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鲁迅及其作品,之所以被人们广泛接受,并成为学者的研究课题,不仅是他在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更在于他的观点,为人们深入了解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真实的线索。
鲁迅在语言文学领域的贡献是巨大的。但随着我国教育体系的改革,需要更多“适龄”教材内容,鲁迅先生的部分文章被移除教科书。
为此,有人提出,鲁迅不是文学家,不应出现在教材中,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一位崇高的作家
鲁迅因祖父获罪,家道中落,被亲戚和周围人看不起。由于家庭贫困,他无法参与科举,被迫到官方资助的西方学校学习。这可能是,他对中国传统官方制度,不屑一顾的根源。
童年的贫困生活经历,极大地塑造了他后来的写作:敏锐、敏感和悲观。这让他成为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
他的著作不是随意发泄的产物,他多次表达了,对为艺术而艺术行为的愤慨。他用文学改造民族精神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
尽管他自己几乎完全接受了传统教育的训练,但他显然与古典语言的拥护者,划清界限。他强烈批评儒家观点,并与之保持距离。
他反对所谓垂死的民族的说法,他揭穿了所谓维新派和伪进步派的私心,他热衷于吸收任何新事物,他勇于面对各种困难和批评,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强烈的爱国主义、坚定的真理信念和热切希望看到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愿望,这三方面支撑鲁迅先生笔耕不辍。
鲁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的写作既使用了中国传统写作手法,也借鉴了19世纪欧洲的文学形式。
他的短篇小说、诗歌、翻译、散文和文学批评,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
他的作品,促进了人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反省,并引发了质疑正统和权威,引导人们去批判性地思考。如《呐喊》和《彷徨》是公认的经典,通常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
移出教科书的三个原因
不容否认,鲁迅是文学领域里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对于那些因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就界定他不是文学家的论调,可以停下了。
对他的文章,在特定时期入选中小学教科书,是因为他的文章,对于了解当时的国民心理,至关重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要符合当下的社会现实,移除鲁迅先生的文章,的确有其现实意义。
一是其文章较难理解。
他的文章,对社会的评论,往往非常精辟。他经常,在批评他的角色的愚蠢行为和同情这些愚蠢行为之间徘徊。如《阿Q正传》中的反讽写法,令人印象深刻。
没有任何社会阅历的中小学生,进行阅读,他们很难理解,鲁迅先生要表达的社会状况、角色性格养成的社会环境等深层涵义。
他对中国社会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特别是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对于这些内容的理解,除知识累计外,还要阅读者有自我反思能力。这个角度而言,的确不适合中小学生。
二是其文章偏向消极。
“血债必须以实物偿还:拖得越久,利息就越大。”鲁迅写下这句话的时间是 1926 年3月18日,理解这句话,乃至整篇文章,人们需要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
事件发生后,当局立即谴责了“暴徒”。鲁迅先生却提出暴力建议,还有更具更煽动性的说法,多着眼于社会的缺点,而非学生的实际。
当然,他的文章对社会的反思,很多时候会偏向于绝望,呈现社会的阴暗面,如《风筝》中关于遗忘的负面心理后果,进而引申出当时国民的不觉醒。
三是其文章正在失去现实意义。
他的文章多写于近百年前,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那是一个令人沮丧和寒心的时期。
很多人不敢挑战官方,只能将最好的手稿留在抽屉里落尘,只有鲁迅先生不屈不挠,一如既往地写作。他的文章也继续公开流传。
他认为,辛亥变革是失败的;他又变成前奴隶的奴隶;他对整体改革的幻灭,意识到需要使用武力领导变革。
我们不否认,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发声,但他的写作立场,主要是反对虐政,和当今和平年代的主流社会价值观相冲突,的确不太符合当下的社会现实。
无论何种原因,从教科书中移除鲁迅先生的文章,他的文学遗产,继续对每一代的年轻人产生影响。他的直言不讳、对动荡社会和个人的思考、永不停歇的实验主义,值得后人学习。
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
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和角色,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然而,无可争议的是,知识分子可以,产生更多有意义的影响,尤其是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具有不同智慧和远见的人,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前瞻性眼光,来唤醒社会。它们有助于,将群众从不明智和错误的事情,转移到正义和善良的事情上。
真正的知识分子知道,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盲点,应该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态。
除了唤醒社会的责任外,他们还需要不断的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些不足,可能会限制他们的理解,并对社会造成危害。
我相信,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正在以自己的、有意义的方式,为改善社会做出贡献。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他有自己的深刻而广为人知的杰作,这些杰作已被翻译成世界上多种不同的语言。
毫无疑问,鲁迅的文章,关注的是中国潜在的秩序问题。他作为有智慧的知识分子,观察并看清社会形势,与之进行激烈斗争,这些都值得赞扬。
在和平年代,他的文章从理解、写作倾向和现实意义方面而言,和中小学教育体系不相吻合,被移除教科书,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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