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新源有奇崛，惟去标本化——记花鸟画家朱琳

                      新源有奇崛，惟去标本化——记花鸟画家朱琳

                                                
                                                               牛惠宾

 初识朱琳是在一次名家笔会上。见他四十开外年纪，中等身材，圆脸庞，脑后拖着一条马尾辫，颌下一绺胡须，着道袍束方巾，可谓合中西为一体。那样子是没有办法更前卫的了。有人说，他徜徉于闹市里，也是这般模样。当时，我只把他当作了一个赶时尚的另类之人，日后才晓得，这位老弟原是个为人做艺高尚高蹈的人物。尤其是他的花鸟画，为艺界所重。

      朱琳年届50岁，是河北省的职业画家，河北国画院院长，省青联委员，在当代花鸟画界享有一定的声誉。他出生于江苏扬州，自幼受当地浓厚文化氛围的影响，“扬州八怪”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里留有深深的刻痕并因此迷上了绘画。他回忆说：“小时候，农村没电，是在马灯下习画。南方蚊子多，叮得人双脚奇痒难忍，就弄个木桶盛满水，把脚泡在里头，继续画画。家里缺钱买不起笔，他就画辟邪的钟馗，拿到集市上去卖，五毛钱一张，然后再去买纸张颜料。小小年纪就有了自我价值感，画画的劲头也更足了，并且还在县里的美术比赛中拿过第一。”

       朱琳艺术积累的发端是始于八十年代初。那时，他从部队转业到河北省文化厅的一个单位，，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并有幸与省画院的赵贵德、赵信芳、张文瑞、阿菊、张文学等大家探讨艺术，所攻专业也由山水画转向了花鸟画。继而于90年代初到北京画院深造，得到了郭石夫、周思聪、王文芳等名家的亲传。之后，他又游历山川，拜师访友，除了贵州、云南和西藏，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期间，他先后拜访过古元、刘大为、刘勃舒、姚治华、王迎春等大家。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朱琳说：“古元先生虽然不是国画家，但针对我的作品，提出了运用现代构成图式，融入花鸟画章法布局，以期开创新局面，并由此产生个人绘画语境的教导。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朱琳的花鸟画是从临习吴昌硕、齐白石、“八大”、潘天寿等名家画作入手的。他说：“这些大师老辣、拙朴、大气的画风是我所追求与崇尚的。潘天寿的小中见大以及霸气，“八大”的简练高古‘吴昌硕与齐白石的恣肆与拙朴，都在今人绘画面前树立起了一座座不可逾越的丰碑。以我辈的阅历、学识与能力，统统拿来以为我用，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又不能做为视为畏途绕过这些高峰而另辟新路的注脚。因此，我只能依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潘天寿的奇险，小中见大，构成意味，同时，趋向于“八大”的简约，在整合之后，打造属于自己的花鸟画意境。”

      朱琳很清楚，拙厚与简约以及雄放是东方审美取向的大境，也是国画大写意的形式与载体。但是，朱琳的花鸟画并不属于大写意，而是介乎于大小写意之间，在这种温文的境界中如何驾驭和运用那些大气磅礴的艺术元素，这显然是一个破费思量的命题。因此，他说花鸟画的创新要难于山水画甚至人物画。动物，尤其是鸟类的造型，如果无限制地夸张、扭曲，将会违反生物学的规律，让人无法识别。形不确，则不合人的审美习惯；情无所寄，意将难抒。所以，他想到了书与画的分野。书法因受着字法识别的约束，而不能与绘画尤其是前卫艺术接轨，而绘画作为纯视觉艺术，则具有较为宽泛的打造空间。对现代的国画家而言，传统的笔墨固然重要，而能够大胆运用现代多方面的艺术形式和手段来丰富自身的花鸟创作，并不游离于传统精神的主线，应该是合于时务之举。

      由此，朱琳想到了潘天寿绘画的构成意味，想到了版画家古元的教诲，想到了西方的构成主义，想到了齐白石、“八大”的线的功能；想到了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形成个性的“迴腕法”以及金农秃笔的漆书，还有今人黄永玉作画的大板刷……从此，朱琳确立了自己的绘画手法;以构成主义来营造章法，将艺术元素的对比分拆到极至，而以质拙的线条承载内敛、含蓄的性情并大胆设色，以期使作品在拙厚中产生更强的艺术张力。他说这是在花鸟标本化的尝试与构想。

       当我们欣赏朱琳的《金尘飘蕊》时，就能况味到他上述理念的实施与运用。这是一幅表现荷花翠鸟的斗方，也是写意花鸟的常然命题，但在朱琳笔下却焕发出非凡的境界。他并没有用大面积的墨色处理荷叶，而是以集数式的荷梗，突兀斜矗于画面中间，至为简洁的荷花与莲蓬连成横斜的面积至于画面顶端，形成了一个十分奇崛而失衡的构图，而在右侧仅以一枝旁出并上栖翠鸟形成一个杠杆与力点，从而使奇险的构图产生了稳定的视觉效果。整个画面，除了荷花与鸟的头部施用了丙烯胭脂和靛蓝，其他造型都以焦墨的方折之线来构成。大面积的或空或密集的墨色荷梗，形成了奇迹鲜明的反差，而稳定的胭脂和纯度很高的靛蓝，则成为画面的点睛之笔。由于强调了线的力度和墨的枯涩，造型在夸张中的含蓄，竟使得画面中洋溢着震撼心扉的简约、象征意味和金石气。这是在同类题材中极为独到的处理方式。可以让人感受到作者善于将版画以及印象派等艺术元素引入国画创作的多方修养与能力，以及创作过程中强烈的情感抒发。这些类似的手法，在现阶段他所创做的《静气图》、《我爱山东冬丽》和《溪声夜涨》等系列作品，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谈到花鸟画的创新，朱琳不无感慨地说：“风格是生命的所在，风格是在认识的提高过程中逐渐发育形成的。在不游离于传统精神主线的界限中，笔墨技法的创新尚存在着相对的空间。这些年，我对纸张、毛笔、板刷等工具的性能和效果，曾做过无数次的实验，尤其是大胆地施用了透明度很高的丙烯颜料，以及善用独特的墨破色和色破墨的晕染方式，才使我强调了构成意味的画面，更加具有了迥然于他人的视觉效果，使情与境的感染力得到了升华。才让人感受到我的花鸟画不是模仿和重复的标本，而是很有着“想法”的艺术实践。”

       朱琳还兼善指画。这在《中国指画》专刊上曾有过专题介绍。他的指画既有传统的如高其佩、潘天寿、梁崎等大师们苍茫洒脱、墨迹淋漓的一路，更有大面积色墨结合，现代审美情趣十足的路数，这也是他对指画技法反复揣摩创新和现代艺术元素融合的结果。从而为传统的指画带来了一缕新鲜的气息。

      近年来，朱琳的花鸟画先后应邀参加过全国第五到十四届花鸟画展，全国第五到十二届手指画大展，并多次在国家、省市级展览中获奖，荣获“中国当代百杰画家”称号，并担任中国手指画研究会八届常务理事、河北国画院院长等职务。

      谈到今后的研究方向，朱琳说：“我以为花鸟画简为至难，好的书法与画面的和谐性都属于重要的课题。我将倾我心智，不遗余力继续探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