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画坛,活跃着一位杰出的画家。
他,生长于祖国的西部,以出神入化的笔墨表现西部的神山圣水,创作出一系列富有美学价值和思想意韵的西部山水画,获得海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
他,融汇古今中外的艺术元素,以自己大胆而富有成效的研究、实践,有力地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表现西部山水的空白;
他,就是当代著名画家昆仑子先生。
现在,东西方文化正处于不断的碰撞、交流与融汇中。在当今中国艺术商品化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优秀的画家避开急功近利的世俗喧嚣,在自己的艺术园地里埋头用功,潜心摸索,巧妙融合传统国画精髓与西方艺术语汇,古为今用,画出符合时代审美意识甚至超越时代的个性化精品力作。昆仑子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作为当代中国卓有成就富有实力的杰出画家,昆仑子先生本人在学识、修养、造型、笔墨上都堪称出类拔萃,具有鲜明独到的探索品质和独立的价值判断。其西部山水创作继承传统、拓展传统而又创造新传统,全然不再是沿袭的产物;以开放的海纳百川的气度采纳中外艺术营养,而有别于西方现代派的形态。他敢于突破,在中国的美学思想和笔墨结构的基础上大胆革新,而完全区别于中国画传统的水墨套路。整体上看,其西部山水画内涵丰盈,耐人寻味,呈现出高品位的学术品格,是在形式上富有现代感和中国感的创造性现代民族艺术样式;既具备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追求,又拥有普世化的人文关怀;属于兼有天地人神融通化一的高度文化理想与自我个体心绪深切关照的当代中国艺术的恢弘景观。
昆仑子先生长期致力于西部山水大美意蕴的深度挖掘与高境界地自由绘写,为完全消除模仿、复制的艺术陈腐习气,他不仅在中西融合上取得令人钦佩的成果;而且在古为今用方面也做得十分出色。其中,他巧妙地以道家和佛家的精神思想入画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使之成为一个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借古开新的成功案例。
中国绘画与道佛结缘极早,唐代时佛道思想就已经深刻影响到古代画论,道思画理交相渗透。此后出现了以王维、贯休、苏轼、法常、梁楷、青藤、、董其昌、傅青主、石涛、八大山水等为代表的以道佛入画的大画家,并产生了“静故了群动”、“虚静空灵”、“我师我心”、“师心自用”等绘画理念。一直以来,昆仑子先生立于中华文化大传承、大拓展的角度以大开大合的思想审视绘画,对源远流长的中国美术史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深层面地体悟道佛与绘画之间的内在融通性。他把绘画当作人生内在修炼的绝佳方式,视为怡情养性的道场,以“道”的践行作为自己绘画的至高追求。在他看来,修佛悟道为高品逸事,艺术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深层境界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到活跃生命力的传达,再升华到最高灵境的启示,是讲究多层次的。因而,他崇尚淡泊,时时处处以一个修道者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地远离闹市喧嚣,踏踏实实用功,总能够依凭自己乱中求静的定力,清醒自觉地坚持自己的努力方向,葆有清凉的心境而不为世俗纷繁芜杂的事情所扰,故能深入关照生活,脱去匠气、浮躁气,聚精会神地以自己的真性情入画,而处于融入自然、物我两忘的创作状态之中,这就为其以画显道、画境提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更使其画风自然趋向含蓄、寂静,并进而得到宁和、空灵的韵味和恬淡之气,可谓“心同野鹤与尘远,画似冰壶彻底清。”
《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是故圣人无为,大至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禅宗云:“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坛经》)从这些道家和佛家谈论绘画的哲理生发而论证,我们发现昆仑子先生西部山水创作的胸次、姿态和精神寻绎是由其学识修养和文化底蕴来完成的,作品皆是其自识心性、澄澈心性、自圆本性、独到解悟的思想结晶。其山水画精神特质的显现,是中国画审美感受中“以小观大”、“舍形取意”对文化修养中精神情境的自觉阐释。作为一名学者型画家,昆仑子先生与技能型画家的重笔墨轻修养有着泾渭之别的分野,他主张:“只有从技艺层面悉心读书、领会,通过师法传统与自然,又经由尽量地融会贯通与绘画相关联的学问而进乎“道”的层面,方可达到艺术至高的哲学境界。”因而,他的西部山水作品既画身之所容,又画目之所瞩,更画神之所游,不为物碍,不为理障,正如禅偈一样,同自然之妙有而合于万象之本真,进入“妙悟不在多言”的自然之境。
《大美无言》是昆仑子先生的代表作。此画以水墨烘染的方式画出。水与墨相渗化合,妙呈五彩;又与极少量的淡彩融为一体,只中间留有虚白,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整幅画构图新颖,立意高远,显出一种清幽、淡远、灵动而厚重的鸿蒙廖旷之境,惟惚惟恍,妙不可言;有物似象,朦胧虚幻,又蕴涵着一种静穆之美,能于幽秘叵测的佛道氛围中传递出复杂的情感。这表明作者全然摒弃了对自然外在色相的热衷,而转向其自身内在本质的探索,以其主观意旨为艺术创作之源,使其笔墨高度精神化,意象凝练,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镜中之象,从而获得一种非现实世界可比拟的“画外”审美境地。
观昆仑子先生的《凌虚静空图》。整幅画大胆用色,各种类各层次的色彩合为一体,化机四溢,构建起一个清静无华、神妙平淡的永恒空间,似绘天籁,如画海涛,似写山动,宛若星空,寂然淡雅,超拔尘世。从哲学本体论上讲,此图可视为画家生命的体现,是画家扫涤烦恼俗念而显露的本来心地,即脱却世俗妄念,以水墨净化己心,正如禅家所谓:“若问有心为何物,恰如墨画风涛中。”再如《金刚般若图》:熔泼墨与泼金为一炉,是作者既在形式技法层面讲求笔墨之趣又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深研笔墨之“道”的成果,画中的山石意象皆如同沐浴了佛的光辉,正契合了大象无形之境。金刚般若,本来无所谓有,乃心中之物。此画风格迹近抽象表现主义,却不属于抽象派,不遵从具象描写的法则以表现确有所指的自然景观,也全然有别于传统山水画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而是凭仗色、线、形的自由组合、运动与和谐配置,来表达心灵感知的自然本质,有若忘若忆的渺远与空明,气象非凡,诗情洋溢。这正应对了古人之所谓:“栖神幽遐,涵趣廖旷,通拈花之妙悟,穷非树之奇想……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冠九《都转心庵词序》)
可以说,以道佛入画的独特方式使昆仑子先生的西部山水创作应和了“解衣盘礴”与“涤除玄鉴”的绘画精神,展示了其“太古无法、创意自我、功期造化”的独具个性的强大艺术创造力。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指出:“中国画艺术是通过媒介、象征物、文化最深的灵魂这三个层面来完成的。”由此观之,昆仑子先生的画皆是对道家与佛家虚静空明之境的高扬。由于其创作过程直接通向“技近乎道”的审美高境界,内心一念不存,不着色相,不染尘俗,从而使自己的襟怀洒脱,了无挂碍,直达“与碧空寥旷同其流”的玄远境界而显得意蕴深长,然后笔墨落纸而“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这也正如昆仑子先生本人创作经验之谈:“入画时,心中并无特定迹象,只是时而浮现一些片断:往昔之沧海,曾经的岁月,综合成内心的意象,犹如时辰再现,电光一闪……一挥而就。”以道佛入画,在道与艺术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使其画更饶有意蕴而以新经典的姿态焕发出崭新的光彩,是昆仑子先生西部山水创作借古开新获得成功的体现。从客观上讲,这对于当今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的创新与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示范意义。在取得突出的成就后,不断在艺术上挑战自我的昆仑子先生又向着更加博大精深的境界迈进。我们坚信他今后会创作出更多的西部山水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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