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近日由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江南六个围绕士大夫展开的故事入手，以环环紧扣的情节还原历史真相，讲述士人乃至平民、奴仆各社会阶层的曲折命运。搜狐文化特约本书作者，资深媒体人、著名作家唐元鹏，详细讲述了本书的创作过程，深刻剖析了“士”这个构成大明文官集团基石的群体。
搜狐文化：在您的书中，您选择了晚明江南的六位士大夫作为故事的主角，能否分享一下这些人物之间的关联性？
唐元鹏：我选取的这些士大夫有着很强的关联性，首先，他们都来自江南，且都出自顶级缙绅家族，“董范之变”中的董份科举会试全国第五，曾任大明朝礼部尚书，另一家的范应期是科举状元；“熊荆分袒”中汤宾尹是科举全国第二，梅家是“一门三进士，兄弟四举人”；董其昌是艺术史闻名的老艺术家，科举全国第四的“传胪“；郑振先、郑鄤父子都是进士出身；“宜兴民变”里的主角是大明首辅周延儒，陈一教家父子三进士，其中长子陈于泰状元及第；“王氏复仇记”中复仇的赵士锦家更是延绵百年、四世高门的科举世家。
董其昌像。〔清〕叶衍兰、叶恭绰《清代学者像传·董其昌像》
阁老级的徐阶、申时行；汤宾尹的夫人是状元郎沈懋学的侄女；董其昌儿子董祖源娶了徐阶的玄孙女，她同时又是申时行的外甥女；周延儒和陈于泰是连襟……
由此可见，他们都是顶级士大夫家族，形成了高高在上的缙绅阶层。他们通过同年、师生以及姻亲关系，互相提携、互相照拂，为家族长期在朝野占据重要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搜狐文化：您在书中详细描绘了晚明江南社会的多个阶层，包括士大夫、平民、胥吏、奴仆等。您是如何通过历史研究来还原这些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相互关系的？
唐元鹏：朱元璋将全国的人分为军、民、匠、灶、贱等类别，通过严格的身份区分进行秦制统治。规定了只有良民才能参加科举。但随着时间推移，政权对人身控制逐渐松弛，中后期贱籍奴仆也可以参加科举，比如我书中提到的祝化雍便是奴仆出身。
要厘清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就得搞清楚这个时代的状况。前面提到人的身份控制松弛就是时代变迁的体现，这是因为大明的经济，特别是江南地区自从隆庆开海后，商业发达，海贸发达，衍生出了纺织、丝绸、茶叶、陶瓷等多个外向型行业，这些行业从产、销、物流多个领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士大夫、平民、奴仆可以通过经营、生产改变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固有状态，脱离农业进入工商业。经济变化意味着财富再分配，士大夫底层的秀才、平民、奴仆有的社会阶层上升，有的经商发财。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下层人民要求新的秩序，就对高高在上的缙绅阶层带来了冲击。
想要厘清各阶层在晚明的紧张关系，不能忽视社会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秩序的变化。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是旧有秩序崩溃，新秩序未建立的状态。晚明时期，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会张力十足。
搜狐文化：您的书中提到了多个历史事件，如“董范之变”、“荆熊分袒”等，这些事件对当时江南社会乃至整个明朝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唐元鹏：“董范之变”是奴仆矛盾开始爆发的标志，晚明时代，奴仆一直是贯穿江南的主要问题。奴是元代蒙古人遗留下来的社会阶层，明朝的奴仆虽属于贱籍，但也不能被简单看作奴隶。明初，朱元璋曾极力禁止蓄奴，但政策是政策，风俗归风俗，很多达官显贵仍在蓄奴，上行下效，民间同样对此禁令视而不见，奴仆广泛存在于明朝的市井街头。
但官府毕竟有这么一纸禁令，下面也要有所对策，为了避免官府的追究，很多奴仆会以养子、养女身份出现，被称为义男、义女、过继子、过继女。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南直隶、浙江、徽州等地，奴仆特别盛行，官宦人家蓄养一两千个家奴也十分常见。这些奴仆也有分工，在家中帮工的称为家奴，租种田地的佃户为佃仆，做手工业的为雇工人。奴仆承担了主家大量工作，如家务事、农业生产、商业经营、手工业制作等。
做奴仆的，自然少不了被主家欺辱。双方关系不好的，主家打骂下人、淫人妻女、侵吞家财等事情比比皆是。因此，紧张的主仆关系往往容易引发奴仆的反戈一击，轻则逃亡不应差事，重则烧毁抢夺主家家产，甚至聚众暴动。至晚明时期，奴仆已经成为地方的不稳定因素。范应期家的祸事就有家中奴仆反戈一击，推波助澜。
但也有奴仆仗势欺人，鱼肉乡里，引发了主人家与其他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进而在民间掀起了群体事件，为主家招祸引灾。
明代街头的纷争场面。〔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晚明因奴仆引发的社会动荡此起彼伏，有奴仆大规模暴动的“桐城奴变”；明末清初徐霞客家灭门的奴变。
虽然晚明奴仆问题并没有造成如流寇起义这样的影响，但对于大明财赋重地的江南地区，仍然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引发了诸多变故，进一步加剧了大明朝的经济危机。
“熊荆分袒”的背景是秀才问题，南直隶学风很盛，秀才人数虽无明确记载，但南直隶某年参加乡试的人数曾达到六千多人。乡试名额只有一百三十五人，如果加上几万无法参与考试的生员，这选拔率跟中彩票概率没什么区别。
那些无法中举的生员，不是谁家都有财有势，但总要有个活路吧。虽然国家会给生员一定的钱粮和部分赋税的减免，但这才有多少钱？苏州的廪生，一个月才得一石米，万历年间米贱，一石米值三五钱银子，也就够一家人勉强吃饱。
秀才肩不能挑，身不能耕，能从事的营生非常有限。到了晚明，偏偏承平日久，社会物质丰富，商业发达，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很自然就产生奢靡、浮夸的社会风气。
对仍以上等人自居，却在城乡中不上不下，过着清贫生活的大多数秀才来说，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冲击？仓禀不足，即使秀才也可能忘了礼节。大量秀才混着日子，不思进取，基本放弃了学业。
秀才的就业面很窄，有的到私塾里当教师，有的去经商打工，还有的看两本医书去混个大夫谋生。但这些职业所得都是蝇头小利，想多捞钱就得干一些不那么体面的事，比如书中冯应祥这样的职业讼棍，或寄身大户成为奴仆仗势欺人，甚至成为打行中人，干脆干起了黑社会。
另外因为秀才识字，而且互相抱团，这又让他们成为了城乡舆论的一股重要力量。一旦聚合起来，足以兴风作浪。
因此晚明时代，秀才也是秩序崩溃之下，造成江南地方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
搜狐文化：您谈到这本书源起于上一本书《熊延弼之死》，这两本书之间有哪些关联性？
唐元鹏：上一本书中，曾写到熊廷弼曾经出任南直隶督学御史，任内他就尝试过江南秀才的厉害，在“梅家子弟宣淫案”中，熊廷弼为了打击秀才的嚣张气焰，一顿板子打死了一名秀才，这引发了朝野之间大规模党争，导致他被弹劾离职。一个曾经在边关杀伐果断的名将，竟然在江南一条小阴沟里翻船，这引发了我强烈的兴趣。
在写熊廷弼的时候，我已经关注到好几起江南由士、民、奴之间引发的冲突，于是在完成前作后，我又开始在古籍中寻找这类冲突的线索，结果由葛成抗税，到桐城奴变，再到徐霞客灭门，以及本书中的六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晚明短短几十年间，江南地方秩序崩溃的状况。
搜狐文化：明朝晚期党争激烈，请老师谈一下士大夫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唐元鹏：党争者，党同伐异也。晚明党争，从嘉靖年间清流与严党之争，发展到万历年间东林与齐楚浙党争斗，再到天启年间东林与阉党的斗争高潮，贯穿了将近百年历史。
如果说嘉靖、万历年间，党争多少还能顾及一下国家利益，那么到了天启年间，党争就变成了皇权与相权你死我活的争斗，甚至将国家兴亡作为筹码孤注一掷。
士大夫在这一百年之中，很难不依附于某一个政治派别，否则你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功不能奖，有过不能扛。晚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几乎无一人逃过党争。这就让晚明政治变成了党同伐异的修罗战场。
在党争之中，虽然也有熊廷弼这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反复在对立两党中横跳的人物；但更多的是为了党同伐异，不问是非，只论门墙的政治木偶。
在郑鄤案中，我们会看到素来以道德标榜的东林，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破坏国家“剿寇”大业的小动作。郑鄤这位东林党的后起之秀，也在党争的巨轮下被碾成粉末。
总结一句，党争让本应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变成了不择手段，不论伦理道德的政治打手，党同伐异，罪莫大焉。
搜狐文化：您是怎么想到要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切入去写晚明历史的？
唐元鹏：士大夫在大明朝是社会的脊梁，他们是明帝国统治的神经网络，他们主导社会舆论，占据社会资源，这个阶层的稳定，直接决定了帝国的稳定。
但到了晚明，这么一个高高在上，对其他各阶层降维打击的群体，却已经无力维持旧秩序，反而一再地遭受冲击，或颜面扫地，或家破人亡。江南士大夫阶层的困境，同时也是大明朝的困境，这个帝国走向灭亡已经无法挽回。
唐元鹏，资深媒体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先后任职于新华社广东分社《体育参考报》、《南方都市报》，曾担任《新周刊》编辑总监、副主编兼新媒体CEO。著有《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文/袁立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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