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鲁迅笔下有一个人物很特殊，被他三番五次骂，骂的体无完肤，他对这个人物极尽刻薄讽刺之能事，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很让我们崇尚。在我们印象中，能被鲁迅骂的那么狠，这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今天来介绍近代的一位文学大家，他就是曾经担任北大校长的胡适。
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我们不谈这些，我们谈的是他与朋友之间的情谊，他对陈独秀的仁至义尽，他对周作人的鼎力相助。
因为对朋友的宽容博爱，为他赢得“好人胡适”的美誉。让我们探寻一下胡适这个道德的宝藏。
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困难，在老朋友陈独秀遇牢狱之灾时，他不因政见不同见弃，反而倾力相救。在周作人做汉奸之前，他是殚精竭虑地劝说，之后又为其尽力开脱。
胡适与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曾是亲密的战友。1916年当陈独秀经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时，胡适远在美国，但他们的思想不谋而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刊登在《新青年》上，吹起了白话文革命的号角。
1917年，陈独秀来到北大，胡回国后也到北大任教，二人协力齐心，推动新文化运动，同时成为这次启蒙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五四运动后，两人分道扬镳，陈独秀日趋激进，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之路，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胡适则坚持科学、民主，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言人。
胡、陈分手后，陈领导的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北伐，取得一系列胜利，但在1927年两党分裂，共产党遭到血腥镇压。而在此过程中，最惨的莫过陈独秀，不仅两个爱子延年、乔年惨遭杀害，自己也被当成失败的替罪羊，被开除出党。
此时的陈独秀，众叛亲亡，形影孤零，过着流亡生活。1932年，陈独秀被逮捕，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内定由军事法庭审判他，并处以死刑。陈也抱定必死之心，他给人题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墨迹，但求速死。
这时，正是胡适，鼓动起北大教授，对陈独秀采取了营救活动，通过各种关系，四处活动，由胡的好友罗文干（时任司法部部长）斡旋，在蒋介石首肯下，将陈转到刑事法院，以判刑保全生命。这不是胡第一次救陈，1919年陈被北洋政府拘捕，也是胡适出头营救。
那时，他们是战友，这次两人在思想上已是敌手，而陈已如无人答理的丧家犬，胡的援手，无异雪中送炭，难能可贵。陈在狱中，亲笔给胡适写信，表示了感谢。
要知道陈独秀一生孤傲，不管在多潦倒时，高官权贵以可怜心态送他金钱厚礼，他一概拒绝。而在给胡的信中，可看出他对胡的友情和信任。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得以提前出狱。他出狱后，即住在胡适最好的朋友傅斯年家中。在南京、武汉失陷后，陈流落到重庆不远的江津县农村，生活窘迫。
1938年初，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一直关心着陈的命运，他的朋友几次写信告诉有关陈的贫病状况，甚至商量由他想办法让陈赴美，但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显然爱莫能助了。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小镇于贫困中死去。
不管胡、陈在思想上有多大分歧，胡适始终把陈当做朋友对待，对朋友的遭遇耿耿于怀。
困境中才能看到真正的朋友，才能见到真正的博爱、慈悲、仁义。胡适在陈身陷牢狱，孤立无助，伸出援手。这些才是大的人性，大的道德。
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顶级人物，他们都值得尊重，都是大师。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多政治色彩，如鲁迅，一度被推上神坛，虽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只言片语，就能致人死地。
胡适在大陆曾被骂，但在海峡那边，可也是一尊巨神。老蒋亲笔挽联云：“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而周作人更不必多说，一个“汉奸”的帽子，足以压他半死。
抛开他们身上的政治色彩，我们只来聊聊从他们一生的交情、恩怨。
胡适回国后，与鲁迅和周作人在北大相识交往并成为朋友。
在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很有共同语言，特别是关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
有时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有时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胡像个帅，鲁像个将，而周作人自嘲，敲敲边鼓。三人关系不错，但不知因背景不同还是别的，鲁迅对胡适，从头就怀有戒心。
胡适对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欢，他一生可能说得最多的赞扬的话就是对周家兄弟。
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
可他对周家兄弟只落得个一往情深，1926年胡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的绝交。
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是很小的摩擦，没什么可结仇的事。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当时徐志摩正主编该报副刊，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胡作为大家的朋友，出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劝双方停打此无意义笔仗。没想到，周家兄弟从此与胡绝交。
鲁迅此后再没和胡适来往。周作人则于1929年主动与胡和好。
胡适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对周家兄第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
“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和周作人在疏远了三年多，至此完全和好。
过后不久，在周作人的嘱托下，胡帮助他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找到工作。
鲁迅不仅没与胡适和好，从30年代初，开始不时在文章中挖苦胡适，极尽刻薄之能事。
此后，鲁迅在多篇文章中，骂了胡适，而且，鲁迅从未正面对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地位和作用，进行过肯定。反之，对于鲁迅，胡适始终保持着好意，有机会的时候，总要为鲁迅说几句公道话。
1936年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当时的鲁迅骂胡适尽人皆知，而胡适在回信中则尽力为鲁迅辩护。
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对鲁迅的谩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鲁死后，他也从没发过恶声。
鲁迅死后，胡适一直和周作人保持友好关系。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带领北大师生南下，周留在北京。1938年，胡出任驻美大使途中，听到周作人欲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大出任校职，给周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苦苦劝说他不要趟日本人的水。但周作人不仅没听，反担任了北平伪政府的教育总督办和文化委员会主任等伪职，沦为汉奸。
抗战胜利后，胡回到北大再次出任校长，而周则囚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
在全国对汉奸一片喊打的情况下，胡适在极大压力下帮了周作人一把。他用北京大学的名义给法庭出具了一份证明，说日伪期间北大校产未遭破坏，图书设备还有增加。为此，胡在报上挨了不少骂，说他庇护老友。而周在这份证明下，量刑确有减轻。周的心中是明白的。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周作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这篇文章可称得上是绝世的精品。
当时，胡适在大陆已被批，更是晚年回到台湾而死，说他一句好话就会有不测之灾。而周作人在这样环境下做怀念之文，真是奇迹。
这可能是胡适死后大陆仅有的一篇纪念文章。周作人隐晦的文字深藏的苦心，令人潸然泪下。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记得。他无话能说。所以，周家兄弟还是有一个对得住胡适的，尽管胡适生前没听到。
朱学勤有一段话，我很喜欢，将它做个结尾：
“胡适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六十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六十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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