为浅绛,水墨杂出。”黄宾虹先生说:“盖画法是先有丹青,后有水墨。”可见,色彩对于中国画并不是从属的点缀,而是历来就处于重要地位的。自古以来人们就把中国画称为“丹青”。丹为朱,青属蓝,“丹青”是泛指色彩,引申而为中国画的代称。一中国画的设色是以表现物象的固有色为主旨。所以它基本不考虑光源色或环境色对物象固有色的影响因素。南北朝时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随类赋彩”的设色原则。其中的“类”应是指“对于被描绘的物象”,而“赋彩”自然是“运用色彩”,其中当然也包含主观运用色彩的意思。南朝的宗炳在他的《画山水序》中提出“以色貌色”的设色理念。意思是以施于画面的彩色来貌取(表现)画家感受到的客观物体的固有色。艺术的实践,离不开对于理论的认识。中国画家对于色彩的性质,如对三原色、间色、复色、对比色、色相色阶、冷暖调子等等的认识与西方色彩学相关论点都是一致的。但是在设色实践中又另有其特点。中国画的设色虽然是以表现物象固有色为主导观念,但在其设色实践中又并不是机械的去模仿固有色的“逼真”,而是以创作的整体思路和对艺术美的追求为设色的最高原则。
二中国画所用的颜料有植物类和矿物类两种,其使用性能并不相同。尤其不宜多色反复调配,否则颜色会变的灰暗混浊而失去光彩。画家在设色过程中,对不同颜料的性质差别当然有所考虑。其运用色彩的原则是在单纯中求变化,在对比中求调和,在浅淡中求厚润。清代恽寿平在《南田画跋》中说:“俗人论画,皆以设色为易,岂知渲染极难。画之着色,火候稍差,前功尽弃。”国画施色中的艺术夸张性,往往突破以物象固有色为主导的设色原则。但大量使用鲜明纯正的原色和强烈的对比色难度较大,如功夫欠缺则很易出现火、花、浊、滞、俗等等设色弊病。然而,有经验的中国画家通过落墨、设色却能使画面很好的统一协调。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画大量运用墨色和留白的技巧大有关系。其中,除去掌握好冷暖调子的谐调之外,强化墨色的运用技巧尤其是关键所在。墨色是极色,属于中性,它对色彩块面的中和、调解作用十分突出。墨线对色块的分割和渗化加之恰到好处的留白,会使画面产生出色彩斑斓、气韵变幻的色彩效果,而这一切会使画面很自然的处于统一和谐之中。这就是中国画家运用传统技巧和特殊的材料(白的宣纸、黑墨和颜料)所演化出的神奇的画面效果。这也正是中国画所独有的艺术特色。
而中国画具有“尚意”的传统。唐代张躁讲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早已是中国画家们的千古名训。画家所画之形即为其心源之形,而其所设之色亦必为其心源之色。可见,国画的设色在表现物体固有色的同时,更注重反映出画家的艺术风格和感情的色彩。
绘画作品乃是画家内心世界的展示。夸张的造型,奇异的色彩,皆源于画家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和对艺术的概括。有的画家用朱红颜色画青竹;有的画家用黑墨表现花的绿叶甚至多彩的花朵;有的画家喜用雅致的墨青,有的却爱用热烈的大红。有人以为用纯正的大红作画为俗。然而齐白石却往往用大红与黑墨对比作画。如他画的大红辣椒配以水墨画的白菜就显的非常谐调。还有大红的荷花与水墨的梗叶相配亦很雅致。可见,设色得当,俗亦可成雅。 故用色与用墨同样重要,同样可以表现而中国画具有“尚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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