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赏析] 我把我的第一部书，献给高山

2012 年 7 月 9 日，严冬冬（右）与周鹏（左）登顶了这座位于西天山深处的 5861 峰。这是自由之魂组合登顶的最后一座雪山。周鹏将它非官方地命名为“严冬冬峰”。（摄影：李爽）

爬山、徒步、露营……近几年兴起的户外活动风潮，驱使许多都市人在忙碌之余走出办公室，结识新伙伴，领略山川之美。实际上，在中国早已经有一群人，不满足于偶然的“放风”，将自己的生活尽数交给高山，选择攀登鲜有人涉足的山峰，行进在从未被探索过的路线上。他们被称为自由攀登者，是一群以攀登为人生志业、怀抱着朴素的理想和强大的自由意志、行走在悬崖边缘的人。

宋明蔚的新书《比山更高》，以扎实厚重的笔触，记录这群中国自由攀登者在高山上跨越生存和死亡的故事，已经深深感动了最早的一批读者。作者以海量的素材和文献资料为基础，从不同个体的生命轨迹中透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不仅刻画了一组鲜活的登山者群像，更书写了一部关于理想主义者在悬崖边追寻自由和自我的、壮丽而真实的登山史诗。

今天单读分享宋明蔚的新书创作谈，和与新书相关的更多问答，从书写源起到写作过程的困难，由作者与自由登山的关系谈到书本完成的意义。如宋明蔚所说，从 20 岁起，“高山”就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高山塑造了宋明蔚，而他也将自己的第一部书献给了高山。

自述：我把我的第一部书，献给高山

撰文：宋明蔚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听说这个消息，我的第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比山更高》由单读出版了。

早已说不清这一切的起点：是三年前的那个夏天在北京岩时攀岩馆采访康华老师，作为这漫长写作项目的开端？还是六年前秋天在四川雀儿山脚下邂逅李宗利老师，从而有了书中第一个自由攀登者的采访？抑或是，十二年前的那个夏日午后，宿舍电脑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山难，湮没了这十多年来极少吐露的一段往事？无论如何，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的视角在书中并不重要。与我要处理的千万字海量素材相比，我的所思所想太不重要了。与书中这些人物的一生相比，我的故事太微不足道了。与我面前崇高的山峰相比，我的身躯太过渺小了。或许这种观念也塑造了我对那种传统大部头非虚构作品的向往：贴近人物的第三人称视角、小说般的叙事风格、激情平复后的冷静笔触、排山倒海的情节与思想、书末数量惊人却丝毫不影响阅读体验的信源注释、用字里行间的信息密度来描绘时代的图景、以全景式的广阔来串联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更重要的是，以勇往无前的决绝，完成一场书里书外的互文式生命体验。“也许只有这样，才配得上书中这些人物的品格，才配得上这些故事吧。”我时常这么说。

或许不该由作者本人来评判这本书是否同时实现了在“山岳”与“文学”这两个领域的抱负，但我真的尝试去做了。很幸运在精力最充沛的年纪，有机会去完成这件我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题材只能由我来写。事实上，只有当我接触到那些尘封十余年的隐秘资料，发觉受访者内心埋藏多年的复杂情绪，并偶遇无数个为我而敞开的文学性瞬间时，我才真正体悟到那种独属于我的神圣使命感。（以至于快要完成初稿的那段时期，每次坐飞机前我都会把 word 文件备份到文件传输助手里，生怕万一飞机失事这些文字也一并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不这样呢？从 20 岁起，“高山”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山上的人物、发生在山上的故事乃至高山本身，都塑造了我成年以后的世界观。高山曾经（极有可能未来也会）影响了我的朋友圈、我的职业路径、我的阅读习惯、我的穿衣风格、我的思考原点，就好像书中的某个人——不，是所有人——一样。

所以，我把我的第一部书献给高山。虽然 40 多万字的正文里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我”的身影，但这是他们的一生，又何尝不是我的故事。请尽情阅读我吧。

80 多座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雪山隐匿在云雾间。群山之中，唯有这座 6000 多米的四姑娘山主峰破云而出。如果不是登山者在这片山脉里留下的传奇故事，它只是一座缄默无言的山体。（摄影：温钧浩）

我要描述的，是一片辽阔而博大的大陆

采访：单读编辑部

单读是从什么时候起心动念想写这样一本书？

宋明蔚现在回想，一切应该始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下午 3 点半，也就是书中第一部分结尾，那场改变许多人生命轨迹的山难。我当时在上大二，那天下午我呆坐在宿舍的电脑前，无能为力地望着那条突如其来的噩耗在微博上扩散。这场事故在许多人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纪念形式，只不过在我这里恰好以文字的形式开花结果。

单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自由登山这项运动，并进入这个群体的？

宋明蔚书中一位主要人物生前时常念叨一句诗：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这片大陆的一部分、整体的一部分。如果将国内为数不多的自由攀登者视作一个紧密的共同体，那么只要有一位登山者发生意外，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那种紧迫、压抑、无奈甚至愤怒的情绪。

从大学期间组织登山队攀登雪山，到刚刚提到那场改变许多人的山难，再到现在，我始终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虽然是技术最平庸的一个。事实上，在那场山难之后的 12 年中，类似的事故和意外反反复复地发生，我的角色也逐渐有所转变。我从许多事故的外围旁观者，转变成为行业内的媒体从业者，这一身份带给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我必须要努力进入到每一起事件的内部、甚至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洞察他们每一次的心灵转变，再将这一切记录下来。

之前的记录大多是以人物特写或深度报道的形式，在决心要创作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之后，我索性抛开媒体写作的框架，转换了思路：不再以户外媒体从业者的身份来写作，努力跳脱出圈层视角，作为一名为公共而写作的非虚构作者来重新打量这个故事。简单来说，这一次，我并不想仅仅记录登山群体，而是记录这些活跃在不同时代、通过登山来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主义者，我想通过他们的生命轨迹来透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2005 年，马一桦（左）与曾山联手创立的“刃脊登山队”攻克了数座未登峰、开辟了十余条新路线，开创了中国自由攀登的黄金时代。

单读能否简单回忆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宋明蔚刚刚提到这本书的精神原点是 2012 年的夏天，真正开始第一个采访，是在 2018 年 10 月。当时我刚速攀完雀儿山，完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小纪录，还有点骄傲。那天上午，我在下山的路上狂奔，快跑到大本营的时候，遇到了两名登山者一前一后地走在小径上。一问才知道，走在前面那位就是一周后登顶贡嘎山主峰、打破国人 61 年无人登顶纪录的李宗利老师，我跟这位著名的登山者约了在成都采访，两周后，刚从贡嘎山下来、脸颊上还带着紫外线晒伤的李宗利成为我采访的第一个自由攀登者，而来到小区门口接我去李宗利办公室的实习生阿楚，若干年后成了这本书里压轴出场的新生代攀登者。

在那之后，我在工作中又采访了几十名性格迥异的自由攀登者，并且努力还原了多位葬身于大山的年轻攀登者的一生。这一选题做多了后，也开始习惯于回溯他人的生命历程，在历史中打捞往事。直到某个时间点，我发现我当时对于高海拔登山的狂热，不断推动着我去捕捉这些登山者们跃动的心灵，我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也远超出了其他题材。

我发现，他们心灵的高贵之处——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拥有完美的人格或高尚的品质——可能正是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东西。比如为了一个朴素的理想，而行走在悬崖边缘，比如他们强大的自由意志与冒险心灵，比如反抗主流、快乐至上的嬉皮士精神，比如为了一种理念甘愿过上纯粹简朴的生活，哪怕这是一种世俗意义上失败的生活。渐渐地，我意识到将中国自由攀登者在山上跨越生存和死亡的故事、一个个理想主义者之死的故事全部联结起来，可能是中国大地上非常壮丽、动人的一部史诗。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真实的。

由于登山社区的相对封闭和阿式攀登运动（注：阿尔卑斯式攀登，指以两三人规模的小团队，轻装快速地攀登，开辟从未被探索过的路线，乃至从未被人类触及过的山峰）的高门槛，这些故事历来隐秘得只有圈内人才知晓，而且人们知道的大多只是最后的结局。许多鲜活的细节、动人的瞬间与宿命般的人生都淹没在了只言片语的新闻报道与记忆碎片中。但只要稍微走入其中，哪怕是一名对新闻不够敏感的实习记者，也能从中窥见这些故事背后的深远意义，从而为这些故事被埋没感到惋惜。

2021 年初，我终于下定决心，要以更厚重、严肃的形式把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它一定得是一部完整的长篇，而不是一篇篇短篇的集结，否则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感与微妙的关系都会被消解掉。我明白特稿界流传的“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人的悲伤”，但这一次我不想再像职务作品那样聚焦在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我想刻画出不同时代的一组组群像，从而映射出各自时代的广阔图景，而不同时代的群像之精神传承和文化流变，共同组成这个群体复杂却永恒的面貌。如果说“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这片大陆的一部分”，那么我要描述的正是这片辽阔而博大的大陆。

要完成这样一个颇具使命感的写作项目，我必须要全身心投入进去。我要站在书中每一位人物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感受他们曾经的左右不定、犹疑彷徨，思考他们因何而焦虑、因何而兴奋。每每想通一些事情后，我都能带着全新的视角重走他们短暂的人生轨迹，那些曾看起来扑朔迷离的事实和行动也突然变得充满了意义。

我知道这是在我最精力充沛、锐不可当的 30 岁，最应该去放手做的事情，无论是体力上，还是脑力上。更何况，这是一件我喜欢、我擅长的事情，同时也是和我最近十年的人生发生紧密关联的事情。我没有理由不去做。

2006 年 5 月，马一桦正在攀登四川阿坝州大黄峰。曾山认为这是他在刃脊探险时期最艰难的一次攀登。大黄峰的首登也是中国民间登山早期最有分量的一次阿式攀登成就。（摄影：曾山）

按照我以往的经验，对于这个写作项目的时间规划、资料搜集、寻找采访对象等环节的分配，很快就能够排布出来，只是这次是以数倍的体量去执行。回看这一切的原点，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似乎我这几年的攀登、阅读、工作都是为了回应这一件事一样。2012 年 7 月那天下午，我对着电脑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而在 2021 年 3 月的一天下午，我的嘴巴才终于合上了。这次我没有呆坐在电脑前，而是走出家门，和其他有野心的非虚构作家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寻找采访对象。无论春夏秋冬、疫情围困，无论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还是在空气稀薄的山巅，无论使用英语、日语，还是藏语，只要能实现最佳的采访效果，我都会一往无前、永不知足。

单读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宋明蔚最困难的部分也许是寻找特定的采访对象。大部分采访对象在得知我的写作项目后都很兴奋，也愿意打开自己，让我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且愿意实名，为自己陈述的事实负责。其中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袒露出内心积郁许久的情绪。这样一部记录自由攀登者悲情与荣耀的作品，许多登山界的老炮其实都已经等待许多年了。只是，一开始我还没意识到这部作品的紧迫性。

进入到采访环节后，我发现我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有时候保存在登山幸存者脑海中的记忆已经渐渐消散，趁着这些细节沉入海底之前，我必须及时打捞出来，当然后期也免不了一番交叉印证；还有一些核心采访对象处于失联的状态，比如第二部分的主要人物马一桦。我寻找了他半年，说是“魂牵梦绕”都不为过。我还记得在 2021 年秋天，加到他微信之前，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做梦。有一天我梦见我来到昆明翠湖边，逛到一家报刊亭，报刊亭老板说他恰好认识我要找的人，刚要把联系方式给我，梦就醒了。我醒来一阵悔恨，再多给我 3 秒，就能要到他的微信了——虽然这只是痴人说梦罢了。

写作过程的困难，相对来说都不算是真正的困难了。前两部分的 18 万字在两个月内一气呵成，略有坎坷的是第三部分的前半部分。我所要捕捉的人物与事件大多位于生活、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夹缝中，既有历史与时代的厚重感，也要有足够鲜活的一手素材支撑我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这需要大量的采访和资料查阅，才能将我积攒的信息编织得足够丝滑，逻辑链衔接得足够严密，叙事线完善得足够流畅。我的采访对象越多，我对时代环境、人物处境的理解相对越精确。

然而第三部分那个时代的主要人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只能中断写作节奏，临时挖掘采访对象，厚着脸皮让熟悉的前辈从他们的通讯录中翻出 20 年不联系的老友——如果对方还在世的话。这样临时补了十多个采访之后，第三部分的开头才能勉强开出来。

单读完成这本书，对你意味着什么？

宋明蔚于我而言，其实没有多么宏大的意义，只有一些微小的快乐。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很满足。生活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明明卡里没什么钱，内心偏有种充盈而实在的感觉。我还变得格外看重做一件事的纯粹性与体验感。我相信这是这些人物带给我的影响，正如书中那句话，“如果一名志存高远的登山者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登山理想，这就是他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与最好回报了。这种回报要超过甚至远超过这一成就所带来的名与利”。

能用自己的写作风格把这些人记录下来，并且顺利出版，我就已经很知足了。只要这些故事被印在纸张上，关于这些人的记忆就不会那么轻易消散掉。就好像书中的自由攀登者完成了一座未登峰的首登，在攀登过程中感受到了短暂的快乐，这快乐的最大值也许在登顶前就已经结束了。下山后，他们往往会带着肌肉的酸胀与内心的丰沛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同时伺机寻找着下一座山峰。我还在寻找着我的下一座山峰。

2023 年夏天，何川与孙斌来到喀喇昆仑山的川口塔峰地区，沿着“永恒的火焰”路线，登顶了其中的无名塔峰。在攀登过程中，何川随身带着那张王茁与伍鹏的合影。二十年前的一个夏天，何川正是在王茁的带领下第一次尝试传统攀，并在伍鹏创立的“盗版岩与酒”论坛迷上了川口塔峰。（摄影：Rocker）

单读你对这本书的读者有什么期待吗？

宋明蔚对于读者来说，单纯地享受故事层面的愉悦就够了。当然这愉悦是种复合的感觉，它有时是激烈的，有时也是舒缓的、欢乐的、惆怅的、迷茫的、坚定的、骄傲的。如果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或是得到了什么启示，那大概率不是从我想表达的东西中获得的，而是读者各自人生阅历的映照。这种心灵上的映射也许以后会改变一些什么——就像我当年一样——不过那就是他们的人生了。

单读你觉得自由攀登者这个群体的数量近年有增加吗？大众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度是否有提高？

宋明蔚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中国民间的登山爱好者数量激增。大部分体验者在浅尝之后就离开了这项运动，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真正痴迷于山野，严肃地精进技艺，并从中感受到了自由与快乐。这一小部分人中的更一小部分，会开始尝试阿式攀登，在高山上实践自己的攀登理想。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孤独的险径。如果他们在初期缓慢的学习曲线中，幸运地渡过了与这曲线极不相称的风险系数，或许才刚刚真正开始理解登山的深刻本质，然而后面的路只会更加艰险。看清并接受这个现实，并且坚定地迈出下一步，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从这点而言，在飞速增长的登山群体基数中，自由攀登者的绝对数量虽有所增加，但相对数量却减少了。

要知道，城市生活从不是走入荒野的对立面。虽然我写下了中国自由攀登者的故事，也许一部分读者还从中朦胧地感受到了高山的美妙，但这本书中的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城市之中。事实上，我也从不会在公开场合呼吁、引导任何读者参与登山运动。真正的攀登不是奥林匹克运动，远非数字和高度所能涵盖。如果有读者碰巧被大山感召，走进群山，但愿不是因为看了这本书，受到书中人物的激励。我相信真实世界中的高山自有其魅力，而这魅力的另一面又是致命的。攀登是成年人自己的选择。任何怂恿别人去攀登的人，都无法预见或承担这种不可控的风险。我希望初入群山的爱好者能明白攀登的本质是危险的，之后再带着这种敬畏的心态做出自己的选择。但不幸的是，大多数时候，这种深刻体会往往等到事故发生后才能真正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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