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推广活动由花溪区文体广电旅游局主办、花溪区图书馆承办、花溪区青岩镇图书分馆协办,围绕“文化”“艺术”“生活”举行阅读讲座,邀请知名文化人士主讲,共同讲好全民阅读的青岩故事。
最新一期的2021“书香•花溪”青岩阅读推广活动迎来“当代艺术”主题。6月5日,艺术学博士、贵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执行主编刘剑先生应邀从当代艺术的缘起、诉求与问题三方面,探讨了艺术的当代处境。
刘剑先生长期致力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贵州美术策展,出版专著《西方诗画关系研究: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合著《新编艺术原理》等,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是贵州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艺术学科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通讯评审专家。讲座上,他从西方艺术史的角度,梳理了当代艺术和古典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内在联系,认为西方当代艺术经历了艺术语言彻底的洗礼和挖掘后,不断突破艺术的边界,强调“任何物品都可以是艺术”“任何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价值诉求;通过东西方艺术史的比较,他认为东西方绘画曾一度产生艺术语言的自律意识,都要面对当代处境,虽不同步,却指向相同;通过梳理中国和贵州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认为当代艺术本身消弭了艺术的地方性,但地方性经验如果切入当代性体验,地方性仍然可以进入当代艺术范畴。
一、当代艺术的前世:从“模仿还原”转向“主体表现”
刘教授说,当今我们对艺术的理解,来自于18世纪的法国美学家夏尔·巴托。1747年,他以“自由”和“美”为标准,对艺术进行了界定与分类,建立了以五大门类艺术(音乐、诗歌、绘画、舞蹈、雕塑)为基础的现代艺术体系(后来又加入了摄影、电影两大门类)。从此,技艺和艺术才真正分离,艺术得以完全摆脱技艺和科学,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自主性概念。在此之前的西方世界,艺术与技艺、实用是混为一体的。夏尔·巴托建立的现代艺术体系发展到19世纪,音乐和舞蹈进一步被减除,只有视觉艺术的绘画、雕塑和建筑被称为“艺术”,至今成为西方学术惯例。
当我们在门类艺术中谈论“当代”时,我们谈论的“当代”究竟是指什么?刘教授说,在中国,文学领域的“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文学,当代文学的分期影响了其他门类艺术,如戏剧、电影、音乐学、戏曲文学,也是以1949年以后作为“当代”的分期。“这是一种基于外在社会变化的国家叙事层面的分期,而不是基于艺术价值诉求的分期。”他认为,当代艺术的“当代”应该是价值诉求的当代,而非国家叙事与历史时间的当代,“当代艺术这一概念实则是从美术内部产生,最终又突破了艺术自身的边界。”因此,想要了解当代艺术,首先要了解古典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后现代主义艺术。
刘教授说,公元前5世纪至19世纪是西方古典艺术时期。古典时期的美学精神是“和谐”,形态是“优美”,人们基于画得像不像,来判断画得好不好,故而着重于对现象和物体的描摹和转述,强调内容与形式的意义生成。“即便是追求‘神似’的东方绘画,也离不开对形似的追求。‘形’是绘画的宿命。”他以中国古籍中对“画”的解释来做说明——《广雅》:“画,类也。”《尔雅》:“画,形也。”《释名》:“画,绘也,以五彩绘物象也。”《说文》:“画,界也,像田,四界聿所以画也。”五代的大画家荆浩总结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在刘剑看来,东西方的绘画,全都建立在一个逻辑概念上,即物象的相似性,且都曾一度以还原物象的真实为追求。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火车的出现、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现代文明的诞生,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艺术观念,代表人物是有“现代绘画之父”之称的塞尚。刘教授通过展示塞尚的作品介绍其两大创作理念:“自然界中的万物皆由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组成。人们只需要学习这些简单形体的画法,就可以画其所想画的一切。”“素描与色彩是完全不可分割的,素描与绘画遵循同样的尺度;色彩越和谐,素描就越精确。当色彩展示其全部丰盈,形体也随之圆满。色调之间的对比与关系,是素描和造型的全部秘密。”
“这是一次艺术的转折,”刘剑说,塞尚寻求的是绘画之所以是绘画而不是其他艺术的独有的诉求与价值,即绘画艺术的平面性,具体就是绘画语言独特的三要素——色、线、形。塞尚开出了两条路:色彩与结构,奠定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方向。其对色彩和结构的探索,分别启迪了后来的野兽派、立体派,艺术逻辑也从古典时期的“还原模仿”转向“主观表现”;绘画语言(包括结构、色彩、笔触、比例、空间、造型)也得以焕然一新,实现现代性。因此在他看来,现代主义艺术的核心是“形式美学”,去主题、去形象、去故事、去文学、去历史、去宗教、去神话,艺术表达的媒介——艺术语言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强调“形式就是内容”,媒介就是意义,作品就是作品本身。
“现代艺术是绘画自身的一次自觉。”刘教授认为,不仅西方绘画如此,中国也如此,“北宋苏轼提出的文人画观念,强调的是画家的主体性自觉。绘画被看成一种自我表现方式;明代董其昌提出了‘笔墨论’: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彰显的是绘画的语言自觉。”在他看来,苏东坡、董其昌开启的两条路径,分别以“四僧”(石涛、八大山人、石溪、弘仁)、“四王”(王恽、王鉴、王时敏、王原祁)为代表,“可惜的是两条路殊途而未同归。”其后,黄宾虹在绘画创作中对视觉现代性的追求、刘知白的笔墨探索,都表明中国画原本可从自身内部开出现代性来的,但这一进程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提出的“美术革命”所打断;民国年间,中国画家向西方画家学习过程,如庞薰琹、林风眠,一度有过艺术语言的自觉意识,“所以中西方绘画都有主体性自觉和艺术语言的自觉,但在时间上却不同步。”
二、当代艺术的今身:有当下时间性的价值概念
刘教授说,“现代绘画之父”塞尚于1906年去世,现代主义也一直发展到二战时期。二战以后,艺术产生新的转向:1940年代兴起持续到1960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取消了架上绘画以及架上绘画的价值诉求;流行于1950-1970年代的色域绘画,实际上是抽象派的惯性延续;1950年代兴起、1960年代盛行的波普艺术,将社会流行符号、重大事件呈现在画中,强调绘画与生活的关系;其他诸如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大地艺术、超级写实主义,也力图拓展艺术的边界,实现艺术的突围。
“二战以后逐渐形成、1960年代密集爆发的艺术的新思潮,我们称之为后现代艺术。”刘剑说,后现代主义艺术不断突破艺术的边界,强调生活就是艺术。代表作是杜尚的《泉》——他把小便池搬入展览馆签上名,由此引起轰动,杜尚让人们知道,艺术之所以是艺术,不仅仅取决于作品本身,还有作品之外许多因素的参与,这改变了人们认知艺术的方式。因此,后现代艺术既有现代主义形式化的惯性延伸,又有对现代主义以“纯艺术”观念诉求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怀疑和反叛。
1970年代,慢慢从后现代主义艺术内部滋生一种迥异于现代艺术的意识,和现代艺术没有关联,成为一种“现代正在创作的现代艺术”,表现和时代、和当下的关联。当代艺术的诉求是什么?刘剑教授引用美国著名美学家阿瑟·丹托的话来阐释:“艺术家用他们希望的任何方式,为任何他们希望的目的,或者不为任何目的,可以自由地去创作艺术。”也就是说,当代艺术强调“任何物品都可以是艺术”“任何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价值诉求,彻底打开了艺术的边界,“这与现代艺术强调的艺术主体的自觉、艺术语言的自觉有逻辑关系。”
接下来,刘教授进一步阐述了当代艺术的三大特点:一)先锋性:观念上的史无前例的探索将人类文明的边界拓展和推进。以电影为例。电影的发明,通过改变时间的快慢、先后,改变了人类视觉的感知方式;二)实验性:方法上的前所未知的实验将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可能连接,由此形成了现代艺术体系之外的其他艺术形态。社会是变化的,新的艺术样态也一定会随之出现;三)批判性:艺术家不再是审美的自赏,而是立足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兼有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承担着启蒙大众、激活大众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任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艺术虽然有时间性,但当代艺术是一个价值概念,不是时间概念。”刘剑说。
“当代艺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刘剑以博伊斯《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行为艺术为例说明:1982年,在“卡塞尔文献展”开幕式上,博伊斯在弗里德利卡农美术馆前,放了7000个花岗石砖,并在其中一个石砖旁种下了第一棵橡树。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只是个开始,之后有许多追随者重复相同的动作,最后一棵树则一直到艺术家死后,才挨着第一棵树的旁边种下。在刘教授看来,博伊斯的这一计划,是一个“对于所有摧残生活和自然的力量发出警告的行动”,而透过这个口号,他的作品成为哲学的实践,强调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以及每个个体必须身体力行,以超越那些远离自然的力量。
紧接着,刘剑教授还从“中国”这一地域的当代艺术发展为出发点,来观察当代艺术与地域性的关系。据他的研究,中国当代艺术滋生于1980年代,以80年代末为拐点,产生了各种有地域特点的艺术表达。“但1980年代是不充分的现代艺术,未经历充分的艺术语言探索,因而有些先天不足,但也从中滋生出中国的当代艺术。”进入上世纪90年代,艺术是否表达当代人的生存经验,是判断艺术是否是“当代艺术”的标尺。代表作品有方力钧的《光头系列》(1992),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1990年代),朱发东的行为艺术《此人出售,价格面议》(1994)等。这些作品因反映了当下的时代情绪,而富有了一种当代性。2000年以后,“当代艺术”的广泛使用代替“实验艺术”“先锋艺术”“前卫艺术”等概念。谈及当代艺术与地域性之间的关系,刘剑说:“当代艺术本身消弭了艺术的地方性,但地方性经验如果切入当代性体验,地方性仍然可以进入当代艺术范畴。”
三、当代艺术的问题与反思
当代艺术对艺术的突破和造成的问题是同步的。刘剑教授对当代艺术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剖析——
首先表现在对审美经验的挑战上:当下,众多观众的审美经验还停留在19世纪以前,而当代艺术的先锋性、实验性、批判性让审美变得格外困难,使得人们难以进入;而且当代艺术继承了现代艺术对“新”的追求,面向未来,认为“新的”才是“好的”,这和前现代艺术看重的“守旧”“传统”有别。但一味求“新”的审美追求与艺术的价值立场,也造成一种审美与价值的撕扯与裂痕。如沃霍尔创作于1964年的作品《布里洛的盒子》,看不出是艺术作品还是超市的货品摆台,让人们看不出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再次,当代艺术往往不是让人舒服、愉悦的艺术门类,甚至追求丑陋、痛感,正如丹托所言:“不美之物可以是艺术是20世纪伟大的哲学贡献。”这种对优美的放逐,否定以美作为艺术的内核,也是对传统审美的挑战。
其次表现在艺术语言上,存在抄袭与戏仿。大众不能区分作为艺术语言的戏仿与抄袭的界限。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一个问题:一向标榜先锋前卫姿态的当代艺术,为何原创力不足?我们抛开艺术家的品格因素,从艺术自身来分析,正如思想家本雅明所言的,以往的作品是用来膜拜的,当代艺术则会导致膜拜价值消失,艺术家在颠覆经典使大众获得解放独立的同时,丧失了对原作的敬重。而判断是否构成抄袭的关键,在于文本是否生成了新的意义。
再次是“假当代”现象。很多一些所谓的“当代艺术”,实质上是表面上的“当代”,骨子里的“古典”。真正的当代艺术,不是样式的当代,而是生存经验的当代。只要经验是当代的,当代艺术也可以是优美的。
最后是从艺术史的角度而言,“当代艺术”是否会成为一段新的艺术史?古典艺术是面向过去的,其价值是由传统赋予的;而当代艺术是面向未来的,而未来何时到来,这是一个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刘剑教授认为要从当代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在哪里、当代艺术的哲学支撑在哪里、受众的审美如何跟上当代艺术等三方面进行思考与反思。
讲座现场,刘剑教授还与现场观众一道进行交流互动,并合影留念。讲座活动还在快手、抖音、微信、西瓜视频线上同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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