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他以英文书写的作品，长期位列美国畅销书榜首。并且，他还三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写作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不仅被重印40次，并且还被译成法、意、荷等多国文字，成为欧美上层的“枕边书”。
同时，他也倍受争议，他提倡的“幽默与闲适”引得左联作家不满。鲁迅称之为“麻醉文学”。
他，就是林语堂。首位以英文写作名扬海外的中国作家。
他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驱者之一。
林语堂曾在自叙里说自己：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然而，在东西文化游刃有余的林语堂也曾有过自己的迷茫，他自嘲自己是：“一捆矛盾”。
林语堂的矛盾可以说是伴随着家庭出身就有的，也可以说是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而来的。
1895年，他出生于福建漳州一个贫穷的牧师家庭。祖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则是一个乡村牧师。
这个家庭不同寻常的是，家里墙壁上同时挂有基督教和儒家的对联。父亲一边带着全家去教堂做礼拜，一边在家里打铃上课，教授孩子们四书五经。
这看似矛盾的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为以后林语堂亦中亦西的文化观，打下了基础。
深受基督教和儒家文化影响的林父，眼界非常开阔。
他期望孩子们能走出小乡村，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有一番大的作为。他曾对孩子们说，“英国有牛津大学，德国有柏林大学，你们要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
为此林父曾卖掉祖屋又借银元供儿子读书，最后林家的四个儿子都上了大学。
其中，林语堂和二哥及小弟都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那是最有名的英文大学。后来，更是出现了四兄弟先后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奇观。
林语堂后来曾幽默地说，林家的人都很聪明，林肯和林黛玉不都是林家的吗？
林语堂受父亲影响很深。他称“父亲是当时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家，敏锐、富有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
在邻居家的孩子们背后都拖着一根长辫子时，林父却让林家的几个孩子都留短发。
林语堂对于早年的家庭生活和教育深怀感激。他在自传中写道：
“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究而言之，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康健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是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在这条件之下生长起来，没有人是走错的。”
充满爱意的家庭，给了林语堂一生的智慧和坚守道德的强有力的后盾。
父母的眼界就是孩子发展的天花板。没有林父的远见卓识，也就不会有林家四个孩子都能走出乡村成为大学教授的盛况。
林语堂17岁那年，考入圣约翰大学神学系。但是，天天读《圣经》的林语堂却越来越不信上帝。
他对英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比家乡的土话好听多了。他还成了赛场上的体育健儿，参加了远东运动会。
林语堂晚年回忆说，圣约翰大学对他影响很深，使他对西洋文化和西洋生活有了基本的认同。
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林语堂，20岁时，以全校第二的优异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应邀到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一向以英文出色而闻名的林语堂，忽然发现自己的国学文化根基很差。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深感惭愧，发愤雪耻。
北平城的琉璃厂成了林语堂频频光顾的地方。琉璃厂里有很多古典旧书，书店的老板也多是落第的读书人，有极好的旧学根底。这些人就成了林语堂求教的老师。
在古典书籍中，他尤其钟爱《红楼梦》。《红楼梦》丰富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见地。
他后来所著的《京华烟云》发表后，引起轰动，被称为现代版的“红楼梦”。
课余钻研中国古典文学和语言学的林语堂，终于有了不小的收获。
1917年，23岁的他发表《汉字索引制》，引起学术界轰动。北大校长蔡元培和钱玄同作序，与之共同发起“部首改变运动”，最后演变为“部首查字法”。
但是林语堂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
他时刻谨记父亲的教诲，决心到国外的优秀大学，进一步深造。在清华执教三年后，他申请到半官费奖学金赴美留学的机会，携新婚妻子廖翠凤去了美国。
他先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游学欧美四年，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文化，同时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萌发了改造国民性的想法。
1923年，林语堂回国，应胡适的邀请，到北大英语系任教授，同时兼任北师大教授及教务长。
国内，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新文化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些激进的文化先驱对国家的落后和政府的无能，痛彻心扉，大力批判传统文化。鲁迅曾提出，青年人要少看或不看中国古书。钱玄同更是提出了“欧化中国”的主张。
刚刚接受西洋教育归国的林语堂，也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鞭挞传统文化的这一边。
他以西洋人的观念来看中国，就觉得哪儿都不对。他曾列举49个西洋优于中国的例子，如“西方人懂得小孩心理，而中国人棍棒底下出孝子；西方人比较守时，而中国人散漫；西方老年人有英迈之气，中国少年有衰老之相……”
他说：“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他成了鲁迅坚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曾恶补中国古典文化的林语堂，把庄子和苏东坡引为隔代知音。尤其是苏东坡的豪放、洒脱对他影响很深。这时的林语堂开始发表文章，提倡“闲适幽默”，批评北洋当局。
一向斯文的林语堂，还和游行的学生一起，拿着棍棒和石块与警察对持。
但是不幸的是，后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警察残酷地镇压学生运动。身为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含着泪去认领学生遗体。
林语堂悲愤异常，他写下了《悼刘和珍和杨德群女士》，称遇难的学生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随后，同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林语堂和鲁迅同时遭到了北洋当局的通缉，被迫离开北京南下，到厦门大学教书。但是不久，因教务长刘树杞的排挤，林语堂和鲁迅不得不先后离开。
后又经过辗转颠簸，林语堂携全家迁到了上海。
面对灯红酒绿的上海，林语堂思虑良久，决定以文为生。这时，他接触到了美国作家赛珍珠。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以《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的赛珍珠，建议林语堂以英文写作的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人文风情。而此时的林语堂也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反思。
于是，就有了《吾国吾民》的诞生。此书在欧美一经发表，就荣登畅销书榜首，且长久不衰。被认为是描写中国与中国人最公正客观的作品。
林语堂熟知西方人的阅读习惯，以幽默轻松的笔调，描绘了东方文化的神秘和智慧。打破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偏见。
他打开了西方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很多西方人是先知林语堂再知中国，知有中国之后才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
林语堂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明星。但是，他的幽默在国内却受到了左联作家的抨击。
《吾国吾民》也被嘲笑为“卖国卖民”。曾有位作家直接用英语问他，卖国卖民卖了多少钱？
他的挚友鲁迅也认为，在这个风雨如晦、动荡不安的时代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还写信劝他多译些英文名著才是正途。
曾自称是“一捆矛盾”的林语堂，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他曾有过迷失。刚回国时，“所做之文，患哈佛病，声调太高”，处处不满。
但是，人生是复杂的，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反思，他又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他从批评转为欣赏和接纳，他将此称之为“我之重新发现祖国”。
彼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愈演愈烈，左翼作家联盟逐渐占主导地位。而林语堂，既不愿随鲁迅那样的坚韧者同行，同时又不愿改变自己。
他认为，人生在世，除了政治、赚钱之外，还要有些别的东西来充实生活。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个健全包容的社会，即需要像鲁迅那样的奋不顾身的“勇士”，也需要一些像林语堂这样的，站在比较超然的态度来传播中国文化的文人。
他曾说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他批评鲁迅是“左倾急进主义”。
思想观念的差异，使他和曾经的密友鲁迅渐行渐远。
林语堂和鲁迅的恩怨一直备受文坛非议。但是，他和鲁迅之间纯粹是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并非世人想象的剑拔弩张。
鲁迅逝世后，林语堂写的悼念文章里这样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加，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1936年，应赛珍珠的邀请，林语堂放下国内的文坛是非，携全家赴美国定居。启程前，他特地带上了苏东坡的书籍资料，他说，在国外，只要有苏东坡作伴，我就不会孤单。
苏东坡是他最喜爱的人物。随后他耗时三年，写成了《苏东坡传》。
在美国，他继续英文写作，宣传中国文化。他写的《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等都成了西方的畅销书。
尤其《生活的艺术》，更是被美国人奉为经典。曾经有一个美国人，看了这本书后，特地到唐人街，对见到的每一位中国人作揖。他说，感谢中国人，写出了这么好的书，使他知道了世界有这么美好的东方文化。
身处美国的林语堂，时刻保持着对祖国文化的自信。他对女儿说，如果有同学笑你和他们有些地方不一样，你不要自卑，因为我们国家的文化比他们悠久而优美。
林语堂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次演讲上，曾说：“东方文明就像一个美人，并且在西洋最名贵的美人玛利亚之上，虽然这是一个麻脸的美人，近睹则百孔千疮。”
为什么这样说呢？林语堂解释说，身处国外时，昔日的抨击不满，却都变为宣传祖国的热情言辞，几乎转而成为一传播文化的外交使员。
当他远离故土，回望祖国，却比以往更加怀念、珍惜中国的美。
由于林语堂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所做的巨大贡献，1946年，他获得美国威斯康辛贝路艾特大学的荣誉人文博士学位。
该校校长致辞：“林博士，东方学者，世界文士，您具有国际思想，您的卓越不凡的写作，以使您在世界上成为非官方的大使”。
这位非官方的大使，其对世界文化交流的影响迄今无人能比。
但当时国内无人认同，说他是卖国文人。
有些人认为，在国家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你不写些反映革命斗争精神的文章，倒天天写赏雪品茶、幽默这些，不合时宜。
林语堂回道，我就是要不合时宜，我写的作品是要给更远的后人看的。
但是林语堂并没有把祖国的命运置身事外。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力，上下奔走，积极宣传抗日。
为了支持国民政府抗战，他曾将数万美元存在中国银行。谁料想内战时通货膨胀，他的美金变成了废纸。
但就是这么个不合时宜的林语堂，从1936年旅居美国30年，却一直没有入籍美国。
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加入美国国籍，要跪在美国国旗下面宣誓效忠美国，这个我做不到。
他的女儿在香港居住，邀他到香港定居。他拒绝了，说，“看这些山，光秃秃的，这个殖民地的香港，到处飘着铜臭气，有什么好呆的！”
1966年6月，林语堂携妻子到台湾定居，在台北阳明山终老。
图|林语堂，廖翠凤伉俪返台，机场留影
林语堂的婚姻爱情观，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五四”以来倡导爱情解放，个性解放。“毋有爱，宁愿死”。这是现代的爱情观。
但是，林语堂却说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爱情观，提出爱情是点心，婚姻是饭，不可能为了点心，而不要吃饭。
林语堂最爱的是初恋情人—一个同学的妹妹陈锦瑞。但是，因门第的悬殊，被女方父母棒打鸳鸯。
林语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几天，终于接受了现实。他说，爱情虽好，但是，不能为了点心，不吃饭，人生还是要走下去的。
后来，经由父母介绍，他和另一个同学的妹妹廖翠凤相恋。据说，两人初次相识时，在饭桌上，廖翠凤一直盯着林语堂看。事后廖翠凤说，好奇他能吃几碗饭。
文质彬彬的林语堂打动了了廖翠凤的芳心。也是两人有缘分，廖翠凤虽是富商之女，却不嫌弃林家的贫穷。
她说，穷点算不了什么？好在其父母也深明大义，没有横加阻拦，两人顺利地成了婚。
林语堂对妻子的通情达理深怀感激。他和妻子商量，要把婚书烧了，说，婚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我们不需用这个。妻子微笑着同意了。
一穷二白的林语堂用烧婚书的方式，表达了要与妻子白首相依的决心。
这以后的漫漫人生路，从国内到国外，再到台湾，林语堂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两人一直相伴终生。
新婚刚过的林语堂带妻子赴美国留学，在旅途中，廖翠凤得了盲肠炎，疼痛难忍。但是，廖翠凤却坚决不动用嫁妆，那是他们留学四年的生活费。后来，捱到了美国，他们才终于找了医生，给廖翠凤动了手术。
在国外求学的四年，由于经济拮据，生活开支都要精打细算，这一切都有赖于廖翠凤的精心打理。
林语堂在自传里这样写他们在国外的生活：
“我俩本是一对不识不知坦白天真的青年，彼此相依赖，虽有勇敢冒险之精神和对于前途之信仰，然而现金甚少而生活经验不足。我妻的常识比我为多，所以她可以把逐个逐个铜元拿在手上数数，借知我们可以在留在国外几天。”
终于，四年辛苦的付出有了回报。林语堂获得了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
回国后，林语堂先是到北大任教，后又辗转到厦门、上海。
他们的经济状况慢慢好转。一起走过患难的夫妻俩恩爱有加，形影不离。
据林语堂学生回忆，在上海东吴大学时，师母自己驾车送老师到校，然后开车到附近买菜。再开车回东吴大学，等老师下班。有时她也会约同学到府上饮茶小叙。老师口含烟斗，谈笑风生，师母有时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中，她和老师都很风趣。
林语堂和妻子廖翠凤育有三个女儿。廖翠凤一心想为林家生个男丁，林语堂却宽慰她说，我和小女儿是双胞胎呢。
林语堂将三个女儿视为无价之宝，他给三个女儿起了很有意味的名字，大女儿如斯，二女儿太乙，三女儿相如。
他与三个女儿亲密无间，常常在一起玩游戏，共享童真快乐的时光。
图|林语堂与次女太乙、三女相如、长女如斯在纽约
和谐幸福的家庭给林语堂创作带来了无穷的动力。他曾说：“我也有福分得着妻子廖翠凤的陪伴和照应，由于她那温柔的指点和那具有女性特征的安排，我们家庭充满了爱和宁静，因此我可以安心工作。”
在他们金婚纪念日之时，林语堂给了妻子一个深情的吻和一个勋章，勋章上面刻了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孔莱里的《老情人》一诗：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对于他们的婚姻，林语堂很自信，他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
图|林语堂与二女儿林太乙在中文打字机旁
在民国时，很多文人大佬，争相抛弃原配，迎娶新爱。
但是，林语堂却选择坚守自己的结发妻子，珍惜眼前人。虽然，他有时还是会想起自己的初恋，但那毕竟是过去式了。
他把一个经父母之命的婚姻过成了一首浪漫的爱情诗。
图|1969年林语堂夫妇结婚五十周年，宴会中(阳明山故居)合切蛋糕
晚年的林语堂依旧笔耕不辍。1967年，他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他还不止一次感叹，生命太美好了，生命太短暂了，我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恨不能长生不老。
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学者之口，看似矛盾，实则表现了林语堂热爱生命、奋斗不息的赤子之心。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带着对尘世的无限依恋，逝世于香港，终年81岁。
后来林语堂的灵柩运至台北，埋葬于阳明山麓林家庭院后园。妻子廖翠凤经常来此陪伴他，直至她也最终离世，追随他而去。
台湾某报社发表社论，评价林语堂说：“尤可贵的是，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及其接物处事的雍容谦和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文|南国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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