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艺术的碰撞
“美术革命”的旋涡当中，交杂着中西碰撞和融汇嬗变的种种激烈论争，由之逐渐分出了国粹、西化和融合三种不同的学术流向。传统美术、西方美术与新兴美术三大版块并存，则构成了百年中国美术的基本形态。
在高剑父、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艺术活动中，“美术革命”不仅获得了鲜明的实践品格，而且进一步被阐发和深化。
1918年5月，受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的徐悲鸿作了题为“中国画改良之方法”的演讲。徐悲鸿“改良”的基本观点一如康有为和陈独秀，他坚定地引入西方写实主义，并以之作为中国画改良的参照。
同样是引入西方绘画，刘海粟和林风眠则另有不同路向。1925年，刘海粟在《艺术》周刊90期上发表《艺术叛徒》一文，高呼“革传统艺术的命”，号召人们作反叛和破坏的“叛徒”。而梵·高，则是他最为心仪的“艺术叛徒之首”。刘海粟没有像康有为那样推崇拉斐尔。正如蔡元培称刘海粟倾向于后印象主义画风一样，他走了一条借欧洲之力以求推动中国现代艺术的道路。至于林风眠，则从欧洲古典艺术、印象派和野兽派艺术资源中汲取营养，独辟一种调合中西的表现方式。他特别注重个性和个人情感的抒发，“纯艺术”特色最为突出。
在中西艺术交流沟通的探索中，李铁夫和二陈所作的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能深透地剖析西方艺术的形质，结合中国画的韵律，让中国的线条笔墨与西方的造形色彩结合而成为具有新精神的作品，则要推林风眠先生。林风眠早年留法，致力中国画的革新运动，但他着眼的不是西方的写实主义艺术传统，而是印象主义以后欧洲的新画派。他的融合是力图创造出一种包含中西精神的绘画。在线与色的融汇中，他着意于魏晋南北朝壁画的粗犷古朴，利落流畅的线条与西洋绘画的丰富色彩融为一体，表现出以往文人画所难以传达的意蕴。继李铁夫、二高一陈的中西画融合后，他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在中西画结合取得成功的广东画家还有丁衍庸（1902—1978），早年到东京学西画，对马蒂斯强调个人精神表现的作品深感兴趣，进而领悟东方艺术对当代艺术现代画派的影响，他以西方现代画派的观念加上对八大艺术特色的汲取为根基，开创了自己的新画风。
救国成为中国美术思潮的主题
1931年的9.18事变，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悲壮的一页，也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转折点。本来，二、三十年代文化界和思想界的思潮已离不开启蒙与强国的主题，到日本入侵中国的枪声响起，尤其1937年7.7的芦沟桥事变，更迫使不甘心做奴隶的中国人迅速羼集到了“救亡”的神圣旗帜之下。1931年日本侵华至新中国建立的近20年间，中国美术思潮的主题是救国救亡和反黑暗。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的美术家义无反顾，和众多文化界人士一样慷慨赴国难。严峻的历史，赋予中国的文艺家以前所未见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为了救亡，为了唤起民众，无论国画油画，不管是“新派画”还是传统画，也不分何种派别和艺术观点，什么艺术形式都行，为抗战作宣传是美术家的首要任务。一些原来主要追随西方现代主义流派从事“新派画”创作的油画家，为了救亡宣传的需要，这时也转而采用写实的表现手法。抗战也激发了中国画家实地写生的热情，如沈逸千、吴作人往战地写生、关山月往西北写生。当时的情况确乎如徐悲鸿所说，“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
漫画作为轻骑兵，行动最迅速。7.7芦沟桥事变后，上海就成立了漫画界救亡协会。叶浅予、张乐平等人组成的漫画宣传队辗转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版画经过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木刻运动，阵容已很可观。抗战开始后，众多的青年美术家纷纷往抗日根据地或解放区聚集，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的骨干力量。胡一川、黄新波、李桦、罗工柳、古元、黄新波、赖少其、杨讷维、张望等当时都是有名的木刻家。漫画、版画在揭露社会黑暗，传递民众心声等方面发挥着艺术武器的强大威力。油画、国画和其它艺术领域的重要人物，不论何种艺术观点，无不投身于时代的主潮中。这一时期的广东籍美术家，如司徒乔、符罗飞、李金发、傅天仇、方成、江有生等，都有卓萦不凡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香港美术界在六国饭店集会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在当日的合影中，有李铁夫、黄永玉、张光宇、王琦、廖冰兄、洪毅然、关山月等人。他们与来自解放区的美术家汇合，新中国美术的风景线就这样浮出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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