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创作理论的探索和突破是书法获得发展的根本性标志。特别是在作为观念艺术的当代艺术,思维理论更是一种最为活跃的创作创新发展的动力。传统书法理论多为滞后于创作的总结概括并反馈于创作,近现代以来,书法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为书家对书法的自觉探索追求和理论先行的特点。如清代碑学的兴起导致了北碑等民间书法于近现代的复兴;民国于右任倡导探索标准草书,从而有标准草书一派的产生发展。建国后书法的发展总体上也体现了理论先行的特征。
建国初期,文艺界推行"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与能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主题的写实主义相对应,书法艺术的复苏表现为注重笔法的晋唐古典主义蔚成风气。无论是上海的沈尹默、潘伯鹰、邓散木、白蕉,还是北京的郑诵先等,其书论著述的中心都是用笔、结字的阐述。其出发点虽更多地是出于普及教育性质,但以沈尹默著《二王书法管窥》、潘伯鹰著《试论欧书》、《褚书何以能继右军》、《颜真卿书法简论》、郭风惠著《颜字的特点和它的书写方法》、郑诵先著《怎样学习柳公权的书法》、朱建新著《孙过庭书谱笺证》、甄予著《谈孙过庭书法理论艺术》等,从总体上反映的是一个相对于清代、民国碑学独尊的以晋唐古典书法研究和复兴为特征的"新"书学创作时代风潮的兴起。其中沈尹默对"内""外拓"笔法及其关系和甄予关于"执、使、转""平正、险绝、平正"等的探讨都具有很强的创作理论学术性和创作实践指导意义。如果说以古为新的创作方法和思潮是"新古典主义"的话,那么,这种主义在建国初即已滥觞。郑诵先《各种书体源流浅说》、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启功《古代字体论稿》、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等,从更广远的史学层面提供了创作创新依据。另外,宗白华对书法美学的探讨,陆维钊"所谓美术的书法"书法教育观念的提出都为书法创作理论的进一步探索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一切都尚未展开,文化艺术的灾难"十年浩劫"来临,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探索遭到阻滞。其再一次的探索展开要到"文革"后"改革开放"文艺全面复兴发展的新时期。
有趣的是,新时期书法复兴发展的第一声号角是由1977年上海《书法》专业杂志的创刊吹响的。1979年《书法研究》、《中国书画》,1981年《书法丛刊》,1982年《中国书法》、《书与画》,1983年《书法报》、《书法导报》,1985年《青少年书法报》,1986年《中国书画报》等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创刊,这不仅满足了书法"十年浩劫"压抑后的暴发---迅猛全面复兴发展的需要,织构了兹后新时期书法在现代信息媒介交流体格上更为社会化的现代文化艺术特征,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展示交流的渠道,而且为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创新探索提供了阵地,奠定了当代书法的发展必然主要地表现为首先是在理论观念的争鸣探索交流碰撞中进行。而上海书画出版社等出版的《历代书论文选》、《当代书法论文选》等,《中国书学丛书》、《书家史料丛书》、《书法知识丛书》、《书法理论丛书》为书法理论研究的开展和书法创作创新发展的探索提供和创造了丰富的资料和条件。
以复兴为特征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书法创作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首先表现为对技法的讨论。《书法》、《书法报》先后就"书法基本功"、"笔笔中锋"、"赵孟‘用笔千古不易’"等传统观念进行了辩驳质疑,论辩结果使人们不再把"基本功"机械地理解为把楷书写好,而是从用笔、用墨等基本技能更广义的层面理解;"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并非金科玉律,用笔不但应有多种,而且会随时代发展而发展。这种技法讨论完全不同于建国初对传统书法技法理论的肯定性挖掘和现代阐释,而是一种开放的批判性辩析。值得一提的是,邱振中《关于笔法的演变》运用现代物理运动、空间几何学方法分析传统的书法用笔,不仅新颖严密科学,为书法现代研究开拓了一种新途径和典范,而且,对书法用笔结字可能具有的发展做出了较为科学的揭示。
与技法讨论相并行,80年代初有关书法创作理论发展的另一思辩探索是由刘纲纪出版《书法美学简论》引起的书法美学大讨论。刘的书法美学观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建国以来照搬苏联反映论美学于书法的反映表现。在改革开放大量引进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的新时期,依然以机械的反映论来阐释书法之美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以姜澄清、陈振濂等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家对其展开了质疑、辩驳。同时书法审美的抽象说、符号说、意象说、表现艺术说等新学说纷纷提出,虽讨论的结果仍众说纷纭(其后又不断有写意的哲学艺术、象征型艺术及近年的本体论、实验美学学说的提出),但书法是视觉艺术,书法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字的文学辞义或者说书法的内容更主要地不是文字的文学性,书法的艺术性主要是其笔墨线条的形式和这种形式所表达的内含大体形成共识。这些书法观念的突破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书法创作理论观念的探索发展。"形式至上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的,书法创作不再是力求以精谨熟练和尽可能有自己风格的晋唐笔墨线条去表现一首新诗新词或某一社会主题的文学辞语,而是力求在书体笔墨语言上的独立一格。于是,很久以来不为人问津的章草、残碑断碣、残纸、竹简、帛书、敦煌遗经等穷乡僻壤粗头乱服民间书法一时热起,形成了与建国以来截然不同的创作风貌。这其中自然有当代民主精神高扬与民间书法相契合及书法文物发掘时代遗赠的因素在,但书法创作对形式出新效果的追求则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依据。另外从纯化书法的笔墨线条表现性理论逻辑出发,以日本前卫书法做参照,自80年代中叶诞生了以弱化或抛弃书法文字可读性现代派书法创作探索,虽然这一创作流派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外来文化冲击机缘,但上述书法审美观念的改变,其可能带来的突出笔墨线条的分支创作理论及实践的产生发展的必然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80年代最末一年的1989年,不仅是政治上建国40周年和缘于"六四风波"的回顾与展望年,也是共和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回顾展望年。是年不仅举办了"第四届全国书法展",而且举办了"第三届全国书学研讨会",会议共审选50余篇论文参加研讨,其中关于建国40年回顾文章5篇,关于当代书法创作文章22篇。《中国书法》、《书法报》、《书法研究》等报刊亦相继发表了《拓宽书法创作领域,提高书法创作水平座谈会纪要》、《什么是书法创作领域》、《书法的超前意识与盲目引进》、《关于现代派书法》、《书初无意于佳--书法创作心理研究》等辩论文章。这些都表明,新时期书法已开始由群众基础性普及的全面复兴向更为理性自觉的深化转折发展。
1990年以后《中国书法》、《书法报》等又相继刊发了《中国书法的历史走向不能迷惘》、《现代书法研究》、《关于书法发展的思考》等关于书法创作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借鉴现代西方文化、如何进行创新的讨论辩析文论,讨论的结果不是形成了统一意见,而是创作创新的思路更加开阔,各种创作思想观念更加丰富多样,且逐渐各成自己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以理论口号旗帜为指导的具有现代特征意义的诸流派。
1991年,周俊杰、李强撰写了以重在复兴魏晋以前即三代两汉古典时期民间原始书法及其精神为宗旨的《书法新古典主义》,这是清代碑学本质意义上对民间书法弘扬的合理继续和发展,是对80年代以通过挖掘民间书法、充分利用时代书法文物发掘遗赠创作创新实践的更高层次系统化理论总结和进一步发展的号角。
1992年以重在研究宣传交流现代派书法的《现代书法》杂志创刊,这标志着现代派书法理论探索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93年与举办"中国书法主义展"的同时,洛齐、徐恩存分别撰写发表了《书法主义宣言》、《书法主义与当代文化》,其在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方面又引进了"后现代主义"观念,"书法主义努力在形态上与过去拉开距离,以证明他们与传统领域各自所站立的方位不同,但各自都是在对同一文化进行不同的认识和不断地扩大深化。"现代派书法其流派的独特性不仅进一步突现,而且其理论体系更为完善,其活动发展更为自信从容。
1994年,陈振濂在多年从事书法教学和书法学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学院派创作宣言》,并于《书法报》组织展开大讨论。自此宣告,以学科化、正规化理论研究和教育为基础的学院派的诞生。学院派可谓是最具理论探索先行特征且理论体系最为系统严密的当代书法派流,其理论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陈振濂著《大学书法创作教程》中,其从书法创作的观念的清理、创作意识的剖析入手,论证阐述了学院派"技术品位"、"形式基点"、"主题要求"的以"主题型创作"超越传统"书写型创作"的创作模式。1998年学院派赴京举办了展览,社会反响效果褒贬不一。学院派的"主题型创作"是否即代表着书法的未来也许是值得商榷的,但其对书法创作观念的清理以及对开拓书法表现形式多样化方面的意义是可以肯定的。
针对于"新古典主义"重点取法魏晋以前的民间书法、现代派热衷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火种、学院派过分对形式的强调和企图兼取古典与现代派之长,以弘扬魏晋之后典雅书法精华的文人书法及其精神的"新文人书法"自然而生。1989年《中国书法》载陈炜湛《书家与学者》提倡书家学者化可以看作是其先导,后有沈鹏等学者书家的多次提倡,刘正成在研究传统文人书法基础上于1996年撰写了《书法的体与用》,提出了"以文人书法体,以民间书法为用;以中国书法为体,以西方文艺为用"的观点,1997年《中国书画报》刊载拙稿《当代书法流派批评》,明确提出了"新文人书法"概念并予专节论述。今年以来《书法导报》又发表了《新文人篆刻宣言》、《新文人艺术的觉醒》等文论,形成了一种方兴未艾之势。
除上述具有明显流派特征的书法创作理论探讨外,尚有金鉴才《艺术的觉醒与基础的危机》、《书法本体主义》注重失落技法复兴的创作理论探索和《中国书画报》刊发的《书法笔墨语言修辞创作刍议》以书法笔墨语言为本体的创作研究。
总之,建国50年来的书法理论探索,经由对传统技法创作理论的挖掘认知阐释到对其的反思批判,再由用现代科学方法对3000年书法艺术的研究和不同程度地借鉴西方艺术进行创新探索等,创造了当代思想深刻流派纷呈且各成体系的丰厚书法创作理论成果。当代书法创作理论发展之快、成果之多是中国书法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比拟的,可以预见,在更加信息化的新世纪,共和国书法的发展将更加有赖于敏锐的书法创作理论的探索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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