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名满天下的画家，偏偏在盛名之时，抛弃妻儿遁入空门当和尚。
可15年后，儿子找上门，他又说：“我决定还俗。”
还俗后，他的画作曾拍出1173万的高价。
他就是著名画家——史国良。
为什么史国良会突然选择出家，又决定还俗呢？这到底是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大师，还是个沽名钓誉的“假和尚”？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
单纯简单的艺术追寻初期，越努力越幸运
1956年史国良出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家中七个孩子，史国良排行第六。全家九口人只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养活。
在那个特殊年代，家中孩子多，父母没有精力给幼小的史国良更多的照顾。
长得弱小的史国良经常成为孩子群里被追着打的那个人，因为姓“史”被小伙伴们称为“屎”。
孤独而敏感的他只能在涂涂画画中排解孤独，找寻自我安慰。
他给老师画教科图，给学校画黑板报，虽然耽误学习，但史国良很享受这个过程。他用自己的绘画天赋，得到了周围人不断地表扬，这也从别人的表扬中得到自信和满足。
不懂艺术却懂孩子的父亲郑重地跟史国良说：“三儿，你将来要是当了画家，就可以吃金黄的香蕉，天天吃肉。”
就是父亲这句话，让史国良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出人头地，让全家过上好日子。
命运也很眷顾这位天才少年。
史国良中学毕业，就被保送到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招收的美术班，有幸师从周思聪学画。
周思聪
周思聪是中国著名的女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温柔而坚韧的名师。她要求学生每天画10张速写，史国良却要求自己每天画30张。
在周思聪老师的画室里，每日都要来很多学生，但史国良永远是走得最晚的一个。
有一次深夜，史国良还在作画。
周思聪因为白天教导了很多学生，又要洗衣做饭照顾精神失常的父亲，实在是太累了也太困了，便对史国良说：“小史，你看天这么晚了，明天你还要到北京站画速写，要劳逸结合，早点回去休息吧！”
史国良却丝毫不解其意：“我一点都不累。”
凭着这股子冲劲和钻研的精神，在周思聪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史国良的画技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史国良既勤奋又有天赋，周思聪又把他推荐给黄胄、蒋兆和、李可染等国画大家，在几位大师的调教下，史国良绘画水平进步可谓神速。
正所谓越勤奋越幸运
1978年，史国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美院国画系研究生，成为那个年代并不多见的艺术专业的科班生，与他同班的同学还有陈丹青、华其敏这些中国当代知名画家。
此时史国良22岁，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学生。
在央美深造的日子里，史国良学到了更多前沿性的绘画知识，开阔了艺术视野，精进了绘画技法。
这一时期他创作的《月色》、《牧鸭》获得了文化部组织的国画展览席位；《藏区写生》等作品也参加了中国青年作家习作展并广受好评。
他的人生像是开启新的世界。
恰好，他也遇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刘玉梅。
高挑秀气的刘玉梅和才华横溢的史国良，在舞会上一见如故。
史国良一直都记得他和刘玉梅初见的那天。
刘玉梅穿着蓝色印花裙亭，留着时髦的短发，文静秀气，从舞池中一眼望去，亭亭玉立，像极了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女主人公，格外引人注目。
舞会上的男生们，都将目光聚焦在这个漂亮的女孩子身上，史国良也不例外。
得知是国画系书记刘庆贵的女儿时，他有点踌躇。
但为博美人一顾，史国良还是壮着胆子，乱跳着舞步移到刘玉梅跟前，故意轻轻撞了她一下。
好脾气的刘玉梅看着这个外表俊朗的小伙子，笑了笑走开了。
可就是这么轻轻一撞，让二人撞出来好感，也让刘玉梅的笑容深深刻在史国良的心里，当美院教授问他“愿不愿意和刘玉梅处朋友”时，史国良脱口而出：“我愿意”。
就这样，史国良和刘玉梅确定了恋爱关系。
随着史国良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二人也顺利走进婚姻殿堂，没过多久便迎来夫妻之间爱情的结晶。
这段时光是史国良一生中非常快乐的时光。
白天他在军艺教学、画画，晚上回家陪伴老婆孩子。而妻子刘玉梅是典型的中国式贤妻良母，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让丈夫把精力放到作画上。
在妻子的支持下，史国良得以抽出大量的时间进行创作，拿出了无数叫座又叫好的作品，受到了国家的高度认可，他成了国家一级画家。同时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写实技法，鲜活的笔墨趣味又斩获了国外的奖项，引起了画坛的强烈反响。
史国良俨然成为一名闻名中外的年轻画家。
灵感枯竭的艺术瓶颈期，在异国他乡寻求新活法
生活的满足和事业的平稳让史国良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艺术上的危机。
他很长时间找不到画画的灵感，画技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步，一向在绘画艺术上追求极致的史国良萌生了去国外寻求发展的想法。
1989年，史国良放下国内的一切，在温哥华从零开始。
然而并非事事有所付出就有所回报，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史国良在加拿大遭遇了诸多挫折。
先是画展所得被画商侵吞，名声没打出去，他经济上也捉襟见肘。苦闷的他又遭遇了车祸，由于语言不通，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的腿也因此落下残疾。
妻子得知史国良的境遇，立刻从国内辞职，赶到加拿大照顾他，疼惜丈夫的刘玉梅默默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同时去酒店打工贴补家用。
紧接着开始有华人购买史国良的画作，史国良的国外生活开始有了亮色，经济上的困顿慢慢解开。
然而同时期出国的同学陈丹青已经在纽约、巴黎成功办了几场盛大的画展，震动纽约，轰动巴黎。
好不容易生活开始有起色史国良开始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甚至一度有了抑郁倾向。
刘玉梅虽然照顾丈夫周到细致，却并未触摸到丈夫匮乏的精神领域，无法理解丈夫的精神世界。
直到1989年的某一天，史国良遇到了一个人，他一眼便看出这位画家眼里的迷茫与痛苦。这位慧眼如炬的高人，正是佛法精湛的星云大师，他告诉史国良：
“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是佛法。换种活法可能会解决你人生的问题。”
这句话彻底改变了史国良的观念，同时也改变了史国良的人生轨迹。
他用6年时间思索着星云大师的话，在确定自己灵感已经枯竭，无法作出让自己满意的画，所以下定决心效仿民国大师李叔同，放弃名望，放弃家庭，放弃世俗间的一切，选择出家。
刘玉梅初闻丈夫的决定，苦苦恳求他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可以留在红尘中，奈何那时的史国良，为了突破自己的艺术瓶颈，已然不管不顾了。
1995年他来到了美国最大寺庙西来寺受戒出家，由画家变成了画僧，法号释慧禅。
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15年的僧侣生活。
堪破人生第三层境界，为亲情重返红尘俗世
在寺中出家修行的日子，让史国良暂时切断对俗世的牵挂，看见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完全沉浸在突破自己的人生境界上。
他一边修行，一边作画，并屡屡参加一些佛教活动，绘画内容不断向佛教靠拢，他感觉自己曾经枯竭的灵感又回来了。
《小昭寺》、《礼佛图》这些就是他出家期间的作品，作品里似乎都有了灵魂，这也让史国良的人生踏入了新境界，作画水平也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体系与风格，画坛地位也在无形中提高。
此时的他是一位藏在人世中的隐士，虽然不见其人，但江湖中不乏他的诸多传说。
史国良虽有心效仿李叔同甘为艺术献身，但他毕竟不是李叔同，他的内心有超脱俗世的洒脱，还有红尘滚滚的人世眷恋。
当儿子史村梳着绿色的高耸的飞机头，耳朵上、鼻子上、嘴唇上、舌头上到处都带的环儿，穿着成套的朋克服装站在他面前时，他平静的心突然隐隐作痛。
此时18岁的史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曾经印象中乖巧的儿子，变成了一副“屌炸天”“吓哭人”的样子。
儿子担心同学们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和尚，因此对史国良产生了极度的厌恶。
史国良和妻子送儿子到学校，没到校门口，儿子就要求下车，史国良问儿子：“还没到学校你怎么就下车了。”儿子委屈且愤怒地大吼：“我不希望人家看见我爸是和尚！”
史国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决定给儿子造成了多重的伤害。愧疚、自责、难过等多种感觉一起涌上心头。
他反思自己在儿子成长过程中一直缺席，在儿子面临高中毕业的人生重要阶段，作为父亲，他有责任关爱儿子，为他指引方向。
他决定为儿子还俗，这一行为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最终他还是冲破桎梏勇敢踏出了那一步——离开十五年的寺院，回归了家庭。
回到尘世的史国良开始了一边研习佛法钻研绘画技艺，一边努力修复亲子关系的入世修行。
他为儿子在学业上答疑解惑，尽自己所能，帮助儿子走上艺术之路。而儿子史村也是争气，在父亲的指导下考上了中央美院，如今发展的比史国良还要好。
这让史国良多年来，想遇见一个极有天赋的学生传承衣钵的愿望，得以在自己儿子身上实现。
还俗后的史国良依旧笔耕不辍地作画，而正是因为他突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人生第三层境界，让他的作画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有关佛教的画作，更是将佛教的慈悲与包容体现地淋漓尽致。
他作画的一幅《转经图》竟然卖出了1173万的天价。
2020年，史国良登上胡润中国艺术榜第33位，以年画作成交总额达1872万元，真正实现了他儿时出人头地的愿望。
但是他出世入世的经历饱受争议，但是有人说他用佛教沽名钓誉，史国良却不以为意。
十五年的修行让他明白：世间不可能有尽善尽美之事，有得必有失。现如今，他真正的关心的是如何用余生陪伴妻儿，弥补自己十五年对家庭缺位的爱。
十五年的修行让他悟道：艺术很重要，但世间还有很多值得他坚守和信奉的东西，对于妻子与孩子，他无法做到完全放下。
这正如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一样，事业很重要，常常为了事业而忽略爱人和亲人，但在时光流逝中，心头屹立不倒的是那些爱着我们、支持着我们负重前行的亲情和友情。这是人生难得的宝藏。
就像星云大师所说，人生就是一个圆，你在各处领略了不同的风景或险滩，最终还是要回到圆的轨迹，才算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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