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
“为了这没有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痩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1926年5月，围绕着梁启超先生的病症情况，文学界与医学界已是闹翻了天。
陈西滢、徐志摩、鲁迅包括承接梁启超手术的协和医院医生等纷纷下场发声。
一时间，中医与西医之争，科学是否有用也被人们反复提及。
协和医院
纷争不过数月，处于话题风暴中心的梁启超现身，这个被医院“误诊”的名人，却一力挡下所有抛向协和医院的风言风语，选择维护这家医院：
协和这回对于我的病，实在很用心。各位医生经过多次讨论，异常郑重。住院期间，对于我十二分恳切，我真是出于至诚地感谢他们。协和组织完善，研究精神及方法，都是最进步的，他对于我们中国医学的前途，负有极大的责任和希望。
纷乱暂消，但仍有暗潮涌动。
随着费慰梅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的出版，舆论再次把梁思成父亲梁启超之死推上高潮。
梁启超因被协和医院割错肾而死，他是被协和医院害死的！
这一观点再次成为众人心照不宣的理解，一直到了现代，依旧是大多数人的普遍认知。
梁启超
但梁启超之死，真的只是协和医院手术错误导致的吗？
为何梁启超会选择维护这家医院？
他的逝世，到底存在哪些谜题？
割错肾
梁启超，是我国革命维新的前列斗士，戊戌变法、文学革命皆能看到他的身影。
他不仅在政治上具备难以取代的领袖作用，在文学、教育学造诣上也是一个大家。
在他离去之后，1929年4月，国际史学权威杂志，美国媒体《史学界消息》评价他为“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
梁启超的离去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个损失，伴随着他的逝去，当初他就诊的协和医院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梁启超
这不是协和医院第一次被攻击。
早在1926年3月，梁启超刚做完手术之后，外界就已经有协和医院“割错”肾的传言。
传言认为，梁启超的病症并不需要割肾，但医院却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切掉了他的肾。
被尊称为“五四之后五大散文家”之一的陈西滢发文《尽信医不如无医》论证这一说法：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注：梁启超切除的是右肾，而非左肾，此处应当是陈西滢的误记。）
不仅如此，他还痛批协和医院，认为西方现代医学只能看到病症而不愿看到病人，认为医院在把前去治病救命的人给当做试验品。
陈西滢
“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夫妻子女，谁不感觉痛苦悲哀，我们怎能把我们同类做试验品？”
就在陈西滢发文没多久，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也下场痛批协和医院：
梁任公先生这次的白丢腰子，几乎是大笑话了！
腰子割了，病没有割；再割牙，病还是没有割。那么病在胃吧，饿瘪了试试。人瘪了，病还是没有瘪……所以闹了半天，既不是肾脏肿疡，又不是牙齿。
而梁启超弟弟梁仲策也不甘示弱：“协和医院的手术是失败的，西医还有很漫长的发展之路要走。”
有反对协和医院的，自然也有支持协和的，鲁迅在看到徐志摩的文章后，断然发文，驳斥他们的观点，讽刺他们不懂装懂：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鲁迅
在文章最后，鲁迅还说到：
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当然，鲁迅这番话不乏有赌气的意味。
他作为一个曾经在日本学过西医的学生，对近代医学是有相应了解的，因此对当时批西医捧中医的舆论导向颇为看不上眼。
就在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梁启超现身，发布一篇名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文中所述：
协和这回对于我的病，实在很用心。各位医生经过多次讨论，异常郑重。住院期间，对于我十二分恳切，我真是出于至诚地感谢他们。
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档案
虽然梁启超有为协和开脱，但里面的部分话语仍不乏暧昧之意：
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至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们，很难知道。
这一番话，暂时是把一众人等给按下，虽然当时文坛是偃旗息鼓了，但众人的视线还是紧紧盯着梁启超。
果不其然，他的病症越来越严重，在手术结束两年多后，就溘然长逝。
所以，他真的是割错肾而死的吗？
20世纪末，费慰梅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横空出世，为梁启超的死因再添一层神秘色彩。
梁思成与林徽因
费慰梅夫妇是梁思成好友，甚至他们的中文名字还是梁启超、林徽因所起。
由这个人所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自然也就更具备真实性，书中写到：
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的Ｘ光片。
费慰梅还为这一事件特意找了两个证据，她纷纷写在书中，一是协和医院本身的态度：
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被发现了，但由于攸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了最高机密归档。
费慰梅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
费慰梅施以佐证的另一条证据，则是当时给梁启超做手术的主刀人，刘瑞恒博士：
我从和刘博士相熟的人那里得知，自那次手术以后，他就不再是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为梁启超动完手术后的九个月，也就是梁死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当政务次长。
截至当此，梁启超的死亡已经不仅仅是场医疗事故了，更增添了一分政治斗争的神秘色彩。
但是，费慰梅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吗？
费慰梅
并不见得。
相反，她的话语处处是破折和错误。
首先，费慰梅了解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一手”的。
她宣称自己从梁思成那里得知他父亲死因，但梁思成又是从他的家庭医生张雷那里了解到，而张雷又是从协和医院的两名实习医生处听说。
费慰梅所谓信誓旦旦的说法，早已被转了好几手。
其次，费慰梅所说的“护士在肚皮上标错位置”也是错误的。
首先，我们需要得知肾脏位置，它在人体腹膜后以及脊柱两旁的腰部位置，医生在进行肾切割手术时，从前部开腔需要切割更多层的腹膜。
梁启超
因此，为了更方便进行手术，也为了病人的身体着想，医生基本都是从病人后肋部开刀。这时候，病人的姿势，是俯趴着的。
即使护士要做标记，也是做的腰背部的标识，何来“肚皮上标错位置”一说。
最后一点，则是费慰梅书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她记错了梁启超先生的手术日期。
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书中，她明晃晃写着“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为梁启超动完手术后的九个月”。
她本想把梁启超之死与刘瑞恒的任职加上联系，但在她时间都记错的前提下，这些所谓的推理都显得尤其可笑，毫无可信之处。
刘瑞恒签署的公函
如此这般，只是破掉外界传言，那么协和医院医生是何说法。
在梁启勋的《病床日记》中描述了割肾手术的主刀医生刘瑞恒的一件事。
在刘瑞恒刚结束手术后，力舒东特意开玩笑道：“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
刘很明确地回应：“分明从右胁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
而后，两人哈哈大笑。
由此可见，手术刚结束时，刘瑞恒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他以为割掉坏了的肾，梁启超的尿血症状就好了。
而梁启超在刚做完手术之后，身体也并未出现明显的恶化。
梁启超
只是不料后来梁启超的尿血症却不见好转，这位主刀医生才慌了心，失了神，弃了医。
所以，若把梁启超之死，全推在“割不割肾”之上，倒是不该。
最起码协和医院是按“完美疗法”来进行割肾手术的。
诊断
其实梁启超的病症，早就有端倪出现。
这是一个一心为国为民的救国者，变法、改良、废除帝制、开明专制，传统与激进在他身上从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对他而言，只要能救中国，管它什么理念，有用能用就成。
当时，文学界和政治界时常能看到他四处奔走的身影，日旰不食、通宵达旦等词语用在他身上毫不过分。
梁启超
但是，本就工作、写作辛苦的梁启超，却没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他喜欢打麻将，可以在麻将桌前连续待许久，他甚至为此拒绝过讲演邀请。
他还喜酒。
不嗜酒，却爱喝酒。
与人探讨学术时，与家人团聚时，包括自己一个人时，总会忍不住小酌几杯。
高强度的工作与不良的生活习惯，给他的身体带来许多额外负担。
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逝去，给他的精神带来极大打击，这个不再年轻的男子消沉不已。
梁启超与夫人李蕙仙
一时间，许多病症在他身上发作，心脏病、痔疮、血尿症接踵而来，引发多人关注。
透过那段时间与梁启超有关的书信往来可知，他患上“血尿”应是在李蕙仙离世之际。
1924年，李蕙仙乳腺癌复发，难以救治，只能躺在家中静养。
或许我们可以直白点表示，那时，梁启超夫人病重无法救治，只能躺在家中等待死亡。
梁启超那时一直留在夫人身边陪护，血尿症正是出现在这一时期，只是症状或许比较轻，所以他没有在意。
梁思成
一直到9月13日，夫人逝去，这个男子也彻底失去老伴，没了精气神，病症加重，他才恍然想起一切，与儿女解释道：
“盖吾病之起，实在你们妈妈病重时，不过从前从不注意。”
等到1925年，梁启超的血尿症已经难以抑制，至少大半个文学圈都知道了。
透过当时林长民写给梁启超的信可见一斑。信中有如下内容：
前数日得书，渐悉尊体日渐康复，欣慰无似。近更健胜否？
山翁极以贵体为念，病后尤宜珍重，血疾不容更发也。
梁启超家庭照
面对他人关怀，梁启超全部承情，他开始注重养生，要改掉从前不好的生活习惯。
他给家人寄去的书信，也是满满的宽慰：
我自北戴河归来后，仍每日早起（总不过八点钟），酒也绝对不饮了，可惜你们远隔，若看见我结实的脸色，你们定高兴极了。
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都没有，精神体气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情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这时候的梁启超，不仅对自己的病症不放在心上，对于其他人的担忧，他甚至有余力去调笑他们。
梁启超与孩子合照
若能看到他们无奈的表情，他甚至能哈哈大笑起来。
一直到了1926年，梁启超的血尿症越来越不稳定，他的家人朋友十分担忧，多次劝说他去医院检查。
这个乐观男子才无可奈何地走进医院，既然你们担心，那我就“检查”一下，让你们宽下心吧。
梁启超先去的是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谁知道住了不少时间，医院却没检查出什么症状，只当做“血管破裂”来治，劝梁启超“多卧少动作”。
梁启超那时也找了一些中国医生来看，得出的结论也是比较简单：
“许多中国医生说这病很寻常，只需几服药便好。我打算出院后试一试，或奏奇效，亦未可知。”
梁启超
因为一些缘故，梁启超当时请中医治疗的打算暂时搁浅，他被亲朋好友再次拉到了协和医院进行医治。
协和医院的检查过程，梁启超后来在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简略描述，医院总共为他做了三次检测。
第一次是折光镜试验了尿管、膀胱、肾脏，检测结果“右肾分泌鲜血”；
第二次，注射药物检测分泌功能，检测结果左肾正常分泌，“右肾迟之又久”；
第三次，照Ｘ光线，看到“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
梁启超
检查出了问题，就要搞明白这个黑点是什么，所以梁启超当时也问了医生，医生只回复道：
非割开后不能预断。但以理推之，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
这即是西医体系与中医的区别之处。
中医认为良性肿瘤可以和人体共存，主张把良性肿瘤“催眠”；而西医则认为所有肿瘤全是坏的，必须割除。
两种方法皆能达成治疗的目的，前提是，梁启超得的真的是肿瘤。
但是，当时医疗体系尚未完备，现代常用的超声波检査，核磁共振成像以及活体组织病理检查等，在那时全都没有。
梁启超
医生仅能凭借以前的医学经验和案例来做判断，在无法具体得知梁启超到底患了什么病后，只能——哪里坏了，切哪里。
这是完全合情且合理的。
对于医生的诊断结果，梁启超欣然同意，他如实记录下来：
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这种检查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罪人斯得”，毫无疑义。
在病人同意手术后，协和医院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手术准备工作。
因为梁启超的“名流”身份，协和医院当时的院长刘瑞恒亲自操刀，还特意请一位美国医生担任副手。
手术进行的很是成功，刘瑞恒很顺利地把病人右肾切除，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刘瑞恒
科学发展
但是，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做过手术后的梁启超依旧“血不止”。
梁思成在《梁任公先生得病逝世经过》中写到父亲病症：
自是以后，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劳逸而定。
而医院在尝试拔牙、控制进食等手段后，梁启超的病症皆没有任何改善。
于是协和医院医师只能无奈解释，梁启超得了“无理由之出血症”的诊断结果。
至于治疗办法，协和依旧选择最保守的方法，“惟嘱静养，每二三月则注血一次，以补所失。”
梁思成
纵观梁思成以及梁仲策记录下的梁启超病史，满篇都是担忧，以及他们对协和的埋怨。
协和医师亦只能做消极防御，不能做积极治疗……医者盖己无能为矣。
平心而论，余实不能认为协和医生之成功。
梁启超频繁的进出医院，以及他家人的反应，自是被外界关注，被报纸报道，进而引发了当时文坛的一场“大地震”。
起初那些文人，还只是针对梁启超的病症进行讨论，然后怒斥协和医院医术不精。
但是，事态渐渐延伸，到了五月中旬，社会各界关注的已经不仅是梁启超的病症，而是中西医学对立、科学的传播发展。
徐志摩
徐志摩在嘲讽协和之后，尚且对科学秉持比较理智客观的态度：
对医学乃至科学本身怀疑，那是错了，当事人也许有时没交代，但近代医学是有交代的，我们决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作为天天看着兄长受苦的梁忠策却十分愤怒，他气急之下甚至喊话：
世界之医学，仍甚幼稚而已。科学万能，或为千百年后之事实，但必不在现代耳。
眼看着下场的文人越来越多，甚至还有好多医学生在辩论，梁启超坐不住了。
他特意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文中他承认自己对于医学是门外汉，但是协和对他的诊断和治疗，他全程看在眼中，十分清楚。
徐志摩
在简约说明他在协和医院的治病经过后，梁启超花费大量篇幅解释自己写文目的。
他认为科学之路浩瀚如海，虽然我们现在只是一页小扁舟，但不能因为此时的认识尚少，便怀疑到科学本身。
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一一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想来，无论梁启超对协和是信亦或者不信，他都必不允许，因为自己一次看病失误导致人们对近代医学的抵触，阻碍“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1929年1月19日，在梁启超做完手术两年多后，他因为病重难以救治，逝世。
梁启超和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
距离他离去已经有了90多年，关于梁启超死亡原因，舆论依旧未达到统一。
但无论是否是协和过错，众人视线聚焦点也只在于病状本身之上，而不再涉及到科学、医学发展，想来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思及梁启超先生所说的：
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
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不得不由衷对这位立志救国救民的先生产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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