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养生] 诱惑与危险：非典阴影下的野味饮食文化反思

诱惑与危险：非典阴影下的野味饮食文化反思

於贤德 中华好学者 Today

文章来源：

《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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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野味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有很特殊的地位，在某些菜系中常常把它作为重要的特色来宣扬，如粤菜中就十分重视这一点。然而，去年春天“非典”袭来，野味的鲜美被它可能携带的病毒的凶险所压倒，广州过去那些食客盈门的野味店一下子变得门庭冷落。 以果子狸为代表的野味（其实果子狸已经不完全是野味了）成为过街老鼠，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谁敢为了口味之福而甘冒感染“非典”的巨大风险呢？

作者简介

於贤德，发表时为时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

野味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有很特殊的地位，在某些菜系中常常把它作为重要的特色来宣扬，如粤菜中就十分重视这一点。然而，去年春天“非典”袭来，野味的鲜美被它可能携带的病毒的凶险所压倒，广州过去那些食客盈门的野味店一下子变得门庭冷落。以果子狸为代表的野味（其实果子狸已经不完全是野味了）成为过街老鼠，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谁敢为了口味之福而甘冒感染“非典”的巨大风险呢？

当人们在抗击“非典”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之后，野味在饮食中的地位和它对人类社会是否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引发了人们的深层次思考：野味还能不能吃？食用野味是不是与环保意识背道而驰的落后习惯？中国人喜欢食用野味是不是不文明的表现？野味的食用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所有这些，既是人类饮食行为所直接面对的实际问题，又是饮食文化所面临的理论问题，笔者从学术探讨的角度出发，根据生物哲学人类学的有关理论对野味饮食文化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就教于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专家和同行。

一、人的“非特定化”是食用野味的人类学渊源

食用野味，对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日益提高的现代社会来说，这样的饮食方式比起食用人类自己养殖的家禽家畜来说，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为了贪图野味特殊的鲜美，满足感官欲望的享受，颇有点贪得无厌的色彩。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历史的反思，可以发现这种饮食方式其实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集体无意识”的流露，是人与自然永恒的密切关系的顽强表现。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怎样决定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生物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人在自然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加以简单的分析。20世纪中叶，西方一些生物学家、哲学家出于对人的本质的深层次探索的需要，开始创立了生物哲学人类学这样一门学科，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与自然最根本的关系，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德国学者阿诺尔德·格伦（Amolde Ghlen，1904 - 1976）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从人与动物在自然环境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提出了“特定化”与“非特定化”的观点。格伦认为：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与周围环境处于一种“非特定化（unspeicialaziton）”的关系中，而动物与环境的关系却是确定的，也就是处于一种“特定化”的状态之中。动物的器官只能适应于每一种特别的生存条件的需要，这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生命的机能与环境的特性是紧紧的胶合在一起的。所以，动物只能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现成材料来维持生命，它把自身生命跟周围的生存条件一一对应起来，并且彼此直接交合地固定在一起。这就是说，一种动物的器官及生存习性只能适合于特定的外在条件，当这一条件发生变化时，它就会无所适从，甚至被自然界所淘汰。例如大熊猫的牙齿和肠胃就像是专门为吃冷箭竹所特制的，因此，大熊猫就只能适合吃冷箭竹这种食物。当冷箭竹衰败枯竭时，熊猫没有办法改吃其他植物，就只能眼睁睁地饿死。

跟动物这种对于外界特定的生存条件的高度依赖相反，即使在人猿相揖别的远古时代，尽管人类自身的发展还十分幼稚，生产力水平还非常低，但是，人却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即不再完全依赖自然界某些特定的对象，开始尝试着把周围环境的各种资源作为生存条件的艰苦努力。自然界没有给人安排一个完全现成的生存环境，人类只能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得到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社会实践的一步步发展，使人类改造外在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大，成果越来越多。从最原始粗陋的石器工具到电子计算机，从最简易的草棚到摩天大楼，还有航天飞机、机器人、转基因植物，人的双手就像舞台上的魔术师，有了一盏阿拉丁的神灯，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灵巧的双手不但造出了各种东西，同时不断地使脑变得更加聪明，而聪明起来的脑又把手教得更加灵巧。手巧与心灵在双向互动中推动着人的创造力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作为劳动的产物和最主要的器官，手的发展程度一方面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另一方面，又为人体其它器官朝着越来越高级的水平发展创造了条件，人的味觉能力和消化器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变得更加精致，并且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正因为人与自然处于“非特定化”的关系之中，人类从不断地解决维持生命的能量出发，逐步把越来越多的食物作为自己的觅食对象，从简单的获取大自然各种现成的物质作为食物，最终发展到主要依靠生产劳动为生命的保障和繁衍提供可靠的食物。这样，人类就能把自己从生物界的食物链中解放出来，这就意味着人不是把某一种动物当作专门的食物，也不再把哪一种具体的物质及其某种特定的部位作为固定的食用对象，而是通过社会化的组织活动（如集体狩猎、采集和种植、养殖活动），广泛攫取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和动物的肌肉、内脏、骨骼、血液等充当自己的食物，这种觅食对象的开放性，既使人类获得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巨大资源，为人类食物的充足和营养的丰富奠定了最基本的条件，同时又使人类在与自然界的交往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使人能够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实践对象，或者用一句更通俗的话来说，“非特定化”关系使人类开始拥抱整个世界。人类能利用自然界的各种资源作为食物，除了在宏观的意义上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在微观的角度为味觉器官和消化器官的发达和精致提供了条件。

可见，从野生动植物到人工种植、养殖的五谷菜果和家禽家畜都能成为人的食物，人的本质力量就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提升：马克思曾经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觉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人类能够比较自由地从大自然获取各种食物，才使人的感觉具有越来越丰富的人性，只有当食物的各种不同的性质，包括它的物质构成、营养成分、口味特性等因素能够成为人们食用、消化、吸收和品尝的对象，才使人感受到自己在自然界已经获得的自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野味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能够成为人的对象，充分显示了人能够在丰富多彩的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而这就是食用野味最根本的生物哲学人类学意义。

二、诱惑与异化的“二律背反”

当野味已经不再作为主要的充饥对象但仍然被人们食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比一般人类培育的食物更为高级的珍馐佳肴的时候，蕴涵在其中的饮食文化内容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野味为什么对人类仍然具有特殊的诱惑力呢？为什么人们在食用野味的问题上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呢？

首先，野味作为来源于自然界的野生资料，它们比人工培植的食物具有更完整的自然性，它们还没有完全纳人人的本质力量作用的范围，人对这些野生的动植物尤其是野生动物还未能加以完全的控制，这些食用对象还不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成果。无论是老虎、穿山甲，还是像野兔、山猫、锥鸡这类小动物，它们都能在人的控制之外自由自在地活动着：然而，野生动物的自由自在似乎对人的本质力量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挑战，人类总是希望能够把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客观事物纳人自己的掌握之中。

人在潜意识中对本质力量的盲目崇拜，促使自己尽最大的力量去驾驭、支配尚未被人征服的野生动物，老虎再凶猛、毒蛇再阴险，穿山甲再神秘，野兔跑得再快，都没能逃出人类的手心，最终只能成为人们口中的美餐。于是，享受着野味的鲜美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福的欲望，更深层次的意义则是通过对野物的掌握和享用，使人感到自己的本质力量的扩张，那“万物皆备于我”欣欣然的喜悦之情，使人们更具体的感受到自己的伟大，在美味的享受中更直接地体会到人的智慧、力量、幻想、情感和技能所显示出来的价值内涵与情感体验。正是在这样的哲学意义下，野味成为人的追求和享受对象也就十分自然了然而，正是由于人的本质力量过度膨胀而导致的异化，反而使人失去了对于感官享受的合理控制，贪得无厌的欲望在越来越完善的捕猎手段的支持下，扭曲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非特定化”关系，原本以改造自然，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为目的的那种自由，却蜕变成为疯狂猎取跟人一样有着可爱的生命的各种动物的放肆行为，人的实践能力的极大发展却蜕变成危害世界的坏事情。

其次，野性往往使野物表现出生龙活虎的生命活力：这种生猛鲜活的外在特征往往会转化为食物学上的鲜美的评价标准，这就是从动物的生命活力成为人类欣赏、肯定的对象出发，审美意义上的赞许和肯定又被实用意义上享受所取代。这就导致了人们对野味的味觉期待往往超过了对人工培育的家禽家畜的口味评价，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出于对生命本义的肯定，许多野味实际上的味觉价值虽然并非见得完全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但就像名人的光环效应一样，野物的新鲜生猛原来的生物意义被转化为味觉上的肯定性评价，尤其当这种评价在人云亦云的大众心理的作用下得到进一步放大，野味也就具有了特殊的诱惑力。

这种情况看上去似乎十分简单，但实际上却包含着一个很大的矛盾，即原本出于对生命活力的崇拜，最终却演变成对生命的栽害，追求野物的鲜活，追求美味的享受，其实现的途径却要通过对活生生的生命的摧残。在这里，人对自身的本领的炫耀与展示，也就因为失去了合目的性的依据而显得不够合理，意义的深层内容和行为的外在表现的矛盾，再一次揭示了对于野味的鲜美的追求所存在的“二律背反”：生命活力的价值却要通过对生命的毁灭来实现，美好的口味享受却会演变成摧残和虐杀，在这里，动机与结果的矛盾冲突的尖锐性也就可以略见一斑了。

再次，野味的食用还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这就使野味的经营者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敢于动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触犯法律去收购那些国家明令禁止捕猎的野生动物。他们这样做必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去吸引消费者，于是野味的诱惑通过他们有意识的宣传，这种宣传通过口口相传的民间传播，引起人们感官欲望、身份确证、好奇心理，使食用野味在某种情况下成为一种消费时尚，而“物以稀为贵”的消费心态无形之中增加野味的社会附加值。这就使人们把享受野味作为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冒险精神的标志。中国人又有较强的面子观念，大众心理的作用导致野味消费群体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样，野生动物的数量不断减少甚至濒临灭绝的现象不但不能使那些人改变自己的嗜好，特定的社会氛围反而推动着那些抱着“早下手去分一杯羹”的心态的消费者，都挤到野味食用者的行列里来。货源紧张导致高额利润的产生，促使从事这一行业的商家把野味食用的好处炒得沸沸扬扬，最终出现了下面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野味越少，要求食用者反而越多，靠它发财的人也就越多；社会限制越严格，经营者反而越能赚钱，最终反过来导致野味越来越少。这种局面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很难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弱点、缺点，由此造成了动物保护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野生动物作为某些病毒和细菌的宿主，大量的食用也就打开了向人类传染疾病的潘多拉魔盒，贪图享受的弊病最终反过来变成危害人类的可怕举动。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野味的食用交织着人对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肯定与否定、对野生动物的生命力的享受与毁灭、对消费珍稀资源的占有与消灭的尖锐冲突。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对野生动物的灭绝性的捕杀，这种恶劣的行径已经导致地球物种的减少，从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物圈遭受破坏，并且最终损害人类自身。另一个危险就是“非典”这一类疾病的出现，病毒和细菌经过某些野生动物最后危及人的生命。虽然果子狸是否就是“非典”病毒的传播者，还有待于科学研究的最后证实，但如果在食用野生动物方面没有必要的控制，人类受到动物的病菌危害的事情，恐怕远没有结束。

三、理性的科学精神是克服诱惑、预防危险的最好法宝

面对食用野味中表现出来的“二律背反”的矛盾，应该用什么样方法去找到一个基本合理的对策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一个根本的转变，然后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去规范人们的行为。

所谓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应该有个全新的认识。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当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水平十分低下，人类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还不能有什么作为，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那时候人只能本能地适应，还谈不上有意识地去改造客观世界。只有到了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之后，人类逐步意识到自己跟大自然的对立，并由此萌发了“自意识”，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提出了合目的性的要求。但是，这个时候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许多事物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盲日的，这就使他们感觉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对他们的行动施加影响，于是就直观地认为自然界各种事物和人类一样，具有灵魂和意识。人们就想方设法使大自然愿意保佑人的行为，并选择了某个自然物作为自己的靠山，对它采取虔诚而恭敬的态度，通过顶礼膜拜来得到它的庇护，在这种图腾崇拜的年代，人对自然是小心翼翼的，自然就是人类心中的神明。

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的地位越来越高，即使在“天人合一”的理念占巨风的古代中国，荀况就发出过“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在西方，人类中心的哲学观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古希腊的普罗泰格拉曾宣告“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则认定：“自然系为了人类才生有一切动物日”莎士比亚把人赞颂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的出现有其合理的社会历史基础，这种对人的力量的高扬，是对人依恋自然的历史陈迹的否定，它确实激励过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迸发出伟大的激情和力量，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合理性不是永恒的东西，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本质力量不断的强大，并且达到了人类自身难以控制的地步，于是类似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空前浩劫就发生了，工具理性世界观与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的极限性也就暴露无遗了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识之士发出他们的呼吁，大卫·雷·格里芬就这样说过：“后世公民将成长为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在这种意识中，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将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将受到重视。我们必须轻轻地走过这个世界，仅仅使用我们必须使用的东西，为我们的邻居和后代保持生态的平衡，这些意识将成为常识”这种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向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的转变，是人类思想观念的又一次自我否定，这是一次否定之否定。这种观念的根本转变应该成为人类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思想，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要按照这一崭新的思想观念来认识食用野味的问题。

至于在具体的措施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一概拒绝。在今天人类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已经完全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的时候，那些食用的安全性还没有得到充分保证的食品，或者说那些传统意义上还没有进人食物谱系的野生动物，像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穿山甲、蛇类、果子狸等，就必须拒绝食用。如果这样的态度显得过于生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后退一步，稍稍放松对于食用野生动物的限制。但是，这种放松必须设定一个底线，这就是：那些并非传统食物的野生动物，尤其是珍稀动物，必须经过科学研究得到确切的证实，适度的捕杀肯定不会导致这一物种的灭绝，动物自身的繁殖能力或者说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已经能够保证种群的存在和发展，才可以在经过有关部门准许之后，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成为捕杀对象几这就是说，人的科学研究的水平已经发展到足以保证这类野生动物的种群的延续，那么，这样的野味才可以让人食用这第一个前提是从保护动物的角度提出来的基本要求。另一个前提则是从人的生命的安全提出来的.这就是食用那些比较罕见的野生动物，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检验，以确保不会对人体产生较为严重的危害、这就是说，只能在真正消除了野生动物对人的生命可能造成的隐患之后，才能让它进人食用的范围否则的话，某些至今尚未被人认识的野生动物的危害性，确实有可能对人类牛命带来严重的危害。果子狸跟“非典”病毒无法摆脱的干系，使它在今年再次遭受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其实，始作俑者完全是人类自身。对人为口福享受盲目乱吃野味的做法，至今仍缺乏必要的法规去加以限制，其实这是对人的生命的不负责任。

从保护动物和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出发提出来的两个食用野味的尺度，看起来十分简单，但真正实行起来却相当困难，诸如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制约，有可能使这些措施在某些环节上出现漏洞，那就最终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不是动物本身陷人濒临灭绝的危险之中，就是人类生命因为某些人追求口味的享受而受到意外的伤害甚至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对于这个本来已经十分理性的尺度，怎样用科学的态度加以落实，确实是一件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

对于野生动物，社会上可能会有一些自认为勇敢的人，他们为了获得感官的享受，甚至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而孤注一掷，就像日本人舍命食河豚一样，这种举动跟那些瘾君子有些类似。对于这种人，首先必须指出，那些可能带有病毒会危害人类生命的野味，个人的感官享受有时会造成全人类的灾难，原本属于个人无关紧要的行为，有可能导致自己和他人的毁灭。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无论是从责任感上来说，还是从良知上来说，这样的后果都是无法承担的，因此这种“勇敢”者的盲目行为，比起食河豚和吸毒的后果来显得更莽撞更无知，危害更大，性质更恶劣。对于这种人，唯一有效的办法，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加以严厉的制止。

当然，如果人类社会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当我们能够使各种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中获得人工培育那样生存条件和种群的繁衍得到有效的控制，当我们的医疗水平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各种对人的身体有害的细菌、病毒的时候，野味的食用也就会到了完全放开的时候，谁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使人类在食物资源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到那时，或许全部由人工合成的食品可以比生猛海鲜更加美味可口，人自身的创造物可以取代野生动物成为口味享受的对象，那么，关于野味对于人的诱惑与危险的话题，就完全可以从饮食文化的视野中消失。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唯一的途径就是人类不断发扬探究的精神，依靠自己的智慧、意志、想象、技能，通过不断深入的科学研究活动，去揭示野生动物的各种奥秘，在食物资源的开拓上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而所有这一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理性和科学，就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创造性表现。只有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从简单的征服、改造上升到和谐相处的自由的时候，人们就能充分享受食物的美味而不至于造成任何危险。这就是我们对“非典”阴影下的食用野味的饮食习惯进行深人反思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