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台城月夜”----孙多慈与徐悲鸿的爱

《台城月夜》是画家徐悲鸿的一幅巨幅油画，创作于1930年冬季。这幅真人大小的油画，应该算是艺术大师的纪实性油画作品。画面上一男一女，男人席地而坐，少女侧立其左。天际皓皓明月，远处隐隐台城。画上的少女，脖颈间一方纱巾，随风诗意般飘动。
《台城夜月》原本放在国立中央大学徐悲鸿画室里。徐悲鸿夫人蒋碧薇发现后，气冲冲将它带回了家。夫妇之间长达十余年的冷战，也由此展开。后徐悲鸿忍痛将《台城夜月》刮去，为好友刘大悲画了“刘老太爷”人物肖像。
徐悲鸿是当代画坛巨匠，他的巨幅画作，如《放下你的鞭子》、《奴隶与狮子》等，拍价都在6000万左右，《愚公移山》也拍到了3000万以上。《台城夜月》如果流传至今，它的价格又值多少？从这个角度，蒋碧微那一怒，可是“千金”之重啊！
《台城夜月》的美丽悬念：蒋碧微为什么如此之怒？《台城夜月》少女原型孙多慈，又是位什么样的传奇女性？
“敏妙之才，吾所罕见”
如何形容出生于安庆老城的孙多慈？还是用同是安庆老乡的作家苏雪林曾描写最好，“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纪。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又说，“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她可爱。”徐悲鸿笔下的孙多慈，与徐悲鸿心中的孙多慈，也大致如此吧。
徐悲鸿对孙多慈产生兴趣，最初还是从她的才学开始的。1930年秋，孙多慈旁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作为教授，徐悲鸿很快从众多学生发现了这位身材高挑的女学生。11月，徐悲鸿为孙多慈画了幅素描。画稿上的孙多慈，短发齐耳，脸盘如月，两嘴紧抿着，表情淡然。有少女学生的清纯之处，但也有小城少女的朴实。素描稿右下方，徐悲鸿留下这样一段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此时他们之间的感情，还局限于师生之情。
之后不久，徐悲鸿邀孙多慈冬游台城。在暖暖的阳光下，18岁的少女孙多慈，带着哽咽的声音，向大师叙述了她的家史。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因曾任孙传芳五省联军秘书，被蒋介石密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突如其来的变故，也使得本有希望考入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孙多慈，名落孙山。
徐悲鸿发现自己爱上孙多慈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随他私奔东渡日本的夫人蒋碧微。那一阶段，蒋碧微不在南京，徐悲鸿给她发了一封急信，“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但接到蒋碧微立即返回南京的电报，他又暗生悔意，“太太明日入都，从此天下多事。”
事实确实如此，蒋碧微回到南京不久，便发生了此次夺画事件。

爱在两难之间

此时的徐悲鸿，对孙多慈，不知道究竟是惜才，还是爱人。但他把孙多慈介绍给好友盛成时，惜才的成份更重一些。盛成是20世纪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可惜，盛成与孙多慈见面，印象平平，并没有产生“触电”的感觉，反过来，却看出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的那层微妙的关系。
直到这个时候，徐悲鸿才知道已经不能自拔。
“燕子矶头叹水逝，
秦淮艳迹已消沉。
荒寒剩有台城路，
水月双清万古情。”
在给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的信中，徐悲鸿这样表达自己此时的悲凉心境。
舒新城的爱情故事，同样充满传奇色彩。1924年，舒新城应聘在四川国立成都高等师范任教育学教授，因与学生刘济群产生感情，在当地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校方态度十分坚决，指控舒新城“诱惑女生，师生恋爱”，并调军警对舒新城进行拘捕。不得已，舒新城匆匆逃离出川。正因为如此，舒新城是徐孙爱情的有力支持者。他给徐悲鸿的回复只有两句：
“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
但，徐悲鸿必定是事业有成有大艺术家，必定有一个曾经传奇的甜美家庭。两者之间，真的很难取舍。苦苦思索了半年，徐悲鸿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图画满分的风波

1931年7月上旬，国立中央大学爆出一条惊天新闻，艺术专修科招考新生，徐悲鸿主考的素描，当天结束，次日早晨，他就在工字大楼大门外，把考生试卷和分数当众公布出来了。孙多慈的名字高高排在第一位，95分，无人能及。
当晚，徐悲鸿与蒋碧微去朋友郭有守家赴宴，结果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蒋碧微提出两条，一，不要录取孙多慈，你可以把她推荐到其它大学去；二，如果非要录取孙多慈，那就辞了中央大学的工作。徐悲鸿几乎没有犹豫，立即选择了后者。
这一晚，徐悲鸿以离家出走的方式，向蒋碧微表示了自己坚定的态度。但蒋碧微不肯罢休，又从南京追徐悲鸿到了上海，矛盾继续升级。徐悲鸿一怒之下，给蒋碧微发了一封信：“我观察你，近来唯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
尽管如此，8月末，在庐山，在陈散原等人的劝说下，徐悲鸿还是回到了蒋碧微的身边。
从九江下来，坐的是招商局江安号客轮，船经过安庆，停靠一个小时。徐悲鸿走出船舱，独自立在甲板上。江岸之上，振风塔凌空而立，上矗云汉；迎江寺群殿相拥，气势雄伟。孙多慈曾向他说过，这是安庆东城之外一大风景，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美誉。往西有枞阳门，进城往西北，一个叫汪家塘的地方，便是她的家。徐悲鸿看江面上正冉冉而起的太阳，大概还不到早晨6点钟吧，此时的孙多慈，恐怕还在睡梦之中，她怎么能想得到，在南城外，在江安号客轮上，徐悲鸿正对她苦苦思念呢？那一刻，徐悲鸿真想随人流走下船去，在汪家塘方家大屋，找到孙多慈，不再回南京，而是隐进深山，做牛郎，做织女，过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
但这是不可能的。徐悲鸿到底还是凡夫俗子，他的爱情观，生活观，都注定他无法如此超脱。

天目山的红豆

1934年10月22日，金秋季节，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徐悲鸿，为弥补20个月来对学生授课的欠缺，亲自带队，率艺术专修科绘画组3年级10余名学生，从南京坐车至杭州，又转车到于潜县，在素有“江南奇山”之称的天目山，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写生生活。
也就在这山中，孙多慈踮起脚，伸手勾下树枝，从中选了两颗最红最亮最圆最满最成熟最结实的红豆，摘下来，轻轻放于手中，然后两拳紧握，合在胸前，闭上双眼，似是暗暗祈祷，暗暗祝福。之后，她走过来，怀着一颗真诚之心，把红豆捧到徐悲鸿面前。
徐悲鸿觉得眼角有些湿润。他知道，在孙多慈无言凝望之中，有太多的期待，太多的信任，太多的憧憬。他忍不住伸出两手，把孙多慈紧紧环抱在在自己怀里。孙多慈把头伏到徐悲鸿的胸膛上，闭上眼睛，静静享受他宽厚而博大的爱意。
天地之间一片空白。天地之间一片宁静。徐悲鸿低下头，将嘴唇轻轻贴向孙多慈。孙多慈虽然眼睛是闭着的，但似乎也有同样的需求。两人唇齿相交的那一刻，徐悲鸿感觉到了孙多慈发自内心的悸动。
他们没有想到，就在那一瞬间，不远处，写生队一位叫杨柳的同学，也在攀狮子岩，他带有一部照相机，在调焦取景之中，镜头中突然出现了他们亲热相吻的情景，也是一种下意识，他按下了快门。之后几天，徐悲鸿与孙多慈关系白热化，两人卿卿我我，亲密无间，根本无所顾忌。这种举动，自然引起部分同学的嫉妒，而这种嫉妒，发展到最后，又变成了记恨。天目山归来，有关他们的风言风语，很快在中央大学传开，自然也传到蒋碧微的耳朵里。
关于孙多慈天目山采红豆相赠老师的故事，后来衍生出许多版本，其中传得最广的，就是徐悲鸿回南京后，特地到一家大银楼，订制了一对金戒指，将这两枚珍爱的红豆，分别镶嵌于其中。红豆之上，一镌“悲”字，一镌“慈”字。前者送与孙多慈，后者留给自己。之后四、五年时间内，这枚特别的情侣戒指，一直戴在徐悲鸿手上。蒋碧微也有发现，指桑骂槐了多次，但徐悲鸿根本不予理会。直到1940年与廖静文相识相知相爱，徐悲鸿这才把它从手上取下来。
蒋碧微晚年在回忆中说“有时晚上参加应酬，他经常也是吃到一半，就藉词要上夜课而退席，把困窘而尴尬的我留下。最令我难堪的是，他会在酒席上趁人不备，抓些糖果橘子在口袋里，后来我知道，这些也是带给孙韵君（多慈）的。碰到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只好装作视而不见。有时我也促狭起来，他把带给孙韵君的东西预备好以后，放在桌上。等他有事走出房间，我就悄悄地藏过，他回来一看东西不见，不好意思问我，也就讪讪地走了。”

庚款留学名额大战

蒋碧微意识到婚姻危机，是得知徐悲鸿正积极为孙多慈争取庚款留学机会之时。凭一个女人的敏感和直觉，她知道，当一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为一个女人去奔波的时候，他的感情如同赌注，已经全部押在这个女人身上了。而现在，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徐悲鸿，而这个女人，却不是他的妻子蒋碧微。
1935年春节之后，徐悲鸿两条线行动，一方面调动所有关系，努力疏通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高层，希望能为孙多慈争取庚款留学名额。另一方面，准备出版《孙多慈素描集》，以赶在比利时庚款基金会决定留学名额之前，送到中比双方委员的手中。“弟虽已接洽，不如示以实物坚其信念也。”后来与舒新城的通信中，他再三提到出版《孙多慈素描集》的重要性。
但蒋碧微是何等重要角色，几乎在徐悲鸿四处奔波的同时，她也四处寻求“道义”上的支持。只有面临毕业的孙多慈，对此全然不知。
1935年6月下旬，比利时庚款基金会召开董事会议，很自然，在各方推荐的出国留学名单中，“孙多慈”最终被勾掉了。
对于这个结果，徐悲鸿与蒋碧微两夫妇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悲极，一个喜极。
徐氏致舒信中愤愤写道：“弟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原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蒋碧微则毫不掩饰她的快意，晚年她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津津津乐道极为成功的“横插一杠”，并带有三分满足七分炫耀地写到，“于是以后孙韵君（多慈）也就未能成行。”

三赴安庆与暗中资助

1936年3月7日，《中央日报》刊载出一条消息，标题是《徐悲鸿卖画》。“所得之资，用以救济贫苦有志的青年艺术家。”明眼人一看便知，徐悲鸿想要救济的对象，就是女弟子孙多慈。
之后不久，徐悲鸿赶到上海，与舒新城签订了协议书，“请将弟存款内拨二千五百元，陆续购买孙多慈女士画，详细办法，另纸开奉。务恳吾兄设法照办为感。”
5月10日，徐悲鸿首赴安庆。船一靠上码头，他就迫不及待冲下船。看着他匆匆从泵船上往岸上赶，头发被夜风吹得很乱，孙多慈不由得心生怜意，对这位大男孩，更如何一个“爱”字了得。
1937年初夏，徐悲鸿又两次来到安庆，而此行的目的，则是协助孙多慈在安庆举办个人西洋画展。在此期间，徐悲鸿一时兴起，画了两幅小品，分送孙多慈和她的闺中密友李家应。半个世纪后，这两张小品流到了台湾作家董桥的手中。后来他在散文中说，“我那两幅徐悲鸿的画小得可爱，画给孙多慈的是寿桃，题了‘慈弟清玩’；画给李家应的是水鸭，上款‘应弟存玩’，都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日之作。”董桥对这两幅小品非常喜爱，说“一对尺寸相同的稀世珍宝，走遍天下恐怕再也找不到情致这样细腻的徐悲鸿了。”
徐悲鸿的题款很有讲究，同样是“玩”，题给孙多慈的是“清”，题给李家应的是“存”，别样的感情，在这两个字中充分体现出来了。这也是他与孙多慈情感发展的巅峰时期。

王映霞手中的红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4月，徐悲鸿应田汉之邀，从重庆东下武汉，参加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工作。他的另外一个心思，这就是赶往长沙，与正跑反在外的孙多慈会面。
7月31日，七月初五，星期日，徐悲鸿在广西桂林的报纸上，以醒目标题，刊出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的声明：“鄙人与蒋碧徽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徐悲鸿的好友，安徽舒城沈宜甲在中间想穿红线，不料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一口拒绝。毕竟徐悲鸿大孙多慈17岁，毕竟徐悲鸿有家有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面对这种局面，孙多慈也无法应对。“先生，你能再给我一段时间吗？我肯定会尽最大能力，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用我的心保证。”
徐悲鸿十分沮丧。尽管如此，他还是心存希望。最后分手的那个夜晚，他们携手漫步桂林街头，以为还有属于他们的明天。但战争纷乱，世事难料，明天只能是个未知数。至少在当时，他们不知道，那个夜晚，是他们爱情故事的最后一页。
改变他们命运的，一是李家应，一是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当时她们结伴由浙江丽水去武汉。在路上，两人聊到了孙多慈。李家应便请王映霞为她介绍对象。
王映霞眼前立刻浮出了许绍棣的影子，在她看来，这是个既有才华又有责任心的男人，真能和孙多慈结合，确实是一桩美满姻缘。从另一角度，也去掉了丈夫郁达夫始终放不下的“丽水事件”心病。到武昌第三天，刚刚安顿下来，李家应就送来孙多慈的相片。当天，王映霞发出牵线信。
孙多慈与许绍棣的婚姻，由此敲响开场锣鼓，而她与徐悲鸿之间的恋情，也由此徐徐落下帷幕。
事实上李家应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的武断。1942年，在浙江丽水，孙多慈因为思念徐悲鸿，生了一场大病，久久卧床不起。李家应知道孙多慈心病所在，便背着孙多慈，悄悄给徐悲鸿发了一封信，请他来丽水与孙多慈一见。这封信经香港陈子展转至徐悲鸿手上时，他正在喜马拉雅山的大吉岭。面对孙多慈的呼唤，他也无可奈何。
1941年老春，在许绍棣苦苦追求了4年之后，29岁的孙多慈，终于走进婚礼的殿堂。
1946年元月14日，抗战胜利后不久，徐悲鸿与廖静文在重庆举行婚礼。
1946年夏，孙多慈去南京探亲，不料表妹陆汉民家，就住在傅厚岗。天色将晚，薄薄暮气夹着细雨，从半空落下来。孙多慈在这薄暮中，在这春雨中，一步一步走近徐悲鸿旧居——傅厚岗6号危巢。她的心，也由此一步一步紧拎起来，她真害怕，当她走近时，徐悲鸿仍如以往，带着一脸惊喜奔过来，紧紧抓住她的双手。但这只能是她的一种幻想，傅厚岗6号早已易主，无论是徐悲鸿，还是蒋碧微，都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无言的三年大孝

1953年9月26日，清晨，一代艺术大师，在北京医院，永远闭上了他那天才之眼。
这一天，孙多慈正在美国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会议之中，突然宣布休会，为艺术大师徐悲鸿默哀3分钟。参会人员全体起立，会场鸦雀无声。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到后面传来“通”的一声巨响，有人控制不住悲伤情绪，晕倒在地了。
这个人，就是孙多慈。
远离大陆，也远离台湾，孙多慈孤身一人在美国，得知自己心爱之人离世，悲痛心情，可以想见。而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哭诉的对象王少陵，又临时去了法国巴黎。她只有通过远洋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就这么走了？”
“就这样走了。”
两人在电话里，能说出来的，就只有这两句。
这一天，是1953年9月27日。
放下电话，孙多慈久久无语。无语的空气在房间里流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只知道天在窗外白了，天在窗外黑了，天在窗外又白了。后来她硬撑着身子走到画桌前，铺开纸，作了一幅题为《春去》的中国画：老春暮寒，山雾四起，纤弱女子身单影孤，独自坐在溪岸。流水碎浪，落花残红，放声喊不住，伸手拦不住，只能眼巴巴看它们从脚下滑过。女子双肩瘦削，内中哀怨，如山如水如这暮色。女子两眉紧蹙，强咽下的，又是多少伤痛。“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 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雨暮凄凄。凭阑惆怅人谁会，不觉潸然泪眼低。层城无复见娇姿，佳节缠哀不自持。空有当年旧烟月，芙蓉城上哭蛾眉。”小时候读李煜的诗句，只觉得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凄美，现在再来细读，几乎就是自己真实心情的写照啊！
画笔放下，泪水流空，而对徐悲鸿的怀念，丝毫不减。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吧，身在异国的孙多慈，决定以中华传统女性的身份，为徐悲鸿戴3年大孝，以表示自己对他，对他们之间长达10年感情的追思。
不知道孙多慈戴的这个“孝”，具体用的是什么方式，3年如一，始终一头素发，一身素衣？或是头上永远有一朵白色的小花？也许她还有她更隐秘的方式，只是不为人所知罢了，包括她的丈夫许绍棣。
也许许绍棣心明肚知，只是不愿挑破。对于孙多慈，他做到了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仁厚与宽容。
1988年，孙多慈的好友，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的吴健雄，回南京参加东南大学校庆活动。在校园内六朝松旁，她向徐悲鸿女儿徐静斐，道出了这个秘密。
说者有心。听者愕然。
1975年1月，孙多慈因癌病逝于美国，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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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还有一种说法： 1953年9月，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噩耗传到台湾时，蒋碧薇正去中山堂看画展。在展厅门口，当她刚签好名字一抬头，正好孙多慈站在了她面前。这对几十年前的情敌，一时双方都愣住了。后来还是蒋碧薇先开了口，略事寒暄后就把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孙，孙闻之即刻脸色大变，眼泪夺眶而出。她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是蒋碧薇惟一的一次与她对话，竟是告诉她徐悲鸿的死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