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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论·研究] 广州十三行(外销画) 风云录 (2)

4 已有 12684 次阅读   2012-12-30 15:47   标签广州十三行  Documents  normal  风云录 
 
   广州十三行—罗建辉 作品(1796年广州)
 
   历史—  随着 世界变迁,一代一代人传说、记载、遗失,后人不断淡忘。百年归寿后,许多历史又渐渐地带进了坟墓。留下来的又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如土改、文革时期)……。
   广州是一座有22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早在公元前九世纪的周代, 这里的“百越”人和长江中游的楚国人已有来往, 建有“楚庭”, 这是广州最早的名称。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建南海郡(郡治设在“番禺”, 即今天的广州)。公元226年, 孙权为便于统治, 将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两部分, “广州”由此得名。直到1921年成立市政厅, 才特指广州这座城市。

  广州又称“羊城”。相传周朝时, 南海飘来五朵彩色祥云, 五仙人骑着五只羊, 各携带一串谷穗降临此处, 赠谷穗给居民, 祝福此地五谷丰登、永无饥荒, 留下五羊化为石头。今越秀公园建有以此传说为题材的“五羊石像”。

  广州秦汉时就是繁荣都会, 汉唐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也是中国最早对外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

    关于广州十三行起始的年代问题,没有详细记载的史料。过去的学者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归纳起来,约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亦是最早提出的意见,就是把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洋货商人组织公行的一年,认为是广东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英国摩斯、美国亨德等西方学者主张这一说。后来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已指出此说的谬误,认为“是年无非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组织(公行)之一年而已”。

  第二种意见认为广东十三行出现在公行成立之年以后,如日本学者稻叶岩古郎以为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十三行逐渐变成了公行的代名词。这一说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广东洋货行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这是《广东十三行考》的主张:“粤海设关之年(康熙二十四年)可确定已有十三行”。吴晗在介绍《广东十三行考》所写的书评中,基本上同意梁氏的说法。不过,他根据昭涟《啸亭杂录》记吴兴祚的事:“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认为这是吴兴祚始任两广总督到粤海设关之年任内时期的事,因而断定说:“则十三行之立,当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四年间

    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从广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间,

   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清政府关闭了沿海江、浙、闽三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广州“十三行”便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进出口“贸易特区”。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订立,统揽中国外贸特权80多年的广州“十三行”被废止。

   中国外销画,通常具备两个要素:
一、由中国画师绘制而专供输出国外市场,通常是销往欧洲,后也及于美国等地。
二、在绘制时不同程度地采用西洋绘画的技法,包括透视法、色彩晕染、形式和材料。显然,这种外销画既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画,一般说来又不同于地道的西洋画,尽管其中有些画已经洋味十足。是中外画家各有千秋,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结晶。 现代人眼里,一提油画,自然而然认为西洋画家特有技艺,要习其技法,须留洋也!其实十三行解体后,画师一部份去香港、上海发展谋生外,部份流落民间谋生,在兴宁、梅州客家地方等,正兴建大量围龙屋,须求大量美术工和雕刻工艺家。每建一座围龙屋要花很长时间。至现在仍不少保留相当完整,工艺水准之高令人惊叹不已!改革开放年代,香港回内地东莞、广州、惠州、深圳加工油画出口外销,都有不少民间艺术家,水准之高,深藏不露,国家也不闻不问。只靠加工油画出口外销来糊口度日,反而大部份拿着国家高工资所谓名画家其水准相差悬殊,只靠“所谓艺术”来面对民众支撑门面,所有比赛画展,非全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拒之门外,不怕不识货,最怕货比货,连小孩都明白道理。油水不流外人田。我去看过不少名家油画展和拍卖会其艺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仍停留在教堂水平线上。难怪拍卖行杨老师跟我讲,拍卖油画会亏本生意,但又不能不搞,不是名家画再好也无人问津,都是冲着名人而已。
    不少油画家到后来都改行画国画才有前途,但领略水墨国画技法后,渐渐溶入油画透视法、色彩晕染。混合传统画法,取之精华,反而变成真正杰出国画大师。
 

    外销画的兴起

    早在外销画兴起以前的一二百年,西方的绘画作品已经传入中国。目前可知的最早的例子是明万历九年(1581年)和万历十一年(1583年),由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先后带到中国的天主像和圣母像。利玛窦之后,很多西方传教士都携带西画来华,并且其中一些人更因为熟练掌握西画技法而进入中国宫廷,成为御用画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他在康熙末年来到中国,侍奉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特别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供职于宫廷的传教士画家的西画技法直接影响了宫廷内的中国画家,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西方的透视法和细微的明暗对比。同时,传教士画家自己的绘画作品也不再是纯粹的西方风格,他们有意识地削弱了西画的明暗对比、高光对比和焦点透视等技法,掺入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以细致的渲染避免笔触的暴露,用皴擦取代阴影的涂染,呈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

    然而,中国宫廷聘用的西洋画师作画不过是为了给皇家气派增添一点新奇色彩,西画的发展完全被约束在宫廷之内,无法自由向外传播。与宫廷西洋画相比,清代广州外销画则是根据民间的商业要求而发展,向外传播(从广州传到香港、上海等地),其影响远比宫廷西洋画要深远。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停泊在广州附近的黄浦港,广州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西方人集中地和贸易区。在十三行地区出现了专门模仿西方绘画技法、风格,绘制外销画的职业画家。西方画家模访中国画、线描、淡墨相互溶洽。他们的创作涉及西方各种绘画形式,如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玻璃画等。由于他们的作品极富特色,受到了外国来华人士的欢迎。

    外销画的发展:画家和画室

    既然外销画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绘画,那么中国的外销画家是通过什么途径学习西洋绘画的呢?第一种途径是出洋留学。最有名的例子是史贝霖(Spolilum)。他是广州早期外销画家中最为出色的。其生卒年不详,大致活动于1775年至1810年间。有学者认为,史贝霖即是活动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油画家关作霖,在广东地方志《南海县志》中有关于关作霖的记载。另一种观点指出:记载中提到关作霖在嘉庆中期(1810年前后)的广州设立了自己的画室,而史贝霖最晚的作品则出现在1805年至1806年间。如此说来,史贝霖和关作霖的身份是无法重叠的。抛开对史贝霖和关作霖身份的考证,我们来看两幅题名为史贝霖的作品。

    《乔治.华盛顿》是史贝霖根据美国画家约翰?特鲁布尔所绘油画的彩色铜版画复制而成的。无论是细节、比例、透视,还是整体的色彩效果都十分逼真,可见中国外销画家掌握西洋绘画技法的纯熟程度。除了复制西洋油画作品外,史贝霖也自己创作写生。《广州法庭内景》描绘了中国地方官员在广州开庭审讯英国“海王星号”水手的场景,事件的背景是:英国“海王星号”商船的水手酗酒打死一名中国人,中国官方对其控罪审讯。法庭设在十三行的商馆中,画家采用强烈的光影对比,造成舞台般的戏剧效果。画面中出现了几百人,烘托出审讯场面的庄重威严。

    跟随来华的西方画家学画,这是第二种途径,也是外销画家学习西洋绘画的主要途径。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叶,许多职业或业余的西方画家曾到过中国沿海和广州口岸,在中国居留期间,他们创作了不少中国风景和人物的写生作品,不少作品后来直接成为外销画家临摹的对象。

    对广州外销画影响最大的外国画家是英国的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他也是19世纪在中国华南沿海居留时间最长的西方画家。钱纳利出生于英国伦敦,生活于英国美术的黄金时代,他17岁起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深受以英国画家托马斯.劳伦斯爵士(Thomas Lawrence,1769―1830)和威廉.毕奇(William Beechey,1753―1839)爵士等为代表的“华丽风格”(Grand Style)的影响。钱纳利很早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从18岁开始就有作品在皇家画院展出。1802年,由于家庭问题,钱纳利离开英国,来到印度,又因债务问题而离开印度,来到澳门,从此在华南地区生活了20多年,直至去世。钱纳利在澳门开设了画室,为欧洲人和当地中国显贵绘制肖像,并经常往来于澳门、广州、香港之间,创作了大量的速写、素描、油画、水彩作品。

    林呱(Lamqua)(注释:有三个林呱存在。老林呱的风格是跟随斯泼依隆的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作品显得冷静而精细。有研究者认为他有可能是记载中的关作霖,或与关作霖是父子关系。另一位林呱中文名字是关乔昌,他较老林呱更为有名,通常提到的“林呱”都是指他,他是19世纪中期广州最重要的外销画家,早年曾跟随钱纳利学画,后开办自己的画室。最后一位林呱的中文名字为关世聪(Guan Shicun音译),国外研究者认为他是与关乔昌两个时代的人。)被认为是钱纳利最得意的中国学生,也是现今留下生平记录最完整的中国外销画家。林呱早年从本地画家那里学到了写实油画技巧,在钱纳利来到中国后,他成为了钱纳利的学生和助手。他很快熟练掌握了钱纳利的英国风格,并敏锐而极具“商业眼光”地追随了钱纳利在广州和澳门等地确立的新的艺术口味。他称自己是“熟练的肖像画家”,并标榜自己的英国风格,在画室的门牌上写着“林呱,英国和中国的画家”。

    林呱在30岁和52岁的时候,分别为自己画了两幅《自画像》。有趣的是:这两幅自画像选择了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姿势,只是画中人的年龄不同。从这两幅《自画像》上,我们可以看到林呱对油画绘画技法的掌握是多么游刃有余。他采用古典主义画法,背景是浓重的黑色调,前景中端坐的人物被一侧打来的光源照亮。面部和手都是重点细致刻画的对象,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

    在林呱存世的大量作品中,还有很多行商肖像和海景、风景画。行商是清代广州地区特殊的商人群体,相当于国内贩运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代理商。他们具有官商的性质,服从清政府的广州海关监督。在广州作为中国唯一沿海开放港口的岁月里,十三行的行商享受着优越、富足的生活,他们以垄断的形式获取大量的商业利益。经济的富足,与洋人的贸易往来,也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存真”的西方绘画。《伍呱像》是由林呱完成的行商伍秉鉴的画像,这个下巴尖尖、双颊深凹的人曾是广州十三行的首富。画面的构图和背景的安排上都显示出来自钱纳利英国学院派风格的影响。

    并不是所有的外销画家都有林呱那样的好运气,可以直接跟随钱纳利那样的外国画家学习,英国美术史家苏立文先生曾对外销画做过这样的比喻:“像砂子那样掉入下层专职画家和工匠画家的手里”,可见大多数人从事外销画制作的人是社会底层的人,是外销画室中的学徒和助手,他们在工作中通过传统的手工艺作坊的授业方式学习西洋绘画技法。因此,外销画家之间的传授成为外销画家学习西洋绘画的第三种途径。

    相对于史贝霖、钱纳利、林呱的作品,大量无名的外销画工的作品算不上价值很高的艺术品。因为,首先他们大多只受过传统中国画训练,掌握的西洋画技法只是一些最简单的“皮毛”。在创作作品时,很自然地会加入自己掌握的中国画技法。加上是大规模作坊流水作业,对数量的要求必然导致质量的降低。作为廉价的旅游纪念品或贸易品,对艺术苛求不高的一般外国游客可以接受这种带有异国情调的“中国式”表现手法。其次,鸦片战争之后,外销画的销售也明显受到影响,不再有那么多外国主顾,外销画家只得把市场部分转移到国内。“中国式风格”的作品也更容易被国人所接受。

    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中国早期外销画家。他们留下了一些有相当水平的画作,而他们原本的真实姓名却不为人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外销画时所使用的英文名字,如:新呱、林呱、庭呱、煜呱等。“呱”是当时的外商,特别是十三行内的洋人称呼中国外销画家的习惯,主要是为了方便他们的记忆及称呼,而这个“呱”,后来也逐步发展为画店、作坊的名称。

    由于外销画主要是应来华洋人的需要而绘制的艺术商品画,其画店、作坊都设置在离洋人近的地方。当时,清朝政府对在广州口岸西方人的活动和居住都有相关的规定,其活动范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在广州贸易期间只能在广州城外珠江沿岸的十三行活动,于是,为了迎合市场,外销画家们纷纷把自己的画室、作坊开在十三行地区的商业街上。根据美国商人的记载,同呱(Tonqua)、小同呱(Tonqua Jr.)、富呱(Foiequa)的画店开在十三行的旧中国街上,而发呱(Fatqua)和林呱(Lamqua)的作坊则位于新中国街。现存的一套林呱画室制作的水彩画册上标有“林呱绘制,广州中国街”的字样。

    现存的题为《庭呱画室》的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外销画家庭呱画室内的场景。画面的视角从二楼的窗户向画室内望去,窗户两边挂着“一帘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的对联,3名画工在靠窗的桌子上各自作画。画室的墙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作品,包括中国风景、行商肖像和仕女画。

    外销画的发展:形式和内容

    从现存的外销画实物来看,18世纪早期广州口岸的外销画主要为纸本绘画和彩色木版画。纸本绘画被西方人称作“悬挂纸画”(Painted Paper-Hangings),形式与中国传统立轴不同,既不经装裱,也不加边框、轴头。这种低廉的产品只要卷起来就可装箱出口。这些纸画的内容多是表现中国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以及日常生活。彩色木版画由木版印刻,有的套色,有的在黑白版上填色。这一时期的欧洲曾掀起了狂热的对“中国趣味”的喜爱,《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画传》等大量木版书籍插图也由传教士带往欧洲。而此时产生的外销商品(包括外销画和外销瓷等),其西洋风格并不明显。

    所谓的“悬挂纸画”既薄又软,且没有边框,西方人买回家通常直接贴在墙上。从内容看,这些纸画多是表现中国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特别是富裕家庭快乐闲适的生活。另外,表现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的作品也比较常见,如耕织、采茶、养蚕,及家具、瓷器生产。1999年出版的黄时鉴、沙进(美)主编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一书,收录了美国马塞诸塞州赛伦市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里发现的一套19世纪30年代外销画家庭呱所绘的中国外销画360幅,描绘的正是广州市井民众生活的“三百六十行”,这些具有典型中国特点而且价格低廉的旅游纪念品,受到外国游客的喜爱。

    另一种广东出口的外销画是画在玻璃上的,一般镶有欧洲风格的雕花金色镜框,中国人称之为玻璃画或镜子画。玻璃画最早见于15世纪意大利圣像画,由于画在玻璃的背面,也被称为“背画”(Back Painting)。因为玻璃表面光滑,不易着色,技巧很难掌握,在18世纪的欧洲已经不再流行。而18世纪的中国画家、画工是如何掌握这一技巧,至今仍是不解之谜。(其实很简单,我一七八岁看过玻璃画,就领会其中奥秘。和刻章一样原理,水彩和油漆、油画昆合绘画而成,下节和广彩瓷画一起介绍)。

  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院(英国皇家博物院)藏有一张表现正在绘制玻璃画的画工的水彩画,真实地再现了玻璃画的制作情景。令人好奇的是:画工手中使用的是中国的毛笔,其握笔姿势也是中国式的。静物花卉、贵族悠闲的家庭生活、着清朝服装的中国仕女肖像,都是玻璃画通常表现的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中国仕女肖像画,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习惯,表现上融合了西洋画法,产生的效果与20世纪初上海流行的月份牌画风格惊人的相似。佚名创作的玻璃画《贵妇肖像》由瑞士的赖色夫妇收藏,画中的中国贵妇单眼皮、柳叶眉、樱桃小嘴、窄溜肩,配上华贵的发饰和服装,流露出浓厚的东方情调。画法上,画家着重对脸部、手部进行描绘,躯干和衣褶则相对放松,整体色调既有变化又不失统一。

    到了19世纪,悬挂纸画以其低廉的价格仍占有一定的市场,而制作复杂的玻璃画则逐步被油画所取代。前面提到的史贝霖、林呱、庭呱等外销画家,都是以油画见长。而且油画在18世纪以后,也成为欧美画坛的主流,出售油画作品,更容易迎合西方买家的口味。

    外销画的衰落

    19世纪40年代摄影术进入中国,在广州,照相业开始逐步取代外销画家的某些工作。同时,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及东南五口通商,广州不再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唯一港口,上海和香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成为西方人新的聚集地。面对变化的顾客需求和中国沿海贸易的新格局,广州外销画家的创作内容、方式以及画室的设立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些外销画家开始在香港开设分店,或者干脆把画店搬到了香港或上海。著名的外销画家林呱在1845年的9月就在香港的皇后大道3号开设了一家画馆。煜呱等画家晚期作品的商标上,也不再仅仅出现广州画室的地址,而是添加上自己在香港画店的地址。

    不仅工作的地点发生了变化,外销画室经营的内容也随着市场的需求做了相应的调整。部分外销画家开始兼营摄影。在写真、写实方面,摄影有着绘画无法比拟的优点,价格低廉、方便快捷。摄影术的引进,一方面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广州外销画时代的结束,另一方面,也可将其看作是外销画的延续。此后,广州外销画的质量和产量都明显下降,后期发展成为使用浓重的蓝、红、绿等颜色绘制的程式化装饰图案,仅仅可以作为价格低廉的旅游纪念品。

    还有一些外销画家在外销画市场低迷以后,开始使用新的石印技术,制作19世纪末日益流行的仕女月份牌画和商标画。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香港的关氏家族。该家族中的关惠农是香港著名的月份牌画家,有“月份牌皇”之称,有记载显示其曾祖父是著名外销画家关作霖。

    外销画在广州繁盛了100余年,造就了广东最早的一批西画家。这些外销画家直接或间接地向西方画家学习,受到17世纪荷兰画派、18世纪意大利绘画和英国绘画的影响,并能够及时掌握欧洲画坛及市场的动态,迅速调整自己,努力追赶世界绘画潮流,这在信息非常闭塞的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中西通商贸易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美术活动,广州外销画在中国西画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长期以来,普遍的观点认为,西画传入中国是由传教士画家、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两条渠道促成的。外销画的大量存世品及其研究表明西画传入中国存在着第三条重要途径:中西贸易活动。我们也注意到,传教士画家对西画的传播主要局限在宫廷之内,中国画家出洋学画也仅限于知识分子,中西贸易中的外销画的出现和发展则完成了西画在中国民间大范围传播的使命。

    相关链接:

    2001年9月,广州博物馆举办了以“外销画”为专题的展览,并出版《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一书,开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艺术爱好者对外销画的兴趣;2003年9月,广州艺术博物院又举办“阿伯特博物院院藏广州外销画”展览,同时出版《羊城风物》一书,引起了更多人对外销画的历史与价值的关注。

早期外销画: 贵妇肖像 (油画)
画者:佚名
年代:清
收藏者:赖色夫妇(瑞士)
早期外销画: 清末广东某女子画像 (油画)
画者:佚名
年代:清

    明清时期油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清代是中国油画发展的初始阶段。在欧洲传教士将油画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本地形成了以清代宫廷油画和广州外销画为主的两大油画类别。

  油画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始自明代,从公元十六世纪起,欧洲不断派遣人员到中国传教,为了这一目的,欧洲的传教士们携带了一些宗教宣传物,包括天主像、圣母像等油画画像。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西方的油画传入了中国,对西方油画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建功立业的意义。其中,意大利的罗明坚将西方油画带入了中国内地,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巧妙地将西方天主教油画及其铜版画复制品分送给中国皇帝和上层官员,起到了西方油画转承的影响效应。乔瓦尼在澳门进行了油画创作活动,并培养了自己的油画弟子,他的弟子们深入中国内地进行的艺术活动对明代油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批传教士在中国南方的通商口岸建立了最早的油画传播机构,造就了中国最早的油画家,赢得了中国皇室和民间对西画的艺术赞助和传播。这一时期成为了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初期阶段,此时的油画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至清代,中国油画的发展呈现南北方双峙的态势。在北方,清代宫廷成为北方油画的重镇。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在位期间,擅长绘画的欧洲传教士进入宫廷供职,将欧洲的油画技艺带入宫廷,由欧籍官员或中国内廷画师进行创作。当时供奉内廷的传教士有马国贤、郎世宁、王致诚、潘廷章等,他们除自己进行油画创作外,也影响了一批中国宫廷画师的油画创作。从目前存留的实物和文字资料中显示,清代宫廷创作的油画题材一般以帝后、官员等的肖像和宫殿的室内装饰作品为主,极少有用来创作主题性的绘画作品。由于当时的保存条件较差,宫廷中没有专门的油画修复人员,皇室对这些作品的收藏也并不十分重视,因而,清宫油画作品的存世量十分有限。

  在南方,从清朝乾隆年代起,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在这一地区,欧洲传教士的绘画技艺和油画作品通过传教和贸易两种方式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开来,中国当地的民间画师开始仿效这些欧洲画家,最早从事了西画的创作和销售,其绘画主题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和自然风物的方方面面,涉及民间风俗、风景、人物肖像等,画种主要有油画、纸本水彩画、通草纸水彩画、反绘玻璃画等。他们的作品极富特色,受到了当时国外来华人士的欢迎。于是这些作品也通过来华作贸易的欧洲人,向外传播出去。因此,与宫廷西洋画相比,清代广州外销画是根据民间的商业要求而发展,向外传播到香港、上海以及国外等地,其影响远比宫廷西洋画要深远。

  清代油画市场分析

  由于清代宫廷油画和广州外销油画的创作地点和绘画功能不同,其流传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油画作品在流传的几百年间,保存情况多不完好,有的甚至经过劫难,流散海外,现存作品已是十分罕见了。

  清代宫廷油画由于其绘画的功能性和政治的需要,在当时主要存于宫廷画院之内,在国内的流传较为有序。但由于清代皇室对这些作品的收藏并不十分重视,甚至被评论为“虽工亦匠,不入画品”,加之保存条件较差,宫廷中也没有专门的油画修复人员。因而,清代宫廷油画在其画完后的数百年间,保存情况并不良好,现存至今的已是凤毛麟角十分罕见了。目前可见的清代宫廷油画大都收藏在博物馆中,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为中国最早油画作品的《桐荫仕女图》、传教士所作《孝贤皇后像》、《乾隆皇帝射箭图》等等。而清代广州的外销油画,在当时就已经通过大量的中西贸易流传到了西方国家。而其在西方国家一出现,立即艳惊当世,风靡一时,受到欧洲公私收藏家的竞相收藏,如英国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就收藏了清代的广州外销画几十余幅。而在国内,这些油画却鲜为人知,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值来说都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多为民间所收藏,保存状况也多不完好。但相对于清代宫廷油画而言,如今在市场中可见的作品数量也相对较多。

  清代油画在其流传的过程中,除了藏于宫廷之外,民间藏有的宫廷绘画十分少见,而在市场中流通的清代宫廷油画则几近绝迹。而外销油画主要是应来华洋人的需要而绘制,因此成为了对外贸易的商品之一,19世纪30至60年代是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外销油画通过广州及通商口岸的画店销售到香港以及国外等地。与此同时,由于外销油画带有中国画的绘画特点,在国内市场中也很受欢迎。因而,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中流通的清代油画大都是外销油画作品,以及为数极少的清代宫廷油画。

  20世纪90年代,从拍卖在中国艺术市场出现以来,清代油画并没有受到市场和收藏家的重视。早在1996年,一幅清代《水浒人物玻璃油画》就在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中亮相,当时的成交价为17.6万元,这在艺术市场刚刚开启的当时也算价格颇高。但在此后的几年中,清代油画的成交状况也并不理想,不但在拍卖市场中连续几年少有此类作品的出现,而且上拍的作品成交价也仅仅停留在几万元的价格范围之内。2003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春天,但清代油画市场却没有随之高起。广州嘉德夏季拍卖会推出的《官员像》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保存最好、艺术价值最高的清代油画作品,拍卖行对这件作品的期望值颇高,当时的估价为150-200万元,但这件博物馆级的作品却遭遇流标。

  直到2005年,随着中国油画在艺术市场中的整体高起,收藏界才对清代油画有所关注,其作品价格得到了整体提升,作品的成交量也呈现了增长趋势。纽约苏富比成交的一件清代《欧式服装妇女肖像(PORTRAIT OF A MAIDEN IN EUROPEAN DRESS)》的价格有了质的突破,这件估价仅为100-150美元的作品,最终却以40.8万美元的高价成交,约合人民币337万元,这是清代油画首次在国际市场上得到相当的肯定。随之,国内的中诚信拍卖行推出了两件清宫油画《文官像》和《武官像》均以44万元的价格成交。在2006年的春季拍卖中,北京翰海推出的清代《广州商馆早期风貌》成交价为14.3万元,上海嘉泰“西洋美术--中国早期油画”专场推出的通草水彩画《产茶图》成交价为1.76万元。整体来看,市场中价格较高的清代油画主要以宫廷油画为主,而外销油画的价格较低,多处于几万元至十几万元的价格区间。

  近几年,虽然清代油画价格随着市场的升温而有所抬升,但在艺术市场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市场门类,其成交价格也没有随着艺术市场的火热而高企。在当代油画作品火热的艺术市场中,作为中国油画“始祖”的清代油画市场并没有随之火爆,流拍的作品没有因此而减少,成交的作品价格也没有得到大幅的升涨。究其原因,学术界研究清代油画的资料少之又少,其宣传和研究的程度都不够,因此收藏界对这部分作品的认识度普遍不高,关注度也远远不如当代油画。

  艺术价值和市场发展趋势

  清代油画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只有在了解清代油画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对其市场价值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就清代油画的艺术水平而言,放在当时欧洲绘画总体水平的背景来看,以郎世宁为代表的清代传教士并不能代表当时欧洲绘画的最高水平,而其他传教士画家和其中国弟子的绘画技艺就更加等而下之了,所以当时无论是宫廷油画还是广州外销油画,其艺术水平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就用途而言,清代宫廷内的油画大都用作人物肖像和装饰宫殿,极少用以主题性绘画创作,即便是油画肖像也是作为绘制大幅的帝后朝服像收集素材用的,而不是作为绘画创作来对待的。广州外销画的民间画师们,更是将油画作为对外贸易和交易的对象,具有较为浓重的商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油画在清代的创作融合了西方油画和中国本土绘画的艺术特点,形成了一种独有的艺术风格,具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在历史价值方面,无论是记录帝后生活的宫廷油画还是反映自然和丰富社会生活的外销油画,都反映出了当时清代的历史状况,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清代油画无疑是中国油画的萌芽时期,是当代中国美术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价值。

  融中国传统技法和西方油画风格为一体的清代油画作品,是能代表我国绘画风格发展和转变的划时代作品,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加上其存世量十分稀少,反映在市场中的价格也应当较为高企,但从清代油画在国内的市场状况来看,其成交价远远没达到其应有的市场价格,而在西方这类划时代的艺术作品如印象派的作品等都在市场中很受追捧,价格颇高。拥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清代西画,其市场价值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受到相当的肯定。

 

广州收藏不过200件

此次展出的清代外销画共208幅,由英国著名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英国皇家博物院)收藏和提供,题材主要分为“制茶”、“制瓷”、“制丝”、“各行各业”、“船舶”、“植物、鸟、昆虫”六大部分。画作以写实为主,表现手法独到,是十分珍贵的城市历史绘画。

  在18、19世纪的广州城内,出现了不少迎合西方顾客趣味的外销画作品。此类绘画在风格上受到来华旅行的欧洲画家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崭新的绘画方式,在题材上广泛地表现了华南乃至中国的社会风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外销画堪称清代中国的“手绘照片”。在欧洲的博物馆中,外销画被视作收藏珍品。然而在国内的博物馆中,外销画却是收藏缺项,据说以前在广州博物馆有一件反映十三行风貌的玻璃画。近期该馆又接受了一些捐赠的外销通草画,馆藏数量也不过200来件。据介绍,该院现藏的中国外销画约三四千张。

  这次画展反映最多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停泊在广州附近的黄浦港,广州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西方人集中地和贸易区,当时还没有照相技术,为了满足西方商人学者的需要,在十三行地区出现了专门模仿西方绘画技法、风格,绘籹外销画的职业画家,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加以描绘而出售给这些西方人,拥有广泛的市场。

啉呱的《男人像》 来自十八世纪以前的广州十三行“外销画”,是由中国画家采用西方绘画技术和材料绘制而成,因其专供输出海外,又被称为“中国贸易画”或“洋画”。由于当时“外销画”专供输出海外,而后又逐渐在本土消亡,现存的外销画在国内已成鲜见。这次由保利组织首次在国内开拍,不仅让世人重新领略昔日辉煌一时的艺术风采,也为当今外销画的研究与收藏提供了机遇和便利。由广州艺拍和保利拍卖行分别组织的两场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先后进行,揭开了2005羊城春拍的序幕。国内消失已久的“外销画”重现羊城,啉呱的《男人像》以6.82万元成交。

早期外销画: 男人像 (纸本油画)
画者:关乔昌 英文名--啉呱(Lamqua)
年代:清
规格:61×46cm
估价:RMB 60,000-80,000
成交价:RMB 68,200
拍卖时间:2005-01-09
拍卖地点:广州白天鹅宾馆国际会议中心
拍卖会:2005广州春季拍卖会
拍卖会专场:中国油画、水彩、版画
拍卖行:广东保利拍卖行有限公司
啉呱事实上是关乔昌的英文名。其生于清代嘉庆六年,是英国画家钱纳利惟一的中国学生,他的画风受到当时在英国形成中的新画风影响,以奔放的笔意、明亮的色彩和鲜明的对比为主要特色。由于钱纳利在英国本土的影响,使关乔昌的作品在海外也受到追捧。
早期外销画: 香港维多利亚港 (布上油彩)
类别:中国绘画类
公司:上海嘉泰
拍卖日期:2006年12月3日上海结束
成交价格:¥90,200 [上海] 
估价:¥60,000至¥70,000
尺寸:36×57cm
2006秋拍上海嘉泰十九世纪
拍卖地点: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上海市南京西路1333号)
拍卖公司:上海嘉泰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会 :2006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
拍卖专场: 西洋美术
澳门远眺及海港上的荷兰船只。此幅版画刻有澳门的名称,海面可见两艘荷兰商船,其一正鸣炮致敬。沿岸是南湾一带景色,右边的嘉思栏炮台及左边的西望洋山皆清晰可辨。1655--1657年间,荷兰派遣使节及东印度公司成员到中国洽商,纽荷夫将所见事物记载下来,辑录成书,于1665年出版。此图是荷兰文版的插图。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63页。
早期澳门全图。这是一幅创作于1598的铜版画。画面描绘了澳门开埠旱期的面貌,画面的人物及建筑都带有浓郁的欧洲色彩。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第52页。
广州地图。这是1840年英国画家布兰斯通画的广州城及郊区图。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143页。
广州城府图。这是清朝初期外国人绘画的广州城府图。图中描绘了珠江及岸上的热闹场景,并对衙门、炮台等重要建筑进行了数字标识。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6页。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1758年1月28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关于只许在广东贸易已晓谕番商的奏折。资料来源:《清宮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笫108页。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757年12月20日),乾隆皇帝关于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不得再赴浙省贸易的上谕。此上渝的颁布,标志着“一口通商”历史的开始。资料来源:《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笫107页。
17世纪广州珠江和十三行景色。资料来源:《清宮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第36页
广州府舆图(局部)。此图绘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城内的地标式建筑清晰可见。资料来源:《广州历史地图精粹》第5页
粤海关外洋船牌.它是1745年粤海关颁发给瑞典王后号的航行中国的通行证.资料来源 伟大的中国探险,一个远东贸易的故事. 第50页
部票。这是康熙年间(1622—1722)广东地方政府发给英国商船的部票,证明该船已经查验,不许留难指勒。资料来源:《中国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笫71页。
海关官员在丈量船货。外国商船在黄埔湾泊后,粤海关便派员到船上丈量船货,收纳税款,商船再驶到广州商馆区对出的珠江,进行交易。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44页。
粤海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设粤、闽、浙、江四海关,标志着中国海关制度的开始。粤海关当时设在广州域外的次固镇,地点在今天起义路与泰康路交界处。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10页。
位于黄埔湾的粤海关办事处。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下)第7页.
位于黄埔湾的粤海关办事处。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下)第7页.
从集义行(荷兰馆)眺望广州。这幅水粉画描绘了从荷兰商馆的阳台眺望河南地区及繁忙的珠江河道景色。画中散发出一种不寻常的孤清感。有别于其他表现商馆熙来攘往景象的画作。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71页
从商馆区望广州景色。这幅油画是从广州其中一个商馆屋顶上眺望珠江景色,背后可见在南面的西炮台。平台上的围栏里面有饲养的家畜,左边的码头绘有挑夫小贩等人物,河道上上挤满了小艇,画面既恬静又热闹。资料来源:《珠江风貌 》第181页
广州商馆侧貌。这幅油画从一斜视角度绘画东面尽头的商馆区,望过去可见美国、英国及荷兰商馆。此图是中国画家迎合西方市场而作。画中描绘了在院子围栏中图养的山羊。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83页。
广州商馆区风貌。这幅油画是英国画家丹尼尔1805年的作品,现藏于香港艺术馆。丹尼尔曾画了不少中国风景的油画,这幅画注重细部描绘,对小船的刻画尤为细致。这类景物是丹尼厼钟爱的题材之一。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61页。
从河岸远望广州十三行景色。这幅油画描绘了商馆的一部分,由左至右分别为法国、美国、英国及荷兰。商馆于1822年发生大火,此为重建后的面貌,昔日广场上的篱笆已不复见。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第82页。
广州商馆--大火初起。这幅油画描绘1822年广州商馆大火初起的情景:天空上轮明月,商馆后街的中国楼房上火焰初升,居民们有的提看灯笼,有的挑着水桶前来救火,航艇上的人都指向了火场。画面漆黑,使人如置身布满浓烟的火场中。资料来源:《珠江風貌》笫175页。
广州商馆--大火蔓延。这幅油画是描绘广州商馆1822年大火蔓延的情景:商行职员及水手前往灭火,但猛烈的火势把他们逼回船上,无奈地看着烈火燃烧。资料来源:《珠江夙貌》笫177页。
广州商馆--大火过后。这幅油画是描绘广州商馆被大火烧毁后的情景。只见灾后商行建筑只留下外壁,商馆前已不见昔日的繁荣。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179页。
广州商馆--大火熊熊。这幅油画是描绘广州商馆大火的情景。1822年这场大火的的起因是商馆被邻街饼店失火所波及,焚烧两天,洋行多被焚毀,损失惨重。图中描绘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可见火灾重惨烈。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第81页。
广州商馆区。这是幅玻璃画,画中的旗由左至右分别代表了丹麦、西班牙、美国、瑞典、英国及荷兰等国家。丹麦行位于商馆区的最左方,再往左行,就是中国人居住的地区,两边以一高墙相隔。玻璃画最早发源自意大利,十七世纪时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玻璃画的绘画方向与一般画法相反,它是绘画在玻璃镜片的背面,先画细致部分,然后再画背景。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65页。
广州商馆区一角。这幅油画描绘了商馆区内的情景:在商馆二楼的走廊上,几个外国人正倚栏张望,而广场内两位官员乘着轿子,在仪仗队的护送下前往英国商馆。商馆门上饰有彩带,有英国士兵和中国锣鼓手肃立欢迎。在商馆区内,有许多中国人围观。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169页。
美国花园。这幅画比较特别,它是用了钢笔及水彩画法。这幅图描绘了1841年5月22日至23日大火后的美国花园。这个花园从前是一个开放的海滨广场,但未经开发。左方是靖远街,右方是新豆栏街。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191页。
市舶司回府。这是一幅水彩画,画中描绘了市舶司到外国商船丈量货物征收税银,发给盖鉴后返回市舶司府衙的情景。据专家研究认为,此图是长卷的一部分,全卷应是描绘珠江河道上由黃埔船坞到广州商馆的景色。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卷完整无缺的相类似画作,全长26尺,绘于1760年。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57页。
新广州商馆。这幅油画把1841年火灾后的商馆区重建后的面貌描绘得十分细致。1856年另一次大火后,此景已不复见。在画的左方,存艘侧轮蒸汽轮船,它是美国在中国的商贸代理旗昌洋行的“河鸟”号。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97页。
远眺广州城。这是一幅水彩及水粉画,是罕见的广州域鸟瞰全图,许多著名的地标建筑都清晰可见,远处的山峰便是白云山。这幅画对颜料水份的控制尤其精到,吸收了不少西方风格技法,是一幅十分优秀的早期中国外销画。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63页。
波士顿倾茶事件。倾茶事件指的是1773年9月16日,在波士顿,一群白人打扮成印第安人,爬上三艘停靠在港口的英国船只,把船上的茶叶扔进大海。之后,类似的事件一件接一少件地发生。这幅图是根据这个事件而画的。画面上,一群波士顿市民正逼着一个满身粘满羽毛的海关官员喝茶,远处的船上,人们正把茶叶倒入海中。资料来源:《伟大的中国探险:一个远东贸易的故事》第98页。
广州十三行瑞典馆。1831年瑞典东印度公司解散,但瑞典在广州的商行仍保留下来,瑞典商人由公商转变为私商,其中最有名的是龙恩泰,他不但善于经商,而且是研究澳门早期历史的专家。资料来源:《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第40页。
龙思泰像。龙思泰是瑞典商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班,1798年首次到中国,长期留居澳门。进入中年后,潜心研究澳门历史,著有《早期澳门史——在华葡萄牙居留地及罗马天主教布道团简史》一书,以报道公正、史料翔实著称。资料来源:《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第43页。
十三行商馆码头。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11页.
十三行商馆前的货运码头。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上)第页.
十三行商馆前的集市。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上)第31页.
紫檀象牙广州十三行图插屏。这个挿屏为清乾隆年间的象牙作品,屏心为象牙雕刻的广州十三行景色,屏框架为雕刻花纹图案的紫檀木。资料来源:《中国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第68页.
十三行四大富豪之一:卢观垣与卢文锦父子。卢氏父子以经营茶叶外销致富,是十三行著名的广利行行主。卢观垣为打开茶叶通往国外的通道,斥巨资与美国商人签订卖茶合同,获得专卖权而盈利丰厚,被外国驻华商人尊称为“茂官”。图为卢文绵像。资料来源:《荔湾明珠》笫165页。
十三行四大富豪之一:伍秉鉴、伍元华、伍崇耀三父子。伍秉鉴在嘉庆年间曾任十三行首席行商,以经营怡和行致富。伍氏家族曾拥有财富超过2600万银元,是当时世界级富豪。图为伍秉鉴像。资料来源:《荔湾明珠》第166页。
十三行四大富豪之一:叶上林。叶上林是十三行义成行行主,他与外国商人交谊深厚,在外贸活动中占尽优势,以作洋行卖办致富,外国商人尊称他为“仁官”。资料来源:《荔湾明珠》笫166页。
茶屋。这是幅通草水彩画,画上分别画了炒茶、挑拣茶、筛茶、包装茶叶、品茶等,让人对茶叶贸易有个初步的了解。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45页。
瓷器岀炉。工人正从窑里把烧好的瓷器搬出来,作下一步的处理。在十三行对外贸易中,瓷器贸易占了重要比例。由于瓷器较重,船员装载货物时,通常把它放在舱底,以起稳定作用。资料来源;《伟大的中国探险:一个远东贸易的故事》笫74页。
从河南眺望十三行商馆。这幅水粉画前方是河南仓库区,挑夫正把一箱箱的茶叶运往舢板上,对岸是广州城的河堤,基督教堂清晰可见,它在1856年的大火中被烧毁。教堂前方泊碇了一艘汽轮船,是从美国波士顿来华的“火花”号。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195页。
河南货仓区。这幅油画所画的建筑群就是河南仓库区。1856年商馆区大火后,商馆的货仓便移到这里,直至1859年外国人租借沙面为止。河中的汽轮船“威廉梅茨”号是美国旗昌洋行的货船。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99页。
潘有度像
商人府第。全幅铜版画描绘的是广州商人的豪华府笫。它究竟是那个商人的府笫已不可考。在当时,外国商人如能到中国商人的园林府第中参观,被认为是莫大的荣幸。资料来源:《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第225页。
十三行丝绸商人义盛像。十三行商人请本地的画家为其作像,并赠送给外国商人作为纪念,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这幅义盛像就是其中之一,现存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35页。
十三行四大富豪之一:潘振承、潘有度、潘正炜祖孙三代。潘振承、潘有度曾出任十三行总商,一家三代均被欧美驻华商人尊称“潘启官”。潘家为国为民出钱出力,有“殷家纾难”之誉。图为潘振承像。资料来源:《荔湾明珠》第165页。
水果酒碗(广彩瓷)。在1760年至1800年期间,绘有广州商馆景貌的水果混合酒碗十分流行,外国人称之为”行碗“。碗上的图案飞彩流金,虽然把商馆的景象美化了,但无疑也把商埠百态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149页。
丝绸小作坊。这是一幅著花版画,画的是一间旁水而筑的丝绸小作坊。作坊内,工人有的在染丝,有的在绞丝,十分忙碌。在凉棚上,凉晒着已染好的丝。 资料来源:《荔湾明珠》第160页。
汤盘(广彩瓷)。此汤盘沿边用墨彩绘了两幅相同的珠江下游景色,中央纹饰为科都李氏家族的盾徽,他们是居于斯塔福德郡的阿斯持尼。这套餐具是专为这个家族烧制的。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47页。
行商府第。这幅铜版画描绘的是一个行商的府第,亭台楼阁,古树小船,完全按照江南水乡的风格建造。画中虽然无注明这是谁家的园林,但按《蜃楼志》所描述,应是行商苏万魁的家园。苏万魁,广州洋商中的领袖人物。资料系源:《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笫223页。
洋妃游庭园图(广彩瓷)。广彩不但为外国商人生产纹章瓷,也以外国的景物生产一些外销瓷。资料来源:《海贸遗珍》第147页。
鹰纹图碟。这是一件广彩纹章瓷。纹章瓷属于外销瓷中的“订销瓷”,是由欧美商人预先订制,再由中国工匠根据欧洲的纹饰、图案彩绘烧制而成。资料来源:《海贸遗珍》第186页。
园林宅第。这幅水彩画,据专家考证,是十三行商人潘家的的住宅,是海山仙馆的一部分。资料来源:《荔湾明珠》第63页。
摺扇。这幅是象牙扇骨水粉画,画上描绘了广州商馆风貌,商行门外的旗帜由左至右依次为丹麦、西班牙、法国、美国、瑞典、英国及荷兰。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158页。
中国的茶叶贸易。这幅油画描述了在乡间及黄埔岛上的各种制茶工序,以及经黄埔水道运茶叶往珠江口的情景,整个过程以故事形式顺序描绘出来。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19页。
茶叶作坊。18世纪初,丝绸出口量渐减,茶叶开始代替丝织品,成为对外贸易中的主要货品。资料来源:《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第87页。
瓷器装运。这幅图描绘了瓷器装运的情景,工人们正在瓷器包装箱内加入充填物,以防瓷器相互碰撞受损。资料来源:《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第81页。
丝绸店。这是间叫大章号的丝绸店,货架上写满了商品的名你,顾客正在选购货物。资料来源:《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第82页。
彩绘摺扇。此摺扇为19世纪中叶中国的外销品,扇骨用象牙,扇面从左至右画了三幅风景画,分别是广州十三行商馆、澳门南湾、香港铜锣湾。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47页.
龙形把银杯。此杯是1840年造,杯身刻有十三行商馆和珠江景色。这敖银杯目前知道存世量只有三只。资料来源:《珠江风貌》189页。
烧制瓷器.
外销广彩瓷。资料来源:《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第93页.
外销青花瓷。资料来源:《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第92页.
有蓋银杯。此杯是1839年造,杯以双龙作把,杯身刻有洋人在珠江赛艇一景,是广州行商赠送给外商的,因此它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纪念品。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87页。
黄埔船坞。这幅油画作者是煜呱。画中描绘了从长洲岛远望黄埔的全景。海港内侧停泊了美国和法国的商船,海港后面是黄埔岛,岛上可见岸边的仓栈及远方市镇的古塔。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33页。
黄埔帆影。这幅油画也是煜呱所作。画面与前幅大体相同,画的前面是平冈墟,对岸是新洲,建有许多维修船只的船坞,外国船只多停泊在此处。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笫76页》
寄碇于黄埔港的美国商船 亨利马克 号。这幅油画现藏于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35页。
古斯塔夫三号。它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后一次派往广州的远征队船只之一。资料来源:《伟大的中国探险:一个远东贸易的故事》第109页。
广州江边渡头。这幅油画描绘了广州城外乡村埗头的情景,极富水乡情调。广州位于西、北两江的汇合处,河道纵横交错,水网发达,人们往来,多仰赖横水渡,非常便捷。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第86页。
黄埔帆影。这是一幅着色蚀刻版画。画面是从黄埔的长州岛眺望广州。图中描绘了往来河面的中外货船,左方的塔就是琶洲塔。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29页。
广州十三行长卷。这幅画是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幅1760年由中国画家绘制的广州十三行长卷。画中的建筑和人物,基本是用西洋画的焦点透视法,而山水景物,则保留了中国传统绘画法。在18世纪中叶出现的中西合璧画法且专为欧州人所绘的长卷,可涗是广东外销画的开始。资料来源:《帝国掠影》笫177页。
瑞典商船。瑞典是与清政府贸易中最为文明的国家。瑞典东印度公司从1732—1806年组织了132次亚洲航行,只有3次到了印度,其余都是以广州为目的地。图为停泊在港口的瑞典船只。资料来源:《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笫5页。
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队。178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弥补因英法战争造成的损失,派战舰偷运鸦片到中国。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62页。
虎门海港上的外国商船。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49页.
黄埔锚地。19世纪初,停泊在黄埔锚地的外国商船。资料来源:海贸遗珍》第268页.
珠江景色。这是一幅通草水彩画,描绘了珠江某处的景色。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11页.
珠江一景。这是一幅象牙浅浮雕图,其中有彩绘和镀金,工艺十分细致。画面反映了珠江繁忙的景像。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67页。
广州街道。这是19世纪英国人绘制的铜版画。画中的建筑雕梁画栋,旗幡飘动,固然是南方店铺的传统风格。但二楼的窗户用了澳门风格的百页窗,商店类似南欧城市风格的骑楼那样,这些都是较接近葡澳的建筑风格。广州受了很多西洋风格影响,这些细节都被敏感的西洋画家捕捉到了。资料来源:《大清第国城市印象》笫201页。
十三行同文街。这幅是设色石板画,作于19世纪。同文街在十三行范围内,位于丹麦馆与西班牙馆之间,街道两旁均为中国人开的店铺,著名画家庭呱的画店就在该街16号。资料来源 :《历史绘画》笫87页。
清代十三行靖远街入口处,这是外国人画的关于十三行街景的粉本画,作者海因,绘于1853年前后,资料来源:《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第100页。
十三行靖远街街景。这幅钢笔画描绘了西人称之为旧中国街的靖远街,它位于十三行商馆的中心地带,这里有不少商铺,外国商人常流连于此。资料来源:《荔湾明珠》第153页。
十三行救火情景。这是一幅通草水彩画,画面绘了消防队员提着灯笼,推着水车前往火场的情景。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13页。
同文街上一间专营帽子的店铺。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第13页。
玉器珠宝店。这幅素描画了的街道商铺的一角,顾客中有本地人,也有几个水手模样的外国人和店家交流。资料来源:《海外遗珍》笫79页。
热闹的街市。在十三行附近的市街,人头攒动,热闹非常。一位外国人正在选购中国漆器。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85页。
清末十八甫惠爱街。资料来源:《海贸遗珍》第72页.
十三行 救火场景。救火队员抬着水桶、竹梯,打着灯笼去救火。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13页.
十三行救火场景。火灾初起,居民忙着把家中财物搬运到船上。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13页.
哥德堡号航行时的程景。哥德堡号是瑞典的商船,曾多次到中国,买回茶叶、丝绸、瓷器等货物。1745年哥德堡号回到故乡,在港口外触礁沉没。尽管商船沉沒了,但拍卖打捞的货物,这次航行最终还是得到了百分之十四的回报。资料来源:《伟大的中国探险:一个远东贸易的故事》笫51页。
马戈尔尼使节团驶离虎门的情景。这是英国画家亚力山大于1796年画的水彩画。马戈尔尼是英国第一次派遣前往中国的使臣,亚力山大是马戈尔尼使节团的随团画家。此画原本的旧装裱上有如下记载:“这是一幅珠江河口虎门的景色,马戈尔尼特使正在乘坐军艦狮子号往澳门,岸上的中国炮台鸣炮致敬。”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17页。
永泰兴通画店卖通草画情景。这是用通草纸画的通草水彩画,现藏于广州博物馆。通草画创作,盛行于19世纪的广州,专门外销欧美。这幅画描绘了外国人到永泰画店买画的情景,色调和谐,带有几分中国式的喜庆。门上的对联写着“永开骏业,泰运兴隆”,把店名永泰二字藏在联中。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09页。
长州岛外国人墳场。这幅油画描绘了长洲岛上的墳场和碑石,以及黄埔港中停泊的两艘美国商船。墳场中央的尖方碑是为纪念亚历山大埃佛里特而建,他是来华的笫一任美国专员,于1847年6月28日在广州逝世,并于翌日安葬在此岛上。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131页。
19世纪期间,为迎合外国人的需求,中国有大量的油画、水彩画、水彩画外销出口,因此也造就了一批本土画家,他们在十三行附近开设画店,兼作经营。其中较有名的是啉呱、庭呱兄弟等人。此图为啉呱自画像。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第19页。
广州商馆区。这是创作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外销画。所谓外销画,是这个时期广东沿海一带城市的画匠为迎合欧美商人的需要而创作的,专供欧美市场的纪实性绘画。这些画对欧美人了解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和山川景物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幅画是广州十三行商馆区。资料来源:《海贸遗珍》第261页。
海幢古寺。这是一幅海幢寺的铜版画。按清朝的规定,来十三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不得离开商馆,他们被隔离在狭小的房间里,不利于身心健康。嘉庆二十一年(1816),两广总督应英国人的要求,把海幢寺和陈家花园开放给十三行外国商人,准许他们在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到海幢寺或花地游览,每次不得超过十人,必须在日落前回馆。资料来源:《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第213页。
马戈尔尼勋爵。18世纪末,英王乔治三世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以马戈尔尼勋爵为首的庞大访华团。这是清代外交史上的一重大事件。马戈尔尼访华团的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来华时所绘的图画,是18世纪西方人了解中国最早的形象资料。资料来源:《帝国掠影》第1页。
十三行商馆。这是一幅十八世纪末的外销玻璃画,画中描绘了个商馆的外貌,记实中又带点夸张。由于年代久远,画的左边已有几道裂痕。资料来源:《海贸遗珍》笫263页。
市井风情之一:卖瓜图。这是十九世纪初专供外销的通草水彩画。赵泰来先生捐赠,广州博物馆藏。资料来源:《海贸遗珍》笫282页。
市井风情之二:卖鸡图。这是十九世纪初专供外销的通草水彩画。赵泰来先生捐赠,广州博物馆藏。资料来源:《海贸遗珍》第289页。
市井风情之三:卖药图。这是十九世纪初专供外销的通草水彩画。赵泰来先生捐赠,广州博物馆收藏。资料来源:《海贸遗珍》笫288页。
庭呱画室。庭呱是清代广州十三行著名的外销画画家,目前在欧美等地的艺术馆收藏了不少他的作品。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画》第7页。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作者:司当东。斯当东是英皇特使马戛尔尼使节团的副特使,他在书中详尽细致地将使节团谒见乾隆皇帝的过程记录下来。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66页。此为该书的插图。
传教士与来访者交流。在外国传教中,较著名的是英国人马礼逊,他翻译了《圣经》,编纂了《华英字典》等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76页。
传教图。这是幅清代的外销画。画中描绘了在河边小道上,一个穿红衣的外国传教士 和路旁小憩的中国妇女交谈。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33页。
花埭景色。这幅清代外销画描绘的是花埭水乡的景色。在清代,花埭是开放给外国商人游览的地方之一。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94页。
英使觐见图。1793年英国第一次派遣使团访华。图为英使在热河觐见乾隆皇的场面。行礼者为随团的见习童子。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笫68页。
《皇清职贡图 》内页。按照18世纪清朝的官方观念,西洋通商各国一概被视为“贡国”。《皇清职贡图》就是介绍西洋通商各国的书。该书于乾隆十三年(1748)敕撰,三十六年(1771)刊行。资料来源:《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第105页。
《皇清职贡图》中介绍法国的内容。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下)第109页.
《皇清职贡图》中介绍瑞典人的挿图。资料来源:《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第104页。
康熙帝致罗马教廷的文件。罗马教廷认为中国人祭祖和拜孔子与天主教不能相容,禁止中国教徒祭拜祖先和孔子,康熙帝多次致书罗马教廷,抗议教皇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27页.
两广总督接见英国使团。这幅油画作于1794年。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下)第111页.
平定西域战图。这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中央政府平定新疆准葛尔叛乱后,根据描述战争场景的图画而制作的铜版画。这批铜版画由法国制造,历时十一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上)第129页.
市井风情之一——磨铰剪铲刀。这是19世纪外销通草画,赵泰来先生捐赠,现藏于广州博物馆。资料来源:《海贸遗珍》第283页.
外国医生在华行医。十三行中外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医学技术。图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郭雷枢为中国人治病。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82页.
外销水彩画——炒茶叶。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36页.
外销水彩画——给茶叶箱上彩。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43页.
外销水彩画——给茶叶箱上彩。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43页.
外销水彩画——拣茶叶。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40页.
珠江南岸风景。清朝时期,广州官府不允许外国商人入城,只让他们在十三行商馆和珠江南岸的海幢寺、花地一带活动,因此这一带成为中外混杂的地点。资料来源:《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第209页.
虎门远眺。这幅油画描绘了虎门的景色。虎门为珠江之门户,天险重地,是外国船只往广州的必经之途。画的左方为横档炮台,右方为威远炮台。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第74页。
虎门战役。这是一幅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描绘了虎门战役的情景。1841年2月,英军从零丁洋的大角起锚,直攻虎门。虎门炮台的清军无心恋战,纷纷逃跑。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坚守阵地,被炸死在炮台。虎门战役以清军失败告终。资料来源:《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笫231页
鸦片烟鬼。这是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画中描绘了广州某鸦片烟馆的情景。由于鸦片烟的泛滥,清朝每年都流失大量的白银,中国人也被西方人呼曰“东亚病夫”。资料来源:《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笫195页。
中英官员会面图。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逼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幅水彩画记录了1843年6月钦差大臣耆英到香港主持《南京条约》换文时港督砵甸乍迎于督辕之情景。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第24页。
珠江上的海珠炮台。这幅水粉画描绘了海珠炮台及周边景色。海珠炮台筑于海珠石上,有祠庙,祭祀宋朝名宦李昂英,是古羊城八景之一。这里距商馆区仅一哩之遥,是来穗外国画家最喜欢描绘的地方之一。1931年填海后,海珠石不复存在。资料来源 历史绘画77页。
太角战役。大角位于珠江口的顺德境内,与对岸的沙角相望,扼守着珠江。1841年英军进军广州,在大角登陆,与清军发生激战,清军守将陈连升及280多人战死。资料来源:《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第229页。
《南京条约》稿本局部之二。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派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等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南京条约》稿本局部之三。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派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等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南京条约》稿本局部之一。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派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等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穿鼻洋海战图。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二十八日,英军在穿鼻洋海面炮击清军水师巡逻船,水师提督关天培指挥清军奋起还击,大败英军。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111页。
林则徐虎门销烟图。1839年,林則徐把收缴英国和美国商人的二万多箱鸦片在虎门海滩销毁。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109页。
林则徐像。林则徐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族英雄。1839年6月3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鸦片,历时23天,共销毁鸦片237万斤。这就是著名的“虎门烧烟”事件。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108页。
清代广东水师营官兵驻防图(广州部分)。资料来源:《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第292页。
清代水师双桅船。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笫5页。
停泊在伶仃洋的鸦片走私船。装载鸦片的外国商船称为“鸦片趸”,通过“快蟹”、“扒龙”这些走私快船分送各地。鸦片大量输入,使白银严重外流,国库空虚,最终因此而爆发鸦片战争。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96页。
大黄滘塔。大黄滘位于芳村东朗与南漖之间。1841年3月13日,英军攻占大黄滘之后,直逼广州城。资料来源:《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第233页.
海珠炮台。炮台位于广州珠江东河道的海珠石上,是镇守广州城的重要炮台之一。这幅是描绘海珠炮台的墨水水彩画,作于1832年。资料来源:《珠江风貌》185页。
清朝军队。这幅油画作于1800年。资料来源:《黃埔秘档》(下)第118页.
清代战船 。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清代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22页.
清代战船。资料来源:《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第122页.
停泊在江面上的鸦片趸船。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下)第70页.
鸦片走私——打包。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下)第63页.
鸦片走私——过磅。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下)第63页.
鸦片走私——入仓。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下)第63页.
英国首相主战演说。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下)第81页.
正在装卸鸦片的英国商船。资料来源:《黄埔秘档》(下)第41页.
18世纪末的澳门。广州来的引航员在这里登上外国来华商船引航入广州。资料来源:《伟大的中国探险:一个远东贸易的故事》第46页。
从铜锣湾望渣甸洋行。这幅石版画描绘了渣甸洋行公司及仓库,还有泊碇在岸边的几艘洋船。而画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近景的中国帆船和几个优悠自在的中国人。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219页。
香港维多利亚城。这幅水粉画描绘了維多利亞城及山顶一带的景色:繁忙的海港上泊碇了多艘中式或西式的帆船,建筑物由海參逐渐伸延到半山区,一些建筑物描写精确,如位于中间的圣约翰教堂亦能辨认出。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225页。
澳门全景。这幅水粉画绘画得十分精准,它从西望洋山北望澳门城,很多著名地标如大三巴、大炮台等清晰可辨。这些景点保存至今,是澳门著名的古迹旅游景点。资料来源:《珠冮风貌》第105页。
从半山俯看港岛景色。这幅铅笔扫描画描绘了香港中区及东区1860年时期的景色,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欧式建筑密集于中区、半山一带,反映了当时港岛市容蓬勃发展的景象。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笫39页。
从香山炮台俯看澳门。这是一幅着色石版画,近处是在进行一个中国式的葬礼,左边是松山炮台,右边是大炮台,远处是澳门景色。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103页。
皇后大道。这幅著色石版画描绘的是1860年时期皇后大道西的街景,两旁都是两三层的店铺,踪迹至今已荡然无存。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笫41页。
妈阁庙外的广场。这幅著色石版画画的是澳门妈阁庙外景。妈阁庙是17世纪渔民为奉祀天后而兴建的,庙内亦有供奉菩萨的殿堂,它被称为“这国土中最出众、最受人景仰及异常典雅的建筑物”。资料来源:《珠江风物》笫79页。
圣保禄教堂遗迹。这幅著色石版画描绘了圣保禄教堂遗迹前的情景:有一列队伍,由一手持十字架的人率领,朝着教堂门楼的方向,沿着梯级缓步而上,周围的人或站或坐,观看这个仪式。圣保禄教堂遗迹,俗称大三巴,是澳门著名旅游景点。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97页。
维多利亚城及山顶。从这幅水彩画中,可清楚地看到香港总督府、圣约翰堂等建筑,画面写实生动。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第35页。
香港的竹制导水管。对这幅著色石版画,作者有这样的描述:”峡口有一巨石,在冈顶的两边,有一条引水道,由一条横亘于巨石上的竹制导水管连接,把水引等到一块荒瘠的土地,作灌溉之用“。资料来源:《历史绘画》第18页。
香港造币厂。这幅水彩及水粉画描绘了造币厂的外景及花园,背景是铜锣湾。1868年后造币厂售与怡和公司兴建糖厂,铜锣湾糖街因而得名。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笫222页。
从珠江眺望沙面。这是一幅清代的外销画,描绘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白鹅潭和沙面的景貌。资料来源:《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第121页。
澳门海港上的荷兰船只。此幅版画作于1665年,是荷兰画家纽荷芙根据1655——1657年间随荷兰使节及东印度公司到中国洽商期间的所见所闻而作。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63页。
濠江渔歌。这幅油画描绘了澳门南湾的景色:海浪、渔艇、房屋、远山,构成了一幅优美的海岛风景画。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71页.
南湾景色。这是一幅描绘澳门南湾的风景画,涌港上,波光磷辟,渔船点点。资料来源:《珠江风貌》第73页.
这张藏于广州博物馆的清代外销画记载了百多年前广州越秀山、石室教堂、六榕塔和光孝寺等多处建筑文物的当年胜景。
广州珠江与十三行商馆,新呱绘,约1855至1856年。

十三行期间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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