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书画为何以尺买卖
刘 工
刘 工
不知从何时起，只要是想买卖中国书画的人，首先问和答的都是多少钱一“尺”？如同买布卖布一样，默然！
中国书画以尺论价的买卖究竟始于何年，恐怕已无从考证。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法、孙尚子、阎立本、吴道子，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二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且举俗谙悉者”。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也曾列出收费的标准：“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是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子所好也”。
民国时期。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冯超然、陶冷月等一大批职业书画家都为自己制订按尺讲价的润格费。何为润格？就是旧时文人为他人作诗、作画、写字等所订的价格。其润格费的高低，如同现今“品牌”效应，名气越大者润格费越高。由此可见，中国书画按画面大小来论价的历史渊源流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十分尊重文化名流，对老一辈书画家也是按尺论价予以“统购统销”。并将一批又一批书画家、艺人等文化名流转为国家干部，成为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文化官员。由此形成了新中国书画以尺买卖的“市场”规则。
现今，随着中国书画艺术市场的开放，收藏、拍卖与画廊的兴起，自由职业书画家的出现，中国书画艺术市场正逐步向按尺论价、按质讲价和按境评价的鼎足时代。笔者拙见：其一，按尺论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其二，按质讲价有助于激励中国书画艺术家进入市场交流。其三，按境评价蕴藏着中国书画艺术精神价值的提升。
其一，按尺论价对广大中国书画投资者来说，是对预期升值可能性的投资，这如同散户炒股看的是大气候一样，与机构资本运作无关。其实，中国书画艺术作品不能按标准化来评定，艺术家毕竟不是标准化的产业工人。艺术家需要生活历练的成长过程，一般地讲按尺论价投资中国书画需要很长的回报时间，而且对艺术家的未来成长难以把握，毕竟成大器的只是凤毛麟角。通常的按尺论价仅仅是市场的需要，也是众多买书画的人对“书画”作品用途的需要，直白地说：中国书画市场需要的是价廉物美的儒雅商品。但可悲的是，按尺论价或多或少的造成了一些书画家不出精品，一味追求“尺”，以求多卖几两碎银。因而，小品大写，小画大作的“手法”把中国书画艺术简化成了纯粹商品化的儒雅礼品。既然中国书画既进入商品市场流通，就不可避免儒雅腐败。因为，中国书画艺术首先定位的是名人书画，而做名人的前提是做官，综观中国历代书画名家多为官。因此，儒雅腐败的官本位流毒在书画界十分严重，尤其是书法界更是泛滥成灾。投资者，慎之！
其二，按质讲价，这需要投资者的眼界。“质”无非是内在性，它与量相对。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没有无量之质，也没有无质之量，二者是相互规定的。真正有眼力的收藏家，他们一般不会注重作品的大小，而是看作品的构思、立意、神韵、笔墨功力是否发挥得好。其实，大作品不一定难作，小作品不一定好作。大作品需要书画家具备出色的构图、笔墨驾驭能力和心性的豁达，而小作品需要作出大气象、深邃的精神气，则更难，它需要书画家高深的笔墨功力和学识修养。例如：齐白石一生作品浩瀚，存世有万件以上，其精心之作《苍蝇图》，整个画面只有一张名片大小的苍蝇，但这只苍蝇画得栩栩如生，齐白石还在图中记述了画蝇的趣事。这件作品在1997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竟以19.8万成交，如按尺论价，这恐怕是齐白石最贵的一张画了。
其三，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标准。所谓“境”，是指人的精神所达到的万物归一的无我之境。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李可染以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名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万山红遍》，无论在用墨、用色，还是用印、用纸均十分精到，该幅作品不到四尺，当时香港估价约300元，而在2000年荣宝斋拍卖会上以501.6万元成交，如按尺来论价，每尺价格高达百万元以上，而李可染的其它大幅或巨幅作品都难以企及。
诚然，每一个成功的中国书画家都走过以尺叫价的过程，这是未成名之前的生存之路，否则，他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啦。让今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艺术境界，需要生活的积淀，也要基本生活的基点。只见物不见人，只画物不画我，只画死不画生，只为官不为境，以各自本位的思考和官风代替艺术的思考，这都是当今中国书画领域的通病。
中国书画以尺论价的买卖究竟始于何年，恐怕已无从考证。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法、孙尚子、阎立本、吴道子，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二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且举俗谙悉者”。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也曾列出收费的标准：“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是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子所好也”。
民国时期。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冯超然、陶冷月等一大批职业书画家都为自己制订按尺讲价的润格费。何为润格？就是旧时文人为他人作诗、作画、写字等所订的价格。其润格费的高低，如同现今“品牌”效应，名气越大者润格费越高。由此可见，中国书画按画面大小来论价的历史渊源流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十分尊重文化名流，对老一辈书画家也是按尺论价予以“统购统销”。并将一批又一批书画家、艺人等文化名流转为国家干部，成为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文化官员。由此形成了新中国书画以尺买卖的“市场”规则。
现今，随着中国书画艺术市场的开放，收藏、拍卖与画廊的兴起，自由职业书画家的出现，中国书画艺术市场正逐步向按尺论价、按质讲价和按境评价的鼎足时代。笔者拙见：其一，按尺论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其二，按质讲价有助于激励中国书画艺术家进入市场交流。其三，按境评价蕴藏着中国书画艺术精神价值的提升。
其一，按尺论价对广大中国书画投资者来说，是对预期升值可能性的投资，这如同散户炒股看的是大气候一样，与机构资本运作无关。其实，中国书画艺术作品不能按标准化来评定，艺术家毕竟不是标准化的产业工人。艺术家需要生活历练的成长过程，一般地讲按尺论价投资中国书画需要很长的回报时间，而且对艺术家的未来成长难以把握，毕竟成大器的只是凤毛麟角。通常的按尺论价仅仅是市场的需要，也是众多买书画的人对“书画”作品用途的需要，直白地说：中国书画市场需要的是价廉物美的儒雅商品。但可悲的是，按尺论价或多或少的造成了一些书画家不出精品，一味追求“尺”，以求多卖几两碎银。因而，小品大写，小画大作的“手法”把中国书画艺术简化成了纯粹商品化的儒雅礼品。既然中国书画既进入商品市场流通，就不可避免儒雅腐败。因为，中国书画艺术首先定位的是名人书画，而做名人的前提是做官，综观中国历代书画名家多为官。因此，儒雅腐败的官本位流毒在书画界十分严重，尤其是书法界更是泛滥成灾。投资者，慎之！
其二，按质讲价，这需要投资者的眼界。“质”无非是内在性，它与量相对。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没有无量之质，也没有无质之量，二者是相互规定的。真正有眼力的收藏家，他们一般不会注重作品的大小，而是看作品的构思、立意、神韵、笔墨功力是否发挥得好。其实，大作品不一定难作，小作品不一定好作。大作品需要书画家具备出色的构图、笔墨驾驭能力和心性的豁达，而小作品需要作出大气象、深邃的精神气，则更难，它需要书画家高深的笔墨功力和学识修养。例如：齐白石一生作品浩瀚，存世有万件以上，其精心之作《苍蝇图》，整个画面只有一张名片大小的苍蝇，但这只苍蝇画得栩栩如生，齐白石还在图中记述了画蝇的趣事。这件作品在1997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竟以19.8万成交，如按尺论价，这恐怕是齐白石最贵的一张画了。
其三，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标准。所谓“境”，是指人的精神所达到的万物归一的无我之境。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李可染以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名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万山红遍》，无论在用墨、用色，还是用印、用纸均十分精到，该幅作品不到四尺，当时香港估价约300元，而在2000年荣宝斋拍卖会上以501.6万元成交，如按尺来论价，每尺价格高达百万元以上，而李可染的其它大幅或巨幅作品都难以企及。
诚然，每一个成功的中国书画家都走过以尺叫价的过程，这是未成名之前的生存之路，否则，他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啦。让今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艺术境界，需要生活的积淀，也要基本生活的基点。只见物不见人，只画物不画我，只画死不画生，只为官不为境，以各自本位的思考和官风代替艺术的思考，这都是当今中国书画领域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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